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回家

今年的四月十七日，我随意大利的国家电视台，回我老家拍一部关于我的成长与写作的纪录片。

因为这件事情，又想回去看看母亲，也就怀着一种对拍摄的感念，领带着一行几人，赶着绵绵细雨，从北京到了田湖。

这也才渐次突兀地感觉到，田湖还叫做田湖，但已经不再是我记忆和写作中的那个田湖了。

而连科，也早已不再是那个少年、年少的连科了。

母亲已经年过八十，笑在她的脸上，有许多岁月流变的沧桑。

家宅的那个老院，不仅不再是我老家的一处住宅老地，而且也几乎不再是一种岁月的记忆。

在《我与父辈》中，我是那样心注倾情地去说它叙述它，用文字的刻痕，试图留下那房舍的轮廓和父亲的影册；就是现在写这《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犯嫌的书名），百事千影，也都生发在那个院落、房舍与门前屋后，然而间——事实上，那所老房院，在将近30年前，都已不再属于我家了；在三年之前，都已经不再存在了。

1985年，父亲谢世一年之后，家里在这老宅靠西的不远，又划了一处新的宅基地，我家从这老宅搬了出去。

因盖新房财源拮据，母亲、哥哥只好以两千元的价格，把院地卖给了新迁入田湖的某户人家，想人家会扒了我家老宅所有的土墙泥瓦，重新盖房起家。

然人家买了那房，又嫌那房离正街偏远，院落狭隘，不便生意，就又在随着时代日渐繁华的大街上，置地盖房，经营商业，兴旺发达，如此那宅老院，就在日变日新的世界里，幸运地存留了下来。

我们也感念那房那院的幸运留存。

然在日日蔓延的时间里，那老宅泥瓦、土墙木门，却开始漏雨倾斜，要倒未倒。

如此的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见新的主人，并不爱意那宅那院——人家又在由村改镇的大街上，盖了明亮宽敞的新楼新屋，对这老房旧宅越发地可有可无，连雨天塌了墙壁，都不走来瞧瞧，就是邻人传话去说“你家院墙倒了”，人家也只是淡淡一笑：“倒就倒吧，反正没用。”

后来门楼塌了。

后来雨水浸断了上房的一条腐檩。

再后来，靠西的厢房，一个砖砌的角柱，在风雨里撑不住无人的寒寂，就终于成为弓背老人的模样，要倒未倒，却又终要坍倒。

门前的树，也荒到乱枝乱芽。

满院都是野草凄凉。

那份被人气所弃的荒冷，在那院里宅里，铺了满脸满身。

为了留住我对这宅院的眷眷纪念，母亲曾托人去主人家里试问说情，希望人家有句实话，如果觉得这宅老房确实没有用途，如若可以，我家愿意重新购买回来。

也实话说向人家，买回来并不怎样，主要是不想眼瞅着那房寂寥，塌失记忆。

人家却也说了实话：“房是无用，又不欠它；可那房里出了文人作家，风水不错，留着能助我家孩子考上大学。”

着实笑话。

也不知他家孩子考没考上大学。

然这边厢房，却是最终塌了一间。

塌了一间时，人家又在街面上再次盖了一座商铺楼屋。

再后来，门楼终于塌掉，大门终于敞开。

半年一年，一年二年，仍不见人家来收拾调整，我也犯贱，就托人去说，如果那房果真无用，果真人家愿意卖了，希望重新卖给我家。甚至说到，价格一定随着人家意愿。

可是人家，对我和我家想重新买这坍塌在岁月中的旧房完全不解，甚至怀疑，我家那旧房屋里，一定埋了什么，不然怎么会为个念记，而高价去买那无用的旧房宅地？

越发不肯卖了。

再到后来，一年一年，就是二十几年，县里忽然觉得应该把那所房宅，留存下来，修建一个所谓的文人纪念馆，或者是村镇图书室，就差村里干部去和人家细说商量，说在镇上最为繁华的地段，再给人家置换一处更大的房院宅地，也还可以再给一定的房屋补偿。

不料人家一样不愿，理由仍是那儿出了文人作家，风水很好，留着宅院，一定对人家的后辈后代，有帮有助。

再后来，镇长亲自去说，细做“思想工作”，可其结果，在镇上、县上都出面之后，忽然的某天夜里，人家乘着夜半无人，去把那老房老屋，全都推倒扒了，又三朝二日，快马加鞭，盖起了更大面积的铁皮棚房，鲜红亮亮，像哪儿的绿野乡村，兀自出现的一座红砖厂房。

就这么等待拆迁。

也让人哑然；欲笑无笑。

时代就是这样，田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田湖。

房子变了，街道变了，人也都与时俱进，完全的现代变化。

因为母亲和哥哥、姐姐，都还在那片村落地上，生存生活，说笑烦恼，日日月月，年年岁岁，因此我也每年都会回到那儿三次两次，听听这个，想想那个。

以为我对田湖——故乡的那个稔熟，如同熟悉自己的衣物手脸，可这次回去，带着摄制组的人真的去找去看时候，也才实证地发现，田湖不仅不再是了那个田湖，而我，也不再是了那个年少的连科。

寨墙是早就没了，连那时的一粒黄土，也都难以找到捧起。

以为这册薄书中的“宋家大宅”，一定还在，可到了那儿，却连一块老砖也都不曾见着，只有一片新盖的镶了白瓷砖片的四方楼屋，敦敦实实、厚厚道道地竖在那儿。

去瑶沟村找那两棵三人合抱不住的皂角老树，地方还在，树却没了，且那地方上，也是一片北方“新时期”的楼房瓦屋。

拍摄也就拍了这些，扎扎实实，拍了中国三十年的乡村之变。

有诸多遗憾，也有诸多意外之所见。

而我，却在那几天的拍摄中，走到这儿，走到那儿，几乎没有找到一样我少年记忆中的物什东西。

且在拍摄完了之后，那一夜我依旧和母亲睡在一间屋里，听她说东，听她说西，张家之长，李家之短。

到了半夜十二点后，村里夜深人静，只有细风月光，在窗口响着亮着时候，母亲忽然又再次和我商量计议，说她已八十一岁，我也五十多几，一年一年，一岁一岁，人终归都要最后回到某个地方，说我家坟地那儿，都已相当拥挤，让我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我就考虑了这个问题，和母亲商量了这个问题。

可在半夜睡在床上时候，却由此想着我的一生，想着这个名叫田湖的村庄，想着已经写完的《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的少年记忆，它有些什么意义呢？

能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记忆正是生命存在的实例，我们的回忆，正是为了证明生命过程的美，和看不见的时间的物质与物理？

寨墙没了，老宅没了，大树没了，河流干枯了；乡村正在城镇；少年已经中年，中年已经老年或消失。

可那又能怎样？

我们不是正是为了这些才要记忆吗？

如果是，那就感谢我们曾经少年，曾经青春，曾经有过的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少年和记忆的零七碎八。

感谢消失；感谢存在。

感谢变端和固有在时间里被风吹雨淋的那个仍叫田湖的村庄。

来源 |阎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