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从“小屋”到墓地
马勒在维也纳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但今日却难觅他的踪迹。曾经为“音乐之都”带来荣耀的宫廷歌剧院掌门人，一个开启并影响二十世纪音乐思潮的先驱者，却将后人瞻仰的目光完全让给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甚至学生辈的勋伯格。
5岁的马勒
以世俗的角度观之，马勒和布鲁克纳正代表了不容于一个“帝国城市”的两个路向，他们在生前事业的顶点，便行使了“自我放逐”，自始至终没有以“维也纳人”自居。尽管他们留在尘世的肉身无不选择了“回归”——一个长眠于圣弗洛里安修道院教堂的大管风琴下，一个陪伴于格林津墓园夭折的女儿玛丽亚的身旁——而恰恰他们音乐的“泛宇宙性”使他们的魂魄从此自维也纳的天空飞翔而去，他们的音乐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奏响，都能够唤起他们的同道，获得感同身受的回应。
施泰因巴赫：“夏天的作曲家”
寻访马勒之旅暂时错过了维也纳，尽管罗丹为马勒作的著名头雕就放在国家歌剧院。
位于第3区奥恩布鲁格巷2号的马勒故居如今也为私人住宅，不对公众开放。
相比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舒伯特等人故居的文物地位和游人如织，维也纳日以继夜的匆匆访客，又有多少是为了马勒的目标？
在马勒传记里看到的“作曲小屋”（Komponierhäuschen），是马勒亲近自然、与万物沟通的独有方式，是他将自己从维也纳“自我放逐”的行为表征，那建于湖畔、林中及山水之间的孤独而简陋的“小屋”孕育了自第二（复活）至第九交响曲，还有空前绝后的《大地之歌》。
马勒虽为宫廷歌剧院一言九鼎的音乐总监，是“音乐之都”的首席指挥，是贝多芬和瓦格纳最伟大的阐释者，并同时是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挚友，是年轻一代勋伯格、贝尔格、瓦尔特、克伦佩勒等的导师。然而，作为作曲家的马勒，他与维也纳划清了界限，他自愿成为“夏天的作曲家”（der Sommerkomponist），在夏日的假期远离尘嚣，抛尽剧院杂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专心一意地作曲。马勒的志向其实很朴素：我指挥是为了活着，我活着是为了作曲。
阿特尔湖畔的施泰因巴赫
阿尔特湖畔的“作曲小屋”
以萨尔茨堡为起点，以格蒙顿为终点的萨尔茨卡玛古特“湖区之旅”，不仅是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主题。在湖区中心位置的阿特尔湖西岸的施泰因巴赫，有一个名为弗廷格尔的旅店，它在马勒时代的名字是“霍伦山老客栈”。
马勒的“作曲小屋”坐落在旅店近旁的临湖草地上，那里正好有一块伸进湖面的尖岬，从这里望向湖水，视野开阔，山水风光旖旎，还可以迎接日出。
“小屋”是马勒的建筑家朋友舒尔夫林格的杰作，有三个尺寸不同的窗户，一个不大的门。
屋内陈设基本保持原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架钢琴和一个壁炉，这是1980年代国际马勒协会将“小屋”辟为纪念馆而作的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这间“小屋”自马勒1896年永远地离开以后，因为还有一些用途，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这所谓的“用途”就是作为洗衣房、浴室、屠宰屋、厕所、工具房……毕竟，它没有在一个世纪的岁月里被毁掉，或者腐朽。
并没有因为这里已经是神圣的作曲家纪念馆，而增添些许肃穆的意味。“作曲小屋”所在的宽敞草地早已是夏季露营的佳处，正像奥地利任何一处的度假湖畔一样，这里也是帐篷、厢式货车和大篷车密布的年轻人天堂。
