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苏北里下河自然环境的变迁

【乡土地理】彭安玉：论明清时期苏北里下河自然环境的变迁

2013-03-31 13:04阅读：525



虎墩崔氏驿站--崔一良

崔一良，东台人，盐城幼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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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苏北里下河自然环境的变迁

彭安玉

【摘要】明清时期，黄、淮洪水屡屡倾泻苏北里下河。水走沙停，里下河地区的河湖港汊日趋淤塞，并最终导致射阳湖的消失。里下河自然环境亦因此而完成了从泻湖到平畴的巨大变迁，而自然环境的变迁 又进一步加剧了水灾的肆虐性。水灾与自然环境变迁交相作用，将里下河引入赤贫的深渊。

【关键词】苏北；里下河；水灾；自然环境；变迁

在历史上，江淮之间的运河曾称里运河，又称里河，而大体上与范公堤平行、位于范公堤东侧的串场河则被称之为下河，介于里河与下河之间的地区，遂被称为“里下河”，面积超过1．3万平方公里。在地质时期，里下河自然环境经历了从大海到泻湖的巨大变迁；在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则又经历了从泻湖到平陆的巨大变迁，而明清是这一变迁最为剧烈并趋于完成的关键时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里下河自然变迁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学术界却少见深入的研究。明清时期里下河自然环境何以出现如此急剧的变迁?其变迁的具体进程如何?本文拟对此做一探析。

一、苏北里下河自然环境变迁的主要动力

里下河是著名的洼地。早在地质时代的燕山运动之后，苏北靖江、如皋一线以北地区就一直处于凹陷下沉之中，这是里下河洼地形成的地质背景。在这一时期，里下河地区几番海水进退，几番沧海桑田之变。在距今7000年前，苏北海岸线大致在赣榆、海州、灌云、灌南、涟水、高邮、扬州一线。此后，海平面逐渐稳定下来，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时期，苏北沿海海域在波浪作用下，泥沙作横向运动，逐渐堆积成岸外沙堤。据学者考察和研究，在里下河东侧滨海平原上，发育有五道沙堤。[1](P20)与此同时，长江每年携带4亿吨左右的巨量泥沙，在镇江、扬州之间入海。在江流、海浪的激荡下，长江口岸南北两侧各自形成一条沙嘴，其中北岸沙嘴从扬州向东，经泰州、海安、如皋、如东一线，与里下河东侧的岸外沙堤会合，将广大的里下河腹地封闭成宽阔的泻湖。沉积剖面表明，兴化一带在沼泽相沉积的下面，便是滨海相粉砂层。[2]此外，兴化还发现有古泻湖条件下的咸淡水交汇的动物群——蛏子。曾是泻湖中心的兴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茭苇丛生，大小湖泊犹如贯珠，而以射阳湖为最大。

然而，泻湖形成之后，又开始了向平陆演化的历程。在北宋以前，由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这一历程一直在缓慢地进行着。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利用里下河众多的湖泊，开通了沟通江、淮的古邗沟。秦汉时期，里下河日渐涸出，形成一些聚落，秦有高邮亭，西汉则有盐渎(今盐城)、射阳(今兴化北)、平安(今宝应西南)、高邮、海陵(今泰州)等县。[3]隋唐五代时期，里下河区域开发明显加快，见于记载的水利工程即有邵伯的平津堰，高邮的富人塘、固本塘，宝应的白水塘、羡塘、永安堤以及徐州泾、青州泾、竹子泾，山阳的常丰堰，淮阴的棠梨泾等等，而尤以常丰堰效益最大。此外，唐政府还两次在射阳湖设立官屯，有组织地开垦湖滨荒地和围湖造田。至南唐、吴越时，“江淮之间，旷土尽辟”①，遂在射阳湖区内低洼的地方设立兴化县(今兴化市)。北宋时期，前朝水利工程被一一修复，诸如高邮的陈公塘，宝应的泥港、射马港，山阳的渡塘沟、龙兴浦，淮阴的青州涧等，还有著名的海塘工程范公堤、兴化的姜家堰、江都的古盐河等。政府在里下河大兴屯田，推广占城稻，苦心经营。应当说，在北宋以前，地处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境内，自然环境堪称优越。

那时的淮河在今涟水县东北独流人海，清流通畅，河槽宽深。里下河水系井然，万历《扬州府志》卷5记载：“广陵地高阜……诸汊涧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于高宝三十六湖，东北趋射阳、盐城入海，东南入江，水顺流径直易泄。……以塘储水，以坝止水，以沃归水，以堰平水，以涵泄水，以闸时其纵闭，使水深广可容舟，有余则用浸灌。”在汩汩清流的滋润下，里下河桑麻披绿，稻麦飘香，较少水旱灾害。

