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亭记》残碑乃镇馆之宝

`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唐大历十二年(777)石灰岩质左侧残高112厘米,右侧残高133厘米宽约95.5厘米,厚约40厘米林霄、陈钦夫妇及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捐赠

拓片局部颜真卿存世碑刻原石究竟有多少?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今年年初,在日本颜真卿大展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别制作了地图,标识了十四块颜真卿现存碑帖原石在中国的具体存放地。相较于我们目前所见的颜氏作品,碑刻原石的存世数量几乎寥寥,也愈发弥足珍贵。在最为集中的西安碑林藏有七块。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先生所写《来大唐故都看颜真卿》,其中就将这颜书七碑比作中国书法史上的北斗七星。而如今,十余件颜碑新增一件,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与眼福。▼

更为难得的是,这件残碑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颜真卿宦游湖州时期的存世碑刻。彼时,颜真卿69岁,正值书风完全成熟的阶段。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薛龙春教授所言,无论对于研究颜真卿此一时期的书法,亦或是碑刻书法“风格”诠释中的诸多因素,这件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 局部

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 拓片 局部颜真卿湖州时期唯一存世碑刻关于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薛龙春教授经过研究专门撰写发表了论文《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读记》,以下介绍即参考自薛龙春教授的论述。一直以来,人们对这块碑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清人所编的《颜鲁公文集》,但宋代以后,几乎无人见过此碑真身——甚至没有一件拓片传世。在文集第五卷中,记载此碑残存三百余字,即为颜真卿所作《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以下简称《西亭记》)。而现在立在我们眼前的西亭记残碑,中部自左而右斜向横断,只存上部;顶部左右角为半圆角,下半佚失,仅存残石一块。碑石为石灰岩质,根据复原推测,全碑原高有270多厘米。

展览现场,这件西亭记原碑以不加玻璃柜的形式展陈,以方便观众能够360°将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处角落中所留下的痕迹都能看个仔细。由如今尚存的残碑可见,全碑四面环刻,如今尚可辨认的共有266字,和《颜鲁公文集》中的记载略有异同。仔细看的话不难发现,其中一侧面末行落有款识,可知此碑立于唐大历十二年(777)首夏(即四月)。

此时,正是颜真卿在湖州做刺史的最后一年。他刚刚收到朝廷召他回京的消息,在立下此碑四个月后,就告别湖州,回朝廷做刑部尚书。颜真卿在湖州一共待了五年,走向古稀,这也是他书风完全成熟的阶段。然而,这一时期颜真卿所书碑版鲜有留存,偶有谈及比《西亭记》晚一个月的《李玄靖碑》,将其认为是颜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然而,李碑早在南宋时就已断裂,明嘉靖三年又遭大火石碎,渐次失散,如今所见早已是覆刻本,并非颜书本色。

薛龙春教授在文中特别提到,成熟期的颜真卿楷书,有一些重要的特点:“一是用笔圆劲,俯仰皆有弧度,具足弹性。但发力果断,不避锋芒……此外,作为文字世家,颜真卿对古体的偏爱,贯穿于他学书的始终,也体现于各个时期的碑板之中。”这些特点,在《西亭记》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细节。

正如清人王澍曾说:“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这正是对颜真卿成熟风格的绝佳概括。像同样写于大历十二年的《殷夫人颜氏碑》,书风就与《西亭记》完全一致,然而《殷夫人颜氏碑》如今仅有拓片传世,亦极为漫漶。

殷夫人颜氏碑(图源网络)有趣的是,《西亭记》的篆额与《殷夫人颜氏碑》同样分刻碑阳、碑阴两面——碑阴之额有小篆“柳文畅西亭记”六字,碑阳上部隐约有“□(重?唐?)修梁吴兴□(郡?)”数字,当与碑阴连读,惜字口浅而泐,无法全部确认。这种分刻两面的情况,在其他颜碑中都未曾见,而《西亭记》更是仅余的实物。

冲刷、腐蚀千余年来它经历了什么?颜真卿写的“西亭”,位于湖州苕溪之上,乌城县南六十步,是湖州最早的古亭之一。1500多年前,南朝梁代太守柳恽在此建造了西亭,一时成为文人燕集之地;两百多年后,皇家子李清出任乌城县令,向刺史颜真卿提出修缮之请。在大历十二年修好后,颜真卿便亲自为此事撰书碑文《西亭记》。依照薛龙春教授的推测,这块碑石掉入苕溪之后,才被冲刷成如今的模样。我们现在看到的碑阴——“字口最为清晰,点画饱满而有锋芒,可以想见用笔发力的情形,极可能是碑刻的原貌”。

再来看碑阳——由于此碑为易于腐蚀的石灰岩材质,“右侧大部字口甚浅,拓本中能辨别的字虽含糊却显得瘦硬”。

由此可见,碑阴应当是覆在泥上的那一面,而碑阳暴露在水中,受冲刷腐蚀最严重。值得注意的是,碑阴也有一半被冲刷的痕迹,所以薛龙春教授判断,它在掉入苕溪时应当斜着覆如泥中,以至于在一面碑阴中出现了两种情况。

如薛龙春教授所言:“《西亭记》是我们观察这种外在力量改变碑刻风格的一个极好样本。”许多细节,是通过观察立体的原碑而非平面的拓本才能带来的。碑石的质地、碑刻所处的环境不同,镌刻的精工程度以及磨泐、风化的程度不一,都会带来一些“风格”上的差异。“如果我们不考虑碑石的物质性因素,我们可能会给碑阴及碑侧B面、碑阳右侧、碑阳左侧及残片背面、碑侧A面及残片正面以完全不同的风格描述:饱满、瘦劲、迟涩、混沌。一碑之中风格不侔如此。然而,颜真卿与当日的观众一定不会同意我上述的分析,倘若全碑如墓志般置于圹中,未遭水流冲刷、风雨剥蚀或人为损坏,我们也不会产生上述的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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