可以肯定来这里的人少有知道这间再普通不过的小屋曾经诞生怎样的奇迹，它是雄奇瑰丽的第三交响曲的摇篮。在那里面，马勒的灵感泉涌如有神助，存在与创作融为一体。在壮阔秀丽的神秘背景下，酒神狄奥尼索斯和牧神潘的身影无所不在，马勒的心灵中激荡交汇出“一首咏叹大自然造物无限神奇的宏伟圣歌”。这是马勒第一次将他心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通过作曲熔为一炉，自然，人，神，它们怎样互相依存，互相感应，互相影响，这是无所不包的生之礼赞，“世界映现其中……在我的交响曲中，整个自然界都发出声音。”
从1893年到1896年，马勒在施泰因巴赫连续度过四个夏天，他不是一个人，他的两个妹妹尤丝汀娜和爱玛、弟弟奥托、红颜密友娜塔莉·鲍尔-莱希纳分享了Der alte Gasthof zum Höllengebirge的四个房间。
这几个人各有其意义所在，纳塔莉·鲍尔-莱希纳每日陪马勒散步，并写下详细的日记，弟弟奥托肆意享受着兄长的关爱，两个妹妹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马勒的生活起居，为他的创作尽可能营造安静的环境，包括树立驱除整日聒噪的乌鸦的稻草人、花钱打发走离得太近的乡村乐师、把挂着牛铃的牲口赶得远远，甚至将吵闹的鸡鸭统统买来烹掉。
然而这一切都是背着马勒进行的，马勒大概并不知晓他在小屋里任凭乐思奔涌时，围绕他的寂静来于怎样的理由。
这些凡俗的声音其实没有躲过他敏锐的耳朵，他统统将它们写进他的交响曲。
他有一次和娜塔莉·鲍尔-莱希纳散步时听到这一切，突然驻足：“你可曾听到？这就是复调，我的音乐就是这样来的。”
这就像他在另外两次著名的对话一样——谈话的对象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1896年6月27日，马勒对娜塔莉·鲍尔-莱希纳说道：“我从未想过，我会把Höllengebirge装进我的口袋，现在我终于拥有了整个施泰因巴赫！”在一次和年轻的布鲁诺·瓦尔特山间散步时，马勒突然转身道：“不必再多看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谱进我的乐曲！”
迈尔尼格：命运终于来敲门
阿特尔湖畔施泰因巴赫的“作曲小屋”随着奥托弟弟1896年的自杀和马勒1897年的皈依天主教而结束了它的时代使命，马勒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维也纳。
沉重繁忙的职务工作不仅侵占他的创作时间，而且也在透支他的生命。尤丝汀娜和娜塔莉·鲍尔-莱希纳一直在为马勒寻找新的夏日居所，后者要将从第三交响曲割舍下来的“第七乐章”（孩子告诉我）尽快找到一个出口，也就是说，第四交响曲已经在马勒心中孕育成熟，他要选择一个分娩的所在，正像在施泰因巴赫那样。
迈尔尼格湖畔别墅
马勒在汉堡歌剧院担任女主角的情人安娜·冯·密顿伯格正是在奥地利南部维尔特湖畔迈尔尼格（Maiernigg am Wörthersee）小镇长大的，当尤丝汀娜和娜塔莉·鲍尔-莱希纳来到迈尔尼格选址时，恰好与她相遇。
马勒的命运在此出现第一次波折，此时密顿伯格与马勒的恋情已经接近尾声，她和娜塔莉都将从马勒的生活中消失，因为在接下来的1901年，马勒认识了年仅二十二岁的阿尔玛·申德勒，1902年来迈尔尼格度假的女主人已经怀有身孕，而在此前一年的夏天，马勒在夜晚新建成的湖畔别墅（Villa am See）阳台望着倒映湖水的点点繁星时，却向娜塔莉·鲍尔-莱希纳表达了深沉的爱意：“你能相信我们会拥有这样一个如天堂般的地方吗？”虽然娜塔莉坚持把两人之间的关系严格保持在柏拉图式的友谊层面，但马勒还是在某个寒冷的夜晚紧紧拥抱了她。
这注定是一个结束，娜塔莉有效地令马勒疏远了密顿伯格，却阻止不了阿尔玛的出现，后者注定成为马勒命运的一个重要部分。
马勒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维尔特湖畔的迈尔尼格，并采纳了密顿伯格的建议，不是租房子，而是以3755古尔顿的价格从奥尔西尼和罗森伯格亲王那里买了2700平方英尺的湖边地皮自己建别墅。同时，他还在这块地的上方山坡树林里租了一块地，建一座和施泰因巴赫相似的“作曲小屋”（Das Komponierhäuschen），它所在的位置堪称完美，在几乎完全没有人类侵扰痕迹的密林中有一块突出的空地，只有通过高大茂盛的松树林中一条陡峭的小径才可到达此处。从小屋的窗子向外望去，如同身处孤岛，参天茂密的松林阻挡了阳光，遮蔽了湖水，掩盖了小径，马勒称这间“小屋”为“避难所”。