在南宋以后，由于黄河夺淮为常，里下河自然环境演变的进程陡然加快。在历史上，黄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在南宋之前，黄河下游河道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流经河北平原由渤海湾入海，然而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后，黄河却持续离开河北平原而南摆至淮河流域夺淮入海为常。《金史．河渠志．黄河》记载，明昌五年(1194年)八月，河决阳武，“灌封丘而东，水势趋南”，由泗入淮。这次河决后，黄河干流加速南流。特别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②，形成单股入海局面之后，黄河频繁溃决，浊水泛溢于苏北平原，填海造陆，淤塞湖泊，打乱了原有的自然水系，极大地改变了包括里下河在内的整个淮河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到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之水在江淮平原上横行了七百多年。这是里下河自然环境演化最快、最剧烈也最为深刻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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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70。

② 《行水会签》卷39。

深刻而剧烈地改变里下河自然环境的力量来自黄河的洪水和泥沙。众所周知，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素有“泥河”、“浊河”之称。《汉书·沟洫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黄河已是“河水一石，其泥六斗”。唐代盲目开垦黄河中游晋陕峡谷和泾、洛、渭河流域，统治者于此乱伐森林，黄河中游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陆性气候日渐加强。每至夏秋时节，黄河中游地区连续性的暴雨冲刷裸露而疏松的黄土层，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治河方略》（卷9）记载清人陈潢所言：“平时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今天，黄河年径流总量不过500亿立方米，而年输沙量竟达16亿吨之巨，郑州段黄河大堤年淤高近10厘米。巨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之上，加剧了河患。据《明史》、《清史稿》有关河渠志的记载统计，黄河在苏北溃决的次数，明代45次，清代47次，每隔几年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水灾。在频仍的水灾中，里下河受祸尤深。这是因为，里下河本是有名的洼地，而唐宋时期沿海海塘工程的兴筑以及黄河夺淮后苏北“地上河”的形成、高家堰的增高、运河大堤的加固，进一步强化了里下河的低洼性。在地形图上，里下河是一个很特别的碟形洼地。它的南面是通扬运河和沿江高沙地；西边是历史上视为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和高耸的运河大堤；北边是黄河故道，比里下河高5米以上；东面是串场河和范公堤，也比里下河高1—2米(见图1)。

登高而望，内若釜底，而溱潼、兴化、建湖更是洼中之洼。一遇洪水，外来水、高地水即迅速向洼地汇集，“诸水投塘”，里下河成了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明清时期，里下河水灾愈演愈烈，还与频繁开启“归海坝”及高家堰“减水坝”有直接关系。在历史上，洪泽湖、高邮湖曾经到达过的最高洪水位分别为16．9米和9．46米，比兴化的塔尖还高，而高家堰和运河大堤则如两道高耸的长墙突立于洪泽湖和运西诸湖东岸。每至夏秋汛期，黄淮洪水暴发，以数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线孤高之堤，值西风鼓浪，高家堰即有崩决之虞。高家堰一旦决口，饱涨的洪泽湖水即狂泻运西湖泊，再以高屋建瓴之势俯冲运河大堤，进而泻入里下河。于是里下河地区水浪滔天，墙倒屋坍，鸡飞狗跳，惟见树冠挣扎于洪波之上，浮尸翻滚于激浪之中。《河渠纪闻》卷14记载，康熙九年(1670)五月，狂风暴雨掀起的巨浪将高家堰冲决五丈多，塌陷石工六十余段，“又漫翟坝而下，直注高宝湖，风水大涌，塌崩如雷，高、宝、泰田庐尽淹”，而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据《清史稿．河渠志二》统计，从顺治四年(1647)至同治五年(1866)，共决运堤14次，平均15．6年一决。每次决堤，里下河均惨遭其害。“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以及“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顶已行舟”的苏北民谚，形象地描绘了堰、堤决启对里下河的巨大危害。

二、苏北里下河河渠沟港的严重淤塞

汹涌的洪水裹着惊人的泥沙泻入里下河地区后，极大地改变了里下河的自然原貌。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安东(今涟水县)童家营溃堤，黄河洪水挟带泥沙直灌山阳、盐城一带，民间坟墓竟然被埋入地面以下近一丈之深!①一方面，由于出水不畅，积水长期潆洄地表，泥沙落淤于河床湖底，淤浅了河道，淤缩了湖泊；另一方面，河湖的淤浅又使洪水排泄更为不畅，反过来进一步加速河湖的淤垫，如此恶性循环，推动着里下河地区自然环境的不断演化。

