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八十八）

欲实现人的哲学化，必先逐渐主动克服对政治现象有过多无谓的道德洁癖，因为主动寻求哲学化的动力本身就意味着对正确道德洁癖的执著追求，只有最正确的道德洁癖才能让人把晦涩的哲学系统而深入地学下去。

反之，一旦将哲学史学得一知半解，反而将养成更多无谓的思想洁癖，这叫走火入魔。如果有人能推翻我的白丁式逻辑推理，我便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我自己也是走火入魔的。

现代文明进步由经济开路，以政党政治为引导，只不过西方政治是资产阶级政党抱残守缺的领导，而中国政治是社会主义政党锐意改革的领导，到底谁才能真正代表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不言自明。所以说，不懂政治就不会真懂人类文明是如何进步的，当然就更不懂哲学了。

政治，必须在文明进步的大视野内理性接受与正确对待，任何盲目排斥都是哲学上的自寻死路，是无聊的思想洁癖。所以，在个人的哲学化过程中，任何人都必须学会参照哲学史主动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洁癖，不能有任何懈怠。

然而，我这样一个白丁发现，整个哲学界都一直在误读政治。这体现在哲学史的编纂上，似乎所有的哲学史都是从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开始编写，而那一时期恰恰已经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哲学高峰期，把这个时点当作哲学史的起点，直接对哲学的发展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一是哲学的初始状态设定错误必然导致后果者对哲学的起点造成混淆，从而造成对哲学概念理解上的直接障碍。如今，哲学概念仍不得统一便明证。试想一下，如果把哲学化的起点前推至人之初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与人类窘态的自我改变，哲学的定义应该不难设定。

二是把哲学的第一个高峰作为哲学史的起点使哲学成为专业学者的专门领域，这在客观造成哲学家们互相在门内打架，门外群众却永远不知就里。这在客观上使哲学家群体成为一个一般人难以涉足的利益共同体，这使他们为了寻求本群体利益最大化而拒绝普及哲学成为可能。当然，这也使哲学圈子向政治妥协成为可能。

三是造成了政治学与哲学关系的割裂。政治学从来附属于哲学，但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法律思想史，明显远早于作为单独学科的狭义哲学而产生，却在哲学史的编纂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自然从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根本上混淆了视听，使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混乱直接演绎成人类整体的思想分裂。

综上可以发现，哲学史研究的不应该是哲学的专业性，而应该是哲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而现实的哲学史恰恰通过人为地忽略了哲学的系统完整性而使哲学失去了整体性——随便混个哲学文凭就可以自称专业哲学。

正因为有这样的起点错误，所以西方哲学当然会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因此而越进步反而越是误入歧途，尤其在分不清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今天更显尴尬，于是哲学已死的论调适时产生。由此可见，哲学史的起点错误危害甚大。

正因为西方哲学有这样的乱作为，所以他们的科技越进步，反而使他们的人性越分裂，很难排除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不是他们哲学思想分裂的报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不作为与乱作为一直在南辕北辙地制造着人类思想的整体分裂，因为他们在近现代拥有了世界性的话语权。

或许，正因为能分裂到极致，反而能够促进彻底弥合分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所以，直到马克思预言了阶级现象的必然消失，西方哲学的这种专业的谬误始见历史性转机。

只可惜，这样的转机没办法在强大的资产阶级主导的西方世界产生，只能移师西方资本主义控制薄弱的地方，于是有了苏联和新中国的诞生。这是哲学进步对政治的反作用力，是文明进步的体现。

就是这样具有文明史进步意义上的转机，在苏联被他们成功扼杀后，却依然要循惯性思维而强力打压获得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这绝不仅是西方政治的尴尬，同时一定又是西方哲学尴尬。

西方哲学有语：整个哲学史不过是为柏拉图在做注解。从政治角度，注解最多的当然首先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柏拉图的理想国真的是最高理想化的吗？相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大同天下理念也不是。西方哲学的狭隘就此可一目了然。

历史地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相对其先祖梭伦（柏拉图的母亲是梭伦的后裔）的政治理念有进步，缺少泛阶级的理念与情怀。而梭伦是雅典的早期立法者，是他通过泛阶级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因工商业发达而走向强大。

就是这样一个有大政治家和改革家背景的先贤，难道会没有一点可资后辈哲学所借鉴的思想？！难道在人类哲学史上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当然不是。这说明，在西方社会里，一直有某种错误力量主导着西方哲学史在选择性遗忘着什么。

他们应该没有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这才是西方哲学真正的尴尬。

如果大家认同哲学能改善人生，认同哲学常识化、普及化的可能，请把这样的想法尽可能多地传达给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