通往“作曲小屋”的路标
迈尔尼格“作曲小屋”
别墅和“小屋”的建筑师是密顿伯格的友人阿尔弗雷德·蒂奥尔，设计风格一如马勒一贯追求的简约朴素，别墅有风格各异的露台，还有花园与喷泉，一条充满野趣的小径通向未知的密林深处，将“小屋”和别墅连为一个整体。马勒第一次登上露台放眼望去，不由赞叹道：“太美了！人，实在不应该如此享受！”
马勒在迈尔尼格的第一个夏天即完成了第四交响曲，这是第三交响曲灵感的延续，第四乐章的“天堂生活”开启了马勒关于儿童的噩梦，那本来出于一个最美丽的愿望，却因第二乐章不合时宜地出现一个拉小提琴勾引儿童的死神，而使不祥的征兆提前来临。
1902年，阿尔玛肚子里怀着大女儿玛丽亚随马勒来到迈尔尼格。他们的婚姻关系以如下方式呈现，一边是一整天关在林中“小屋”独自谱写第五交响曲的马勒，一边是坡下别墅独守空房无聊等待的阿尔玛，她甚至不能弹琴，因为怕打扰林中的丈夫。她靠写日记度日，还不时流下伤心的泪水。她是一定要为马勒作出牺牲的，为达成一个无私、忠诚的妻子和母亲这一目标，她要付出许多努力。
她在日记中说：“昨天他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轻松并持久地工作过，我用心听了。得知我能通过自己受苦而给他带来欢乐，我怎么会有片刻动摇呢？从现在开始我应该把自己内心的斗争埋藏起来。我希望在他走过的土地上播种安宁、满足和平静。但我的脸和眼睛道出了真情！总是这些眼泪！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整日以泪洗面，尽管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女人渴望的一切。”
阿尔玛和两位女儿
当阿尔玛以誊抄乐谱的方式介入到马勒的创作之中，当马勒将美轮美奂一往情深的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柔板”作为“情书”献给妻子的时候，阿尔玛似乎明白了为马勒的艺术所作的奉献意味着什么：“创作、提升、泯灭自我、永无止境的探索追寻，这些是他整个生命周而复始的进程……他对周围视若无睹，而却由我付出代价。他生来便是绝对的自我中心，但他想到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重于一切的工作。”
从1900年到1907年，马勒在迈尔尼格度过八个夏天，创作了包括第四到第八交响曲以及《吕克特之歌》和《亡儿悼歌》等重要作品。
从第六交响曲开始，马勒音乐中被命运之神光顾的痕迹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悲剧”还是“夜乐”都以双重性的“分裂”呈现了他与阿尔玛情感的纠葛与投射，“千人”是瞬间的神谕在马勒内心深处激起的波澜，顺从与抗争，激越与欣然，马勒将耳闻目睹的自然与神扩展到宇宙的空间，这是马勒濒于疯狂状态前的一次有效释放，是马勒自我拯救的有益尝试。
作为母亲的阿尔玛已经觉察到马勒的宿命对孩子的不良施加，还没有从生下第二个女儿安娜的产后虚弱恢复过来的阿尔玛在知道马勒刚刚完成根据德国诗人弗利德里希·吕克特的组诗《亡儿悼歌》谱写的声乐套曲时，该是怎样的惊恐？面对悲伤欲绝的歌词和凄婉惆怅的歌调，阿尔玛恳求马勒：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招惹这样不好的兆头！
阿尔玛的告诫是徒劳的，马勒在第二年完成的第六交响曲“悲剧”的第四乐章为自己安排了象征命运三记重击的“大木槌砸地”“最后一次重击把它像一棵巨木砍倒在地”。咄咄逼人的狂烈的进行曲，两度将乐章送入天崩地裂般的高潮，但是也在两度胜利即将来临之时，无情的重槌轰然而落。这是令马勒和阿尔玛都无比动情的交响曲，阿尔玛说：“他再没有一部作品像这首交响曲这样由衷直抒而出。那天我们两人都哭了，这音乐所预示的凛然之情直接触及我们的内心……”
