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阎连科的《她们》，读懂女性的命运变迁
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提问——中国谁最有可能获得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其中一个答案里里写道：“如果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诞生下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那必定是阎连科。”
阎连科的名字早有耳闻，但却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查阅资料才发现，作为中国当代作家，阎连科虽然成名较晚，但却已斩获了不少国内国外的文学大奖，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而且，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阎连科都有不少佳作。比如讲述中国农村艾滋病问题的《丁庄梦》（据说出版三天就被禁），后被顾长卫改编成电影《最爱》；还有讲述拆迁问题的长篇著作《炸裂志》。
阎连科
2014年，阎连科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这个奖项素来有“诺奖风向标”之称，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中国籍作家，也是第二位获得此奖的亚洲作家（第一位是村上春树）。
今年，已62岁的阎连科推出了自己全新的作品——《她们》。和他之前那些写乡村的荒诞、夸张的“神实主义”作品不同，《她们》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书写的是家族中的女性。
十年前，阎连科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我与父辈》的散文集，写的是家族中的男性，包括他的父亲、叔伯和兄弟。当时，有编辑建议他也写一写家族中国的女性，他却犹豫了，硬着头皮没有写，“因为我不想把我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
01 只有了解女性，才能书写女性
曾有人说，中国现当代的男性作家写不出好的女性形象，因为他们不了解女性。在他们的笔下，对女性的描写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用强烈鲜明的字词来形容女性的容貌和身材，尤其是对年轻女性的身体充满了极致的想象；另一种则是刻板甚至古板的人设来描述女性，比如贤惠、忠贞、勤劳等。
即使是不少优秀作品里，也充斥着各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这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个工具，用来辅助男主角的成长，或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阎连科自己也曾说，在中国男性作家中，几乎是没有人能把女性写的很好。在他以往的小说中，女性往往都表现出一种“贤妻良母”式的自我奉献精神，她们只能听从男性的意志，以此来获得生存的权力。
“我无法明白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阎连科花了十年时间，去了解她们。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觉得找到了书写她们的路径和方法， 于是，很快便有了这本《她们》。
《她们》
02 被默认的“女性的一生”
在《她们》中，阎连科用简洁朴实又充满深情的语言，回忆了一个又一个“她们”的故事。她们有的是他的亲人，母亲、姑婶、姐姐、嫂子；有的是曾和他相亲的女子，还有一些是乡野间流传的不同寻常的同乡女性的故事。
阎连科“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写她们在这一端哭哭笑笑时，另一端的哪儿会有哭笑、颤抖和舞蹈”，在他的笔下，这些女性，或朴实善良，或勤劳隐忍，她们有的终身被传统束缚在家庭里，有的勇于挑战世俗追求独立。而她们，即使在女性意识已逐渐崛起的今天，仍然是属于失语的人，更别提在几十年前的中原农村。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忍不住想起了家族中的那些女性，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婶娘们，还有我的姐妹们。
我的祖母，十六岁就嫁给了我祖父，一生没有读过书，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经历过饥荒年代，为了养活三个儿子不得不去扒树皮草根。一辈子勤劳朴素，任劳任怨，十多年前，祖父因病去世后，她便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到如今，已年近八十的她仍不停歇地劳作，一年四季种稻种麦，有任何病痛第一反应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忍着。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外祖母一共养育了五个女儿。因为家庭负担重，母亲只读了两年私塾，二十出头时经人介绍和我父亲结婚，婚后生下我，却因是个女儿而不被公婆所喜。后来，为谋生计和父亲先后外出务工，几年后在外地又生下我妹妹。在我年少时，乡里都认为供养女儿读书是没用的，反正都要嫁人。而我的母亲，却坚持让我和妹妹读完了大学。三年前，母亲病逝，我甚至来不及听她讲一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而我的婶娘们，也大多和我母亲相似，没有读过太多书，早早便嫁人，生儿育女，为丈夫和孩子操劳。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即使外出务工，也只能跟着丈夫在工地上做一些粗活杂活。待到儿女成家，再为儿女照看子孙，一生便就如此过去。
放眼家族之外，在我的家乡，上一辈女性大多是如此过一生：女孩不必读太多书，只需学会做家务；成家后，既要像男人一样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和家务；年老时，还要帮子女减轻负担，照顾孙辈。
没有人问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她们所喜欢的。因为，几乎整个社会环境和我们的文化传统都认为，女性的一生就应该这样过。
03 “第三性”：不得不“女变男”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第二性”指的是后天的政治和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责任与规范”。阎连科在《她们》中，提出了一个“第三性”的说法，“是在两性——男性和女性之中和之外的女性的——'第三性’。”
“第三性”说的是“女性之他性”，即后天的文化、环境、历史加诸于她们身上的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这种“第三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女性身心共存的他性的男人气”，是由生活、文化、秉性和环境尤其是时代、国家和意识形态所赋予女性的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男人气。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曾使无数的女性从厨房、小院和屋里解放出来，或多或少也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看法和认知。
然而，这句话实际上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它仅限于在劳动场域，比如田间地头、车间工地。在劳动场域之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
在这种“男人气”的影响下，女性既要承担身为女人所“应该”承担的一切，比如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同时还需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和“男人”相同的责任和义务。在农村，她们需要和男人一样承担耕种、施肥等农活，进入城市后，则需要作为“劳动力”、把自己“女变男”地同男人在劳动场域承担无差别的劳动义务与责任。
书中提到，阎连科的母亲在回忆“大跃进”时修建水库的场景，总是一脸严肃地说：“那时候不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这样的女性，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绝不是孤例，而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
04 唯有理解和尊重，才能读懂女性
尽管这本《她们》并不是一本女性主义的专著，但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作为一位男性作家，阎连科坦言，写作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挑战，虽然此前他并没有专门研读过女性主义的著作，他说，“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女性就是一切，有了这份尊重，这本书就写起来没有难度了。”
或许，阎连科笔下的她们并不是真实的她们，而仅仅是被理想化的她们。然而，从这种理想化的善意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对女性的尊重与谦卑，甚至还有歉疚。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断挣脱故乡的一生。而在这个艰难挣脱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她们”所作出的牺牲，放弃读书的二姐，接受退婚的相亲对象，还有匆忙接受结婚的妻子……幸运的是，“她们”的牺牲，都被阎连科感知到了。在《她们》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往事真诚的羞愧，也有当下做出的尽力弥补。
在书的尾声，阎连科写到了自己的孙女，爷孙俩在在紫竹园里闲逛着，小人儿口里说出了“要和爷爷结婚”的幼稚言语。而这新一代的女性，将来会有怎样的人生呢？
“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日升日落，时光流转。一代人退场，就有新一代登场。希望无论是“作为女人的人”，还是“作为人的女人”，女人首先能够被当做人来理解和尊重，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