里下河河渠沟港淤浅的信号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其地点在该区西北角运河与淮河的交会口——运口。明成化七年(1471)“秋，淮安淮河水涨入新庄闸，水忽其退，沙淤二十余里，不通舟楫。”②嘉靖三十年(1551)，河淮大溢，新庄运口再次“沙淤”③。

里下河腹地河渠沟港的明显淤浅大致始于十六世纪。隆庆三年(1569)，“淮水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余里”④。次年，淮河又大溃高家堰，洪水东注里下河，“山阳、高邮、宝应与盐城漂室庐、人民无数，淮扬垫焉。”⑤万历以后，里下河东部的滨海港汊亦多有湮塞，时河臣吴桂芳上书云：“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持云梯（今响水境内）一径，致海壅横沙，河流泛溢。”[4](p278)如射阳湖东北庙湾（今阜宁县城）河段淤浅，虽然勉强行水，但“水行甚缓，自射阳九里淤浅”，不得已于万历八年“发帑金八千两浚之”⑥，然旋浚旋淤，毫无成效。至于一些支河小港，不少已经淤塞不通。

清代，里下河河渠沟港淤塞不堪，屡浚屡淤，几成顽症。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首次南巡河工，途经高邮、宝应等处，见民庐田畴被水淹没，询知“高宝等处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下令“将入海故道浚治疏流”，并派人“往被水州县详勘”淤垫情形。⑦吏部尚书伊桑阿会同淮安知府高成美奉命前往下河勘查，回奏说：“臣等详勘山阳、宝应、高邮、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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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防志》卷4。

② 《淮系年表八》。

③ 《淮系年表九》。

④ 同治《山阳县志》卷21。

⑤ 万历《扬州府志》卷5。

⑥ 万历《扬州府志》卷6。

⑦ 《河渠纪闻》卷15。

pan >泰州、兴化、盐城州县之水，原从车路、白涂等河流入运盐、串场河，出白驹、丁溪、草堰、刘庄等场十余口，自苦水洋、斗龙港、信阳港、庙湾入海。今因年久，车路等河、串场河及各场出口，俱被沙土淤浅，比高邮、兴化等处河身反高，以故水虽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将减水坝一带运河水口决浚导流，将会流串场河之车路等河，及串场河、白驹、丁溪、草堰场等口，俱挑浚深阔，引高邮等州县蓄水入海，庶免水患，民生得以乐业矣。”①此奏经康熙批准实施不久，下河河渠沟港又渐淤塞不畅。康熙三十七年(1698)，董安国奏称：车路河淤塞10余里，海清河淤塞70余里，海陵溪淤塞40余里，虾须沟、戛梁河合淤60余里。不得已，康熙乃再谕疏浚下河。后来高斌奏称车路、白涂、串场等河又已“久经淤塞”，泰州运盐河“亦多淤垫”，雍正帝乃下令冬春大挑“应行挑浚之河道”②。

进入乾隆朝后，因距前朝大规模疏浚已有数年，于是下令挑浚深通。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南巡上谕又云：“下河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浅，以致水无所归”，河渠沟港复又淤堵不畅，乾隆再次下令“深通畅达”③。为此，嵇璜奉旨查勘下河，其奏疏称：“下河腹内洼地丁溪、小海各闸，皆缘外高不能泄水……射阳湖应取直挑通……其串场河以西，如泰州之孔家涵、盐城之冈沟河、皮岔河，应浚深通。”乾隆完全同意嵇璜所请。此后，嘉庆、道光帝均大挑过下河河渠沟港。

在大规模的挑浚之外，小规模的挑浚更是经常进行，但同样亦是旋挑旋淤。如山阳城北乌沙河，沟通射阳湖，由于“久不能浚而淤浅”；泾河、子婴沟等“亦不通畅”，水势“甚缓”，“水口淤浅，一线支河出水无多”④。事实上，整个里下河地区水道淤塞情形正如光绪《续高邮州志·河渠志·下河》所云：“昔则水过沙停，积久渐窒；今则圩多河窄，无地可容，而支河僻港又多闭塞，甚有规占荡地以为私田者。每遇启坝之年，昔时但惧不得入海，今则忧不得达荡，且荡既成田，田复筑圩。”