马勒在1906年首演前，有意将最后一记重槌删去，“因为它过去强化了一种绝对结束的感情，事实上这种结束不是结束。”“人，完成了他的任务，即使他在表面遭到的是失败。可个性却达到更高一层的发展台阶，他并没有被毁灭。这样，死亡不再是结束，而是向一个新的领域的攀登……”
1907年，命运之神还是将三记重槌无情地朝马勒落下。他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的职务，他的不到五岁的大女儿玛丽亚因病夭折，数日后医生检查出他的心脏瓣膜出现病灶并且恶化——它最终夺去了马勒的生命。
马勒已经做好离开维也纳的准备，他接受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聘约，所获报酬近于天价，而宫廷歌剧院方面所给予的补偿金和退休金都非常慷慨可观。种种迹象都预示着马勒将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他还决心听从医生的建议，不再拼命工作，而将静心调养身体放在第一位。
命运最无情的打击在马勒一家到达迈尔尼格的第三天便降临了，马勒的大女儿玛丽亚同时染上猩红热和白喉，在被病痛折磨两周并做过切开气管手术之后，终于在7月5日夭折。
玛丽亚是马勒最疼爱的女儿，是他“从未享受到的童年欢乐的体现”。阿尔玛说他们父女经常腻在一起，没完没了地玩耍聊天，他们之间“讲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阿尔玛已经悲恸欲绝，身体垮了下来；马勒沉默寡言，欲哭无泪。当装着玛丽亚棺材的灵车离去的时候，阿尔玛和她的母亲都悲伤地晕倒在地，马勒满面泪痕，近于绝望。
迈尔尼格已经成为伤心之地，必须尽早离开。这个夏天余下的日子，马勒和阿尔玛是在南蒂罗尔的托布拉赫（Toblch）附近的施鲁德巴赫（Schluderbach）度过的。1908年，他们卖掉了迈尔尼格的别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维尔特湖畔。
迈尔尼格的湖边别墅现在为私人所有，不再对公众开放，但林中“作曲小屋”却于1981年被克恩顿州（Kärnten）府克拉根福特（Klagenfurt）的马勒协会开辟为马勒纪念馆并做了妥善的修缮，1986年7月7日正式开放。
1907年的7月7日，正是可爱的“布琪”（Putzi，玛丽亚的爱称）遗体运走的日子。爱女痛苦的呻吟不绝于耳，马勒失魂落魄，再也无心作曲。7月12日，马勒和阿尔玛逃离了迈尔尼格。
今天到“作曲小屋”瞻仰的人们，可以用耳机听到马勒所有音乐作品的录音，珍贵的展品包括马勒从这里寄出的信件、明信片，当然乐谱手稿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大多是在这里创作或完成的作品。
托布拉赫：《大地之歌》
南部蒂罗尔的托布拉赫，位于意大利境内，现在的名字是多比亚克（Dobiaco）。
马勒1905年6月曾经旅行到过这里，并在茂密的矮松林中做过很剧烈的运动。
托布拉赫的风景完全迥异于施泰因巴赫和迈尔尼格，无论是马勒一家居住的旅馆Trenkerhof还是草草搭建的木制“作曲小屋”，都远离了湖水。这里举目所望，是突然裂开如墙壁般陡峭的峡谷掘岩，是如刀锋般险峻尖锐的山峰，山石裸露、峰峦叠翠的多洛麦茨山脉和风景如画的秀丽小湖——居伦湖，远远望去，正如中国山水画一样的意境。
1908年的夏天，马勒在托布拉赫松林旁的“作曲小屋”里，完成了为男高音和女低音及交响乐队的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似乎一切都是定数，前一年的春天，有人送给他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编译的唐诗选集《中国之笛》，热情而遥远、亲切而深奥的东方世界为马勒宣泄般抒发存在之痛苦，提供了慰藉和掩饰。这是马勒最深刻也是最精致的交响乐作品，它是空前绝后的，是造物主赐予的各种机缘汇合一处的产物。是马勒对他所处时代的总结，是他最后的世界观。
托布拉赫全景
马勒在托布拉赫
马勒和阿尔玛在托布拉赫散步
马勒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夏天，仍然来到他的最后一个“作曲小屋”，在此创作的还有第九交响曲和第十交响曲，它们所表现的深邃与玄奥完全不同于从前的任何作品，大自然在其中销声匿迹，马勒最终在音乐中实现了“隔绝”与“封闭”。
从前他逃离都市，远避尘嚣，在自然和神的怀抱寻求精神寄托，而今在命运之槌的重击下，却以一种自我超越的姿态回归内心深处，正像维克多·雨果所说，比大海、比天空更大的景象，便是人的内心活动。
“为你而生！为你而死！阿尔玛！”这是马勒在没完成的第十交响曲的手稿的最后一页赫然留下的笔迹。
托布拉赫给了马勒最后的慰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他与阿尔玛互相敞开心扉，马勒检讨了自己，并为自己对阿尔玛复苏的爱情狂喜不已。
为了阿尔玛，为了克服自我心理障碍，马勒在秋天专程去莱顿造访了心理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接下来是第八交响曲的慕尼黑“首演”，在启程去慕尼黑的某个晚上，马勒来到阿尔玛的床边，宣布把阿尔玛的名字印在总谱扉页上，“这难道不是一次盟誓？”在慕尼黑排练期间写给阿尔玛的最后一封信甚至有这样炽热的词句：“这八个星期来我第一次（事实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爱所带来的至福之乐，这是个全心全意在爱的人，知道了他也同时被爱着。到头来我的美梦终于成真：我失去了整个世界，却找到了归宿！”
“作曲小屋”是马勒精神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体现，三个环境各异的“小屋”见证了马勒人生的三个阶段，它使马勒脱离时代的主流，进入预言者和先行者的通道。他生前以伟大的音乐总监和指挥家尽享荣耀，身后经过一次必要的“复兴”而使他的音乐、他的精神直指人心。
遍布全球的“马勒之友”们，如果没有瞻仰“作曲小屋”的身临其境，又怎能理解马勒音乐中的神与自然的位置？当马勒一走进他在迈尔尼格的“作曲小屋”, “造物之神灵一把将我抓住，我全身为之震颤。”这就是“作曲小屋”的神奇力量，气吞山河、包揽宇宙的第八交响曲就是这样谱写出来的。
托布拉赫“作曲小屋”现在置身于一个野生动物园里
天国的欢聚
1911年2月21日，马勒在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完成一场音乐会后，终因急性链球菌感染而放弃了余下的音乐季演出。
回到维也纳之后，他便住进位于第9区玛丽安巷20号的吕弗疗养院。
5月18日晚刚过十一点，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马勒用他在尘世的最后一点力气喃喃地吐出一个名字——“莫扎特”。
根据马勒的遗愿，他被安葬在维也纳第十九区的格林津公墓，他的可爱的小“布琪”的遗体从迈尔尼格迁移至此，马勒终于可以和他的爱女常相伴守。
葬礼在滂沱大雨中举行，人们站在雨中，静默不乏遗言。
当灵柩安放进墓穴那一瞬间，一只夜莺开始歌唱，一团团泥土落下，天边出现一道彩虹，阳光穿破乌云洒向大地。
1964年，已经是诗人维费尔妻子的阿尔玛去世，她被葬在马勒的身后，阿尔玛和第二个丈夫建筑家葛洛皮尤斯的女儿玛侬也葬在这里，马勒对儿童的厄运居然通过阿尔玛转嫁给她，当她十五岁夭折的时候，马勒的信徒阿尔班·贝尔格心痛欲碎，为之谱写了二十世纪最深切动人的小提琴协奏曲“纪念一个天使”。
马勒最忠诚的妹妹尤斯汀娜和她的丈夫阿诺·罗斯也追随马勒葬在这所公墓，他们的女儿阿尔玛·罗斯虽然死在奥施威茨，却把名字刻在父母的墓碑上。
马勒遗容面模
马勒在此医院去世
格林津地区的马勒墓
阿尔玛墓在马勒墓斜对面，白色的三角墓碑是她与格洛皮乌斯的女儿曼侬的
马勒的妹妹朱斯蒂娜和丈夫阿诺·罗瑟去世后也在这里安息，而他们的女儿虽然葬于别处，却把名字刻上了父母的墓碑
马勒的墓碑由约瑟夫·霍夫曼设计，俭朴粗砺，上面只刻着“古斯塔夫·马勒”，马勒说过：“前来探访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也就不需要知道了。”所以即使在格林津公墓大门一侧居住的百姓，也大多不知这所普通的公墓因为一个神圣的名字而为世人所知。寻访马勒的魂魄永驻之所，不仅看不到任何标识，连问数人都摇首不知。沿着一排一排墓碑地找下去，若非遇到“马勒之友”的指引，也许一个上午都要在寻找。
手抚马勒墓碑，感觉那粗砺坚硬的质感，心中庆幸马勒再次实现了“逃离”，他在这里安静地陪伴家人，相比中央公墓那边，少了多少喧嚣和烦扰！这就是马勒的维也纳，他的精神既不属于这里，就应当渴望被遗忘。
多余的话
阿尔玛在马勒去世后，又经历数次惊人的爱情和婚史。
《忆马勒》，阿尔玛.马勒.古斯塔夫著。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阿尔玛回忆与马勒一起近十年的生活，第二部分，是马勒写给阿尔玛的信件。此部分书信，为阿尔玛亲自选编，其中是否有故意筛选或改动，我们不得而知。
1902年3月9日，42岁已经著名的马勒，与23岁刚刚成长的阿尔玛，经过四个月短暂的恋爱，在维也纳完婚。
马勒是那样一种人，这种人太庞大了，太光耀了，他的爱不敷自己使用，想要从他那里得到平等的爱，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他们恋爱的时间里，马勒写给阿尔玛的信中已经显示出这样的锋芒：
“亲爱的伙伴，您是我的，您稍许作些努力，我也能是您的。
其他信笺里，也很容易捕捉到马勒对阿尔玛的爱，是一种恩赐般的爱。
马勒对阿尔玛说：“跟我这样的男人结婚，不是容易的。我是完全自由的，必须这样，任何物质上的东西都不能束缚我。”
马勒自知，他的生命带有强大的使命，他为音乐而生，并被音乐填满，他甚至不需要从爱情那里寻找和体验他为之心醉的艺术形象。
他在信里写：“在生活中我邂逅被爱这样一种幸福，可怎么去爱，我几乎不再梦想了。”书的结尾处，在阿尔玛选取的最后一封信里，马勒依然视爱情为“没有平静的幸福。”
阿尔玛知晓这一点。我甚至觉得，她初识马勒时就已经知晓了这一点。
阿尔玛邂逅马勒，仅仅22岁，眼界开阔，学识广博，有姣好的容貌，以及令人惊奇的智力和判断力，身边也不乏优秀的追求者，而她竟然在几次晤面之后，就答应了马勒的求婚，她做好了准备：以保护马勒的光芒，为他扫除路上的所有障碍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她被马勒的作品打动的一刻，她起誓，“永远只为了他一个人存在，把一切都献给他。”即使经过漫长的婚姻生活后，有人对她说：“阿尔玛，你是马勒身边的一个抽象物，不是人。”
阿尔玛不否认这个说法，同时也确定，尽管如此，她从来没有想到错过与马勒一起生活中的哪怕是一天。“在这个杰出的男人面前，像是一种不熟悉的和谜一般的尊敬的东西却要制服我那种欢快的无忧无虑的心态。”
为此，她获得了另外一种美，成为一个月亮般的妻子。
马勒视精神生活高于一切。他总是说：钱——无足轻重！衣服——无足轻重！旅游——无足轻重！只有精神是唯一的。他宁愿共享贫穷的面包，并在光亮中漫步，也不要迷失于粗鄙。
可是，“身心完全健康地过一种真正的精神生活是没有一个人能办到的。”（这句话出自卡夫卡）他们要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啊，要偿还婚前巨大的债务；要协调作为社会人的各种关系，还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玛丽亚五岁时因白喉夭折。
马勒不去注意这些，也无法忍受任何干扰，只有工作，工作是最高贵的存在。
他的本性是闻所未闻的自我中心主义，但不是为了自己，永远是为了工作。他的利己主义完全天真无邪，如果他认识到自己自私的话，那定会大吃一惊。阿尔玛在马勒旁边像被抹去了一样，不具实体。如此，阿尔玛便置于一种尴尬的处境，如果一个女人的情敌是另一个女人，她可以去战斗，并且有获胜的可能。然而，一个女人同艺术争取一个男人，未免就力不从心了，更何况，这个女人本身热爱着艺术，称自己为艺术之子。这样的纠结没有把阿尔玛打倒，可见她是具有强大能量的人。
当然，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有欢乐的部分。阿尔玛在信中提到想要的礼物是巧克力，演出归来的马勒就拖回了整整两皮箱巧克力。阿尔玛对奶酪感起兴趣，马勒立即跑到城