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古代提花织物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的方式，根据出土发掘报告，对织物结构进行搜集、归纳，对织物的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古代针织提花技术与现代针织提花技术有一定差异，差异来源于编织工具，因此，得出绦带制作与服装制作相互独立的结论。
针织提花织物作为针织技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重视，但鲜有学者对其技术特征及源流进行研究。因此，本课题以出土实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的方式，从技术的角度，对针织提花织物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其技术源流关系。针织是利用织针将纱线弯曲成圈并相互串套形成针织物的一门工艺技术。针织提花组织是在针织技术背景下发展而来的，是将纱线垫放在按花纹要求选择的某些织针上编织成圈，而未垫放纱线的织针不成圈，纱线呈浮线状悬浮于不参与编织的织针后面所形成的一种显花织物，按照编织方式可分为两种：单面提花织物和双面提花织物。因此，针织机械结构的发展制约了提花组织的结构变化以及编织效率的提升，根据织物结构的成圈原理及特征，在提花组织的起始阶段，在没有机械技术的手工编织时期，提花技术的编织效率较低，往往受制于编织工具。古代手工编织较为灵活，并不局限于编织工具。据《淮南子》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在纺纱技术较为落后的原始社会，纱线加工较为粗糙，单位纱线横线面较粗，为手经指挂提供了重要的织造材料，使其具备线圈串套的可能性。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以上针织物的结构特征，即一种线圈相互串套形成的织物结构，不受编织工具的限制，属于织物组织结构的研究范畴。
关于古代针织技术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以下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针织技术起源于北欧。据日本《科学技术史事典》记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存有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网状物，这种网状物具有明显的针织技术的特征；第二种假说认为，针织技术起源于中亚，依据有两点。其一，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公元前668年至公元前631年的雕像（图1），人手中拿着长长的形似毛衣针的棒状物，棒状物上有两团毛线及编织物。其二，20世纪，在埃及与叙利亚等地发现大量的针织袜，其中一些针织袜上有阿拉伯文字，组织结构是一种交叉线圈的虚线提花织物结构（图2），这些袜子的生产时间在公元9~12世纪，而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伊斯兰统治时期。以上两种依据时间出入较大，未有实证资料出土或流传，加之前者为图像材料，刻画较为夸张，需要更多材料证实。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现存最早关于线圈串套结构的古代织物实证，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该织物多见于楚地，关于这种织物组织结构的发现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长沙近郊的墓葬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战国至唐宋墓葬160余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座编号为四零六的墓葬，出土了一件网络丝织残片，此残片出土于棺内，颜色为深褐色，背面附有黄褐色薄绢，并附有图片。这是1949年以来，可以查阅到的最早关于线圈串套结构织物的记述。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整理，于1951年10月出版《长沙发掘报告》。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湖北荆门郭家岗一号楚墓等均出土了线圈串套结构的织物，其中，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绦带保存最完好，品类最丰富，学界关注度最高。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介绍古代提花织物，如表1所示。
通过对以上墓葬的整理可以看出，这些织物出土的墓葬都具有3个特征。（1）这些墓葬主人的身份都是士大夫等贵族阶级，使用人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2）出土的线圈串套式织物类别多为绦组，结构是独立存在的，使用的位置大多是服装结构的连接处，使用方式有一定的同一性；（3）这些墓葬的出土地点距楚国政治、经济中心郢都较近，除此以外，其他地区未曾发现类似结构的纺织品出土，使用地点具有一定的区域性。这种必然性也同样存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属性之中。这些针织绦带主要分布于内棺包裹尸体的衣衾之上，包裹尸体的衣衾可分为13层，按照由外到内、由首至足的顺序对衣衾进行编号，为了区别于棺外文物，在其编号前均添加一个大写英文字母N，以代表内棺中出土。按照出土顺序，从外至内带有“针织绦带”的衣衾编号分别为N7、N9、N14、N19、N25。关于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的相关研究最先出版于《文物》（1982年第10期），对墓葬发掘情况作了简单描述。关于“针织绦带”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见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书中认为，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针织物考古实物是公元前3世纪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由陈跃钧、彭浩负责编写。