三、里下河湖泊的快速淤填

在河渠沟港严重淤塞的同时，水势广阔的湖泊亦在快速淤填之中，其演化的程序是湖一荡一平地。比较明清方志关于荡地的记载，发现如下明显变化：

第一，清代高邮州治东北新增五荡，且相互连通成片。万历《扬州府志》卷6记载：高邮州治东北15里有羊马儿荡，东北45里有沙母荡。此外，附近还有井子荡、南阳荡，各不连属。而嘉庆《扬州府志》卷8记载：高邮州治东北除原有羊马儿荡、沙母荡外，新增草荡、时家荡、秦家荡、张家荡、鱼池纲荡5荡，且与万历即已存在的羊马儿荡、沙母荡相连属，而明代见载的井子荡、南阳荡则不见于清代方志记载。

第二，兴化县境新增两荡。据万历《扬州府志》卷6，泰兴有4荡，高邮有8荡，而在兴化县下，载有市河、车路河等32条，得胜、大纵等湖7个，却不见一荡。而查阅清代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2，则在兴化城东有旗杆荡，又名盘荡；在城北有乌巾荡，“广阔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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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熙《重修扬州府志》卷10。

②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9。

③ 《河渠纪闻》卷23。

④ 嘉庆《高邮州志》卷2。

第三，盐城县治西侧，射阳湖东畔形成若干荡，且有湖泊淤成平陆者。万历《盐城县志》卷1记载，在距盐城县治西南、西北20里至110里不等的射阳湖畔，有17荡之多，它们是芦子荡、官荡、十顷荡、牛耳荡、鸭荡、观音荡、雁儿荡、鹤丝荡、仓基荡、罗汉荡、养鱼荡、尚家荡、白荡、吴家荡、使唤荡、缩头荡、马家荡。这些荡在清代仍存地名，但规模有所收缩，逐渐被围垦成田。另外，万历《盐城县志》卷1还记载盐城县治西城外有小海，“东西两滩生蒲草而中通盐舟……春冬滩出，水为盐河，西北入东塘河过射阳而达于海”。但在乾隆《盐城县志》卷6记载中已完全淤成滩地。

大量荡地的出现，表明明清时期里下河地区的湖泊日益淤浅为滩地，长上芦苇，形成芦荡相连景观。泥沙的淤填，又使荡地水位抬升，荡水向四周低地流散，进而又使周围低地化为沼泽水荡。清代高邮州东北新增5荡大体就属于这种情形。

荡地的形成是湖泊淤缩的结果，而在里下河众多湖泊中，射阳湖的淤浅、收缩则最具典型性，堪称里下河地区自然环境的最显著的变化。

射阳湖，亦称射陂。《汉书·广陵厉王传》云：“相胜之奏夺射陂草田，以赋贫民。”颜师古注：“张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阳县。”汉代射阳县在今宝应县以东、建湖县西南。可见《汉书》所指射陂，即后世之射阳湖。

明朝正德以前，射阳湖是很大的(见图2)。

南宋祝穆所著《方舆胜览》：“射阳湖在山阳县东八十里，今与府盐城分湖为界，潆洄三百里。”《大清一统志》卷64：“射阳湖在山阳县东南七十里，与盐城、阜宁、宝应分界，周三百里，即古射陂也。”《正德淮安府志》卷1记载：“阔约三十里，潆洄三百里。”明朝徐孟麟《重开射阳湖记》称：“湖水潆流，不湮不溃，沃原膏壤，纚纚乎，百利可兴。”历史上的射阳湖是淮安府东南区域河湖水流的汇集地，为群川之委流，然后由射阳河流入黄海。在自然生态上，射阳湖在大水之年蓄积了巨量洪水，有明显的滞洪和调节作用，缓解了里下河地区的水患，又为大旱之年农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黄河夺淮以后，射阳湖又担当了里下河地区排洪、分流重任。特别是明清时期，高家堰溃决之水有相当一部分经射阳湖分流入海。然而，也正是排洪与分流，使射阳湖自身遭到了灭顶之灾。因为黄、淮之水所携带的泥沙很快在射阳湖淤积，最终使硕大的射阳湖日渐淤没。

