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大概率事件
让我们再回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合理性只是想当然地越来越强这个话题上来，之所以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哲学没有常识化之前，只能任由人类的集体无知使人的欲望膨胀到极致之后，才能通过物极必反的反思来实现人类文明的被动升级。
人类文明一贯是这样被动发展的，所以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在为哲学常识化支付成本，所以只有常识化哲学的出现才能变文明的被动发展为主动发展，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被真正正确地调动出来，所以只有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到位而羞愧的时候，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时机才能真正出现。
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以人类文明的主观性决定了，“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人在集体成熟前必须有一个常识化哲学率先成熟。
过去因为人类在积极思维于文明主动进步方面的集体惰性太强，所以只能被动等待大革命的破坏后通过少部分敏于思考的人的反思认清其中一部分，文明进步才得以文化进步的形态显现，因而人类文明总以一波又一波集群出现的哲学家群体展现自己的进步，而后的社会却必然复归于集体惰性复发的平淡，进而继续被动等待新的大革命的发生，其全部原因和结果都在于哲学不能普及。
事后诸葛亮地看，这其中的被动等待对象应该是现代科技和现代民主意识，因为只有通过现代科技常识化认清世界的物质性，通过现代民主让每个人都自觉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哲学可以终极调和人思想困惑的能力才有机会普及化地展现，世道人心才能因此而迫近变被动为主动的临界点，哲学才能有机会帮每个人都实现天人合一境界下的常识化水平的思想自由，人类的集体思想惰性才能彻底消失。
否则，哲学只能继续坐井观天于以偏概全地脱离群众，普通百姓只能继续在与各种贵族的对立中怨声载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道之人一直众多，无论贫富贤愚，之所以少有人成功，可见现代科技和现代民主意识对人的集体利他性的推动才是真正整体性的，而个人在逻辑上再圆融也于事无补，因为人从来是社会性集体存在——一人得道于哲学的最高处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实现鸡犬升天，这才是真正的得道，所以老子只能慨叹时运不济了。
一旦有了常识化哲学，大家当然可以退而结网般主动学习哲学，只有这样才能让过去那些盲目的临渊羡鱼者彻底消失。显然，一旦得到常识化哲学的武装，任何人都会明白，财富只是人生的手段，不是目的，因为人类文明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人类南辕北辙于各自追逐财富的错误人生方向太久了。
近现代科技发展的指向确定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言物质极大丰富的必然性，但人类如果坐等这种必然性的到来，那就是对自身智慧的严重污辱。事实上，剥削阶级的存在已经污辱了人类智慧数千年，但过去有文明局限赋予其存在的部分合理性，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觉醒节奏的加快，剥削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注定在科技和文化主导的变加速极点处归零，因为科技进步和民主化水平的现实提升共同筑就了文明终极和平嬗变的文化变革环境，所以常识化的哲学必须在当今时代诞生。
这里我强调的是文明的和平嬗变，而不是过去的暴力革命式嬗变，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形势所迫，二是因为和平嬗变本身就带有终极性，常识化哲学视角会帮助我们认清这一切，因为常识化哲学会帮我们在一丝不苟的反思中通过清晰解读历史而认清现在，然后再自然而然地清晰展望未来——历史是直通未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所以民主政治必须通过欺骗性放权来拉拢和控制这些准贵族的政治焦虑。一旦经济下行，就会有中产阶级返贫，虚伪的形式民主就会局部失效，于是喧嚣的民意中酝酿着革命的怒火。
保守的消极于文明积极发展的政治势力从来存在，因为顽固的阶级劣根性，他们作为领导者，面对这种怒火缺乏自我革命精神以迎合民意的诚意，所以只能继续变换花样愚民，但矛盾只要找不到根本化解之策，革命的怒火肯定会越来越旺，直到保守的官方失去欺骗耐性的暴力镇压，形式民主的欺骗性注定全面失效，因贫穷而无可妥协的民众的革命就要用暴力扫荡一切，这种两败俱伤侮辱的就是人类的智慧。
今天的欧美政治格局已经充分显露这种苗头，各种非建制派利用形式民主粉墨登场，就是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前奏，类似情况与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前一样，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总之大家都在维护各自的小团体利益中开始燥动，各种曾经有效的协商机制纷纷失效，然后随着经济的传导作用，整个世界也随之不安起来。这是世人不主动积极于利他性思考的报应的前奏，只要不能用集体智慧化解危机，最终就一定用集体暴力寻求极端暴力暴发后的物极必反。
在形式民主日益失控的不安中隐含着这样一个真理，对于世界依然广泛存在的赤贫者来说，因为话语权的缺失，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对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既然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权益，那么他们就只有通过革命自救，推翻专门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制度，因为那依然是束缚无产者享受自由的枷锁，当然更是阻碍人类迈向终极文明的藩篱。
既然科技进步能够确定性地营造物质极大丰富，既然哲学的常识化能够确定地降低人类的不当欲望，那么当然意味着人类有能力通过某种协调机制终极调和基于资源而生的矛盾与冲突，比如资产阶级的诞生放大了全球化的资源控制权冲突，但资产阶级并未消灭全部腐朽没落的剥削类型，这其中的妥协与暴力相关，但最终是人性在既利己又利他的冲突中的妥协。
社会主义政治，作为曾经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放低身段与资本主义达成了妥协，并用解放了的思想释放了自身内在的文明比较优势，如今已经展现出政治角力上的均势。
面对未来发展确定性的劣势，内部矛盾频发的资本主义政治如今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展露自己的阶级劣根性，通过非暴力手段彻底压制资本主义政治的劣根性，将是社会主义政治终极展示自己的文明进步比较优势的最佳时机，在常识化哲学视角下，再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既限制了共产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空间，又增加了对立面儿的抵触，因为13亿人口的中国的集体富裕必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抢占曾经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份额。
反之，强调中华道文化对发端自西方世界的哲学的整体性补强，将是极尽平和地用理论将西方一贯扭曲的政治哲学逼进死角，然后社会主义政治就可以坐等西方民众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彻底瓦解虚伪的形式民主的戾气，坐等哲学共识下的文明与文化的天下归一，更大范围的天下一家的文明新局面将在一个个大概率事件中走向必然。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人类的集体欲望便不再扭曲，人类的资源不但不再紧缺，反而注定在共同富裕的宽容中使日益破坏的生态得到主动全面修复，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换代更新指导思想需要率先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