他们对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纺织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梳理，并且十分客观地描述了出土绦带的组织结构，并根据其带有线圈串套结构的特征，将这种绦带命名为“针织绦”。同年，彭浩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两种绦带的研究成果发表于《考古》期刊第1期，文章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绦带的技术属性，认为把丝线弯曲成圈并串连起来制成的绦带属于针织纬编织物，该观点源于现代针织纬编技术的定义。有些专家及学者对“针织绦带”的技术属性持不同观点，赵丰在《马山一号楚墓所出绦带的织法及其技术渊源》一文中从织物组织结构的角度对绦带织造技术进行推测，认为“针织绦带”属孤证，与同墓出土的大量锁绣织品有着密切的技术联系，绦带的织造技术应属刺绣技术的衍生品，这篇文章于1989年发表在《考古》期刊第8版。包铭新、陆锡莹与赵丰所持观点相近，但又综合了彭浩等的观点，他们把研究成果发表在1989年的《中国纺织大学学报》（第15卷第6期）。研究认为“针织绦带”的织造技术应与同时期刺绣技术存在某种关联，但是此技术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是介于手工针织物与刺绣之间的品种。西方一些研究学者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技术属性也十分关注。瑞查德·瑞特在1987年出版的《手工针织历史》认为，马山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可能是一种近似针织结构的织物组织形式，支撑这一结论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关于马山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数据较少；其次，他认为东亚没有针织技术的历史，最早的针织技术由西班牙人通过海上贸易传入东亚，可追溯至17世纪末，至今，日本、韩国等国家把袜子仍称为“meriyasu”，它的词根来源于西班牙语的“medias”。近期，邢媛菲在《西北美术》（2016年第10期）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针织绦带”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文章对上述3种不同观点进行总结，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将“针织绦带”与西方同时期留存的组织结构进行比较，并从文化的角度，对绦带技术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与彭浩的研究成果一致。从这些绦带的使用方式进行分析，他们是以单体形式独立存在的，一般缝缀于两块面料之间的缝合处，如领缘、袖口等，将织物表面的缝合线完全遮住。绦带自身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上、下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织物的组织结构并不相同，上层织物由环状线圈编织而成，受花本及编织方式的影响，织物背部有很长的浮线，浮线下方附有一层薄薄的绢类织物，浮线穿过衬绢两侧，将其与上层织物两端紧紧地固定在一起，呈中间无连接的管状中空结构。若不计绦带正反两侧连接，两种织物结构可相互独立存在。与正面的织物特征相比，绦带背后衬绢的织物结构则更为稳定，并紧密地缝缀在织物拼接处。这些拼接处的织物材质多为丝绢，与绦带背部织物的工艺、材质等方面的属性基本相同。但是，两者在密度方面有较大的差别。这些拼接处织物的密度受自身款式、工艺的影响，差别较大，整体密度较衬绢更为紧密。这些绦带背部的衬绢织物的密度范围却十分统一，经线密度为（36±3）根/厘米，纬线密度为（30±2）根/厘米，若除去测量中不可避免的误差，这些绦带背后衬绢的密度基本相同。通过其他考古资料可知，为了便于生产，楚国设置了专门的“襄官”为楚国中央政府管理制作各种绦组。如图3所示，《古玺汇编》中记载了楚国“襄官之玺”，与“织室尹”的分工明确。《离骚》中有“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王逸注“纕，佩带”，南朝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云：“纕，带也”，江陵等地出土的楚简中记载了各类组纕的名称。
线圈通过不同颜色的变换、组合，组成了绦带织物上的图案。线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花本进行配置，选择构成图案颜色的纱线编织成圈，不参加编织的纱线呈浮线状，浮在这些参与编织的线圈后面。结构由线圈与浮线相互交替组成，没有图案的部分为单面重套结构。现代织物将这种组织称为虚线提花织物，亦叫单面类提花织物，织物成圈过程如图4所示。
这些绦带上面均织有不同的图案，如果按照图案的内容可分为两类，即动物纹、几何纹。几何纹又可具体划分为“十”字型纹、星点纹、条带纹。这些带有图案的绦带被应用在不同款式的服饰之上。其中，动物纹绦带的使用面积最大。这些不同款式上相同纹样花绦的纱线属性几乎相同。从纱线成分角度分析，构成织物的基本材料是纱线，纱线的粗细、成分、体积、密度、捻度等因素影响着织物的本体结构。这种相同属性的纱线存在于不同款式上的相同纹样的花绦之上，说明这种绦带的制作是独立存在的。本课题首先分析针织提花技术的定义，然后对其起源进行了简单的阐述。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的方式，对两湖流域出土的战国时期针织物进行了数据采集，获取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针织绦带”织物大量的一手数据及相关资料。在绦带的组织、结构分析方面，通过对比绦带背面的衬绢信息，得出绦带制作与服装制作相互独立的结论，而在分析线圈组织的过程中，亦得出同样的结论。
（作者：范毛强 西安工程大学，刘大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冀艳波 西安工程大学，张红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纺织报告》2021年第5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