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骏·闯进陌生的戏剧界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禄口机场突发的疫情，网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对原东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冯军的炮轰，冯军的名字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外行领导内行”这一著名论断的质疑和批评。

“外行领导内行”是伟大领袖在反右期间说的一句金玉良言，不断为后来的各级领导所引用。姑且先不妄议此话的原意，我以为外行或是内行能否胜任或大或小的领导岗位，首先的前提是有无私心、贪心、野心。利欲熏心，心术不正，最专业的内行也不可能成为好领导，德不配位，在这种人所领导的部门、单位出现问题甚至酿成大祸，是早晚的事情。而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外行领导，必将在学习、摸索中不断取得经验，做出良好的业绩。

50年代初，当时上海各区的剧团干部配备都较薄弱，剧团管理混乱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各区区委就把较优秀的区新华书店经理或副经理，纷纷调到剧团当支部书记或指导员。这些兢兢业业的老同志，尽管全是外行，却使不少剧团打了翻身仗。后来市店领导发现，釜底抽薪，影响了书店工作，遂向市委宣传部写了报告，要求把调去的人调回来。这个问题直到1962年底由中宣部发文才解决，但已经调走的人却回不去了。

1953年8月，美军被迫在朝鲜与志愿军签订停战协定。就在这月，我随志愿军总部于1953年8月回到祖国的。回国前，战地文化服务队中有19人打报告正式参军，我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军还是选择了回国。回到上海后，我仍在上海新华书店分店工作。

1961年3月，我也从上海市杨浦区新华书店，被调到杨浦区爱华沪剧团任支部书记，同时还兼任1个扬剧团、1个淮剧团、1个评弹团和7个剧场的支部书记。但兼任的书记都不管行政工作，只管党的工作，而对爱华沪剧团是什么都要管的。调到爱华沪剧团后，我的编制就在杨浦区文化局，工资也是文化局发的，只是没问是机关编制还是事业编制，当时人们对编制是不在意的，后来调到绍兴的机关，那就是机关编制了。幸亏调到剧团，如果仍在新华书店，后来书店改为企业，退休工资就不一样了。

爱华沪剧团是从川沙县合并到杨浦区的，原来川沙文化科有个指导员派驻在那里，我到爱华时那个指导员已走了。爱华沪剧团是个以年青演员为主的剧团。但团长是个老年演员，唱戏嗓子已经不行了，因为有名所以还是有观众基础。我去爱华沪剧团时，区文化局配备了3个人，1个是烟厂的车间主任，1个是文化局的人事干部，我当书记，但不久那个车间主任就调到沪东电影院去了。支部实际只有两个人，剧团没有党员。入驻剧团后面临的是一片混乱，演出不正常，没有新的戏，经济上也出现危机，新老演员矛盾突出。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大胆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要他们对指导员和县文化科提意见，矛头不针对演职人员。经过“三大”后把情况摸清楚了，根源是原来的指导员私心太重，多吃多占，工作能力太差，不会处理剧团内的矛盾。因此我就规定我们领导要以身作则，剧团内分东西，我们不能要。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市委对剧团有照顾，平均每月每人有1斤肉，我把肉分成三等，演员每人每月1斤半，乐队每人每月1斤，其他人员每人每月半斤，由食堂烧好在剧团吃。我是最低一档，每月半斤，这种做法给剧团的人起了表率作用。然后处理新老演员的矛盾，演出以年青演员为主，年青演员拥有大批青年人粉丝，但也给老演员一定的演出时间。同时抓创作、编剧、导演，发动演员都来写剧本。演员写剧本积极性很高，演出的剧本都是演员写的，编导人员却一个剧本都没写出来。人员关系理顺了，就开始发展党员，演出正常，剧团积累也多了，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剧团任职期间，我小妹谢文珠在学校放暑假时到上海探亲游览。在剧团时晚上无法为她安排住宿的地方，就让她睡在舞台上，没有睡衣，我拿出了仅有的5元钱，给她买了条裙子。而这时我却在考虑我的退路了，我对剧团的工作毫无兴趣，而新华书店又回不去，回绍兴老家则成了最好的选择。由于婚后夫妻长期分居，妻子不可能调进上海，唯一的选择只有我回家。

经过杨浦区委组织部的努力，我回到了家乡。调动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杨浦区委组织部打电话给绍兴市委，说我们有一个干部要调回老家绍兴，请你们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绍兴方面的负责人似乎感到为难，想了一会说：“我们百货大楼正好需要人，就让他去那里吧。”上海组织部的负责人听了十分生气，回答说我们调去的是一个正正当当的党政干部，难道叫他到百货大楼去售货吗？绍兴负责人自知理亏，赶忙纠正：“那就到市委宣传部吧！不过部长、副部长都没位置了，但他的级别比他们还高，只好委屈一下了。”就这样，我进了绍兴市委宣传部。

爱华沪剧团经过整顿后朝气蓬勃，我离开剧团后，演员又创作了一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剧本，后来名称改叫《红灯记》。《红灯记》演出后场场爆满，文革期间引起了江青的注意，特派中国京剧院的人来上海专门观摩，并将沪剧《红灯记》移植改编为京剧《红灯记》，成为家喻户晓的八大样板戏之一。爱华沪剧团也因为这本戏大大风光了一把，随后与上海人民沪剧团合并，改名为上海沪剧团。

我离开爱华沪剧团3年后，在一次出差去上海时，顺便看望了剧团。剧团人员看到我去，表示热烈的欢迎，甚至激动地把我抱起来，几个人把我扔上扔下，我也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文革初期，剧团连发来两份电报和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要我回上海，说要与我“算账”。绍兴的同事劝我不要去，但我还是大胆地去了。到了剧团我问有什么事，得到的回答说怕你在绍兴挨斗吃亏，我们要保护你！我们剧团内尽管分有两派，但你什么都不要管，饭票给你，晚上看看戏，就躲在剧团里吧！他们还特别嘱咐我不要到新华书店去，但我还是去了，到了书店，他们对我也和剧团一样，给我饭票，住在店里，不要管他们两派的事。

看来因为多少为大家做了点好事实事，我在上海的人缘还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