倒霉必有因：贵州告急之五

贵州菌业扶贫投资额之大，口气之雄，前景描述之妙，许诺之快，足为中国当代之典范。

中国人向来不听西方那一套，比如人家西方的经济学家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咱们就不信邪。贵州当初决策发展四十亿棒香菇，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的草稿，这个人肯定是不相信市场的，而且也不相信眼泪，因为最后为之流泪的，是那些倒霉催的老板和亏哭了的农民。这个决策只有两种结局：成功了香菇产业玩完，不成功贵州扶贫产业玩完。

这些全国人民的血汗，最终的流向，恐怕谁也不要说清楚，毫无疑问扯起了全是一串串的王八蛋（这个是赵本山发明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讲节约只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

政府干活，基本上属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所以政府实际上绝对干不出具体的好事，除非给上足够的监督，而且尽量不涉及花钱。在中国特色之下，政府行为被官员们异化成了：“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这个事就不是原来的事了。扶贫的项目，基本上都这样。

如何把扶贫变成自己的事呢？这里面的学问就很多了，我仅仅把我道听途说的两个套路摆摆龙门阵。

一个是政绩工程，那就是官员不遗余力的支持某个项目，给自己营造政绩。当然这个想法看起来天衣无缝，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因为领导干部也不能自己去干活，而是找“代理人”，对于代理人来说，仍然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大凡看见那种建设得漂漂亮亮的扶贫项目，基本上就属于这个类型，具体操办的人，虽然不讲究效果，面子上一定会光鲜亮丽的，这是一个合格代理人的必须。但是，顺手捞上一点，这就是“自己的事”了。

另一种是关系工程，那就是官员当幕后老板，想的倒是把事情做好成为一个长久的财源，前台的老板得了政府款项，干好了少不了背后官员的好处。但同样事与愿违，那个前台老板可不这么想，所以利用操办的机会，先捞一把再说，也就变成了自己的事。据可靠消息，一批投资后无法报销的项目，都是捞过火了的，这就是偷鸡不到蚀把米。上面的上面可能也料到这一点，所以审计非常严格，这就是新动向了。由于这样一来部分地方也钱花不完，那就想办法给能够报销的多点，居然弄得一些本来不太打算从公家那里捞钱的老板有渔翁得利的味道。

因为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所以，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里面，低质优价比比皆是，其中最邪乎的莫过于发酵罐和净化车间建设内容，因为这两种东西的底细外人通常都不懂。我有心的打听比较了一下，从两倍到五倍的情况都有，这些猫腻，也就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必然。将来如果来一个“食用菌产业扶贫专项反腐”，最容易查处的，就是这些王八蛋干的活计，顺便我要鄙视一下东北某些卖罐子的人，通过技术骗子去做买卖，这是和骗子等同的行为。

更为普遍的“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是无视科学的决策规划，一些地方连水都缺乏，也搞食用菌基地，并且不经论证即上马花钱。反正有一点是错不了：花钱就是收钱，没有监督，没有程序，因为跳出了政府费用层面的手续，那个自由和大方，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个样子花钱的背后，是且只能是腐败，深重的腐败。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贵州的行为了，口气大，叫“豪言壮语”，这个上面肯定喜欢。

中国现代史里面这种故事多得很，全面的“大跃进”虽然已经被认定是胡折腾，但新“大跃进”层出不穷。食用菌行业也一样，阜平是始作俑者，贵州属于发扬光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贵州食用菌的大跃进运动里，没有多少满怀希望的人不会失望。

就我个人掌握的信息分析，所有参与者基本上最终都要失望，那些目前捞到盆满钵满的，早晚都要吐出来，只有上游设备设施厂商或许可以平安离场（如果基本上结清账目的话，如果不“强力”反腐的话）。可能还有一伙可怜的，是那些稀里糊涂卷入的异地地科研机构和个人，在贵州官方行为如蛮牛般横冲直撞的时候，他们可能率先头痛，虽然未必损失金钱，时间是白费了，名声也要受损。

我看着某些实际上焦头烂额的企业，时不时地发一些自我陶醉的东西到网上自吹自擂的时候，感觉一万匹草泥马在飞奔，老板你们这是损人不利己啊？自作聪明其实蠢如猪猡，报应快到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