射阳湖的淤积早在明朝以前即在缓慢进行之中。南宋《方舆胜览》：“宝应州射阳湖在城北十五里。”而《宝应县图经》卷记载宝应城北二十里已为陆地，射阳湖已有所淤缩。但是，射阳湖的加速淤缩则在十六世纪以后。《大清一统志》卷64：“明嘉(靖)隆(庆)间，黄淮高涨，溃高宝诸堤，并注于(射阳)湖，而潮沙溢入，日渐浅淤，因盈溢侵诸州县。”可见嘉靖年间确实是射阳湖演化史上的一大转折。那时的射阳湖已经“南北浅狭，舟楫不通”①。隆庆四年(1570)，高堰崩溃，“黄水亦蹑其后，决黄浦八浅，沙随水入射阳湖中，胶泥填淤，入海路大阻。久之，乃东漫盐城……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于海，自邵伯湖南奔瓜、仪入江，又旁夺芒稻、白塔河以去。”②到万历时，因为射阳湖淤积已久，遂有万历九年(1581)盐城知县杨瑞云“疏浚积淤，增葺堤岸”之举，历时九个月而告成。但据万历《扬州府志》卷5记载，不久，射阳湖又“葑泥淤塞，捞浚为难”。崇祯四年，黄河下游决建义、苏家嘴诸口，“下灌兴化、盐城，水深二丈，村落湮没，逡巡逾年”。五年伏秋，黄河再决建义诸口，“黄淮奔注，兴盐为壑”③。黄水前后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阳湖几化为平陆。”④这是射阳湖在明代淤垫最严重的一次。

清康熙时，由于高邮北20里的清水潭和清口以下黄河频繁溃决，黄水辗转汇入射阳湖，泥沙日积，射阳湖淤塞情形较明代更加严重。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河决童家营后，有河臣前往下河考察奏称：“高、宝、山、盐之水以射阳(湖)为壑。……自童家营决，水径趋射阳(湖)，挟沙而入，湖心淤为盘碟，田陇为沙所压，高至丈余，腴产化为沙碛，泾、涧之河平，虾须之沟吸川消水，渠道变为夷庚，不独淮上闭塞，而下河归水之路亦塞其半矣。”⑤雍正时，“射阳湖一带淤出良田若干千顷”⑥。乾隆时，射阳湖淤积弥甚。乾隆四十二年(1777)，嵇璜亲履下河调查奏称：“射阳湖弯曲太大，泄水不畅，竟有东西仅隔里许而南北绕长弯至数十里者。”⑦这时的射阳湖湖面支离破碎，已失去大湖风采(见图3)。

射阳湖收缩的突出标志是马家荡的分离。马家荡在射阳湖西北，周围上百里，本是射阳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湖日淤垫，历次请开，俱称射阳湖，后遂以入海之湖冒为射阳湖，而湖身之犹存者，均名马家荡”⑧。

淮安车桥附近的地层剖面，清楚地反映了射阳湖及周围湖泊的消亡过程。该剖面在深350—280厘米为灰绿略带蓝色粘土的全新世湖相沉积；深280—200厘米为青灰色淤泥质粘土，含有大量未腐植物根茎，属沼泽化阶段的沉积物；深200—100厘米为黄棕色粘土，有少量植物根茎，属沼泽开始消亡阶段的沉积物；深100—50厘米为灰黄色粉沙土，属湖沼消亡后的黄泛冲积物；50—0厘米为耕作层。[1](P14)可见，黄河长期南泛，其所携带的大量泥沙最终导致了射阳湖的淤填和消亡。现在射阳湖已演化为沼泽平原，海拔2米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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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宝应县志略》卷2。

② 万历《扬州府志》卷5。

③ 《明史·河渠志一》。

④ 《行水金鉴》卷150。

⑤ 《河渠纪闻》卷16。

⑥ 嘉庆《扬州府志》卷扬9。

⑦ 嘉庆《扬州府志》卷9。

⑧ 光绪《淮安府志》卷6。

要之，黄河夺淮加剧了淮河下游特别是里下河的水灾，而洪水和泥沙则极大地改变了里下河的原始地貌。由于里下河地区河渠沟港的淤塞和射阳湖的淤积，黄河南泛积水更难及时排出，甚至时近仲冬，竟“上下积水弥漫，近湖数百里之田，全未退出”①，往往是“比宿水方消，而新开岁横流又已至”②。愈演愈烈的水灾反过来又使里下河地区河渠沟港的淤塞和射阳湖的淤积日趋严重。如此恶性循环，加速了里下河自然环境的变迁进程。一方面，水灾恶化了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恶化又加重了里下河的灾情。两者交相为虐，将里下河引向赤贫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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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高邮州志》卷2。

② 《清史稿·河渠志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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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4] 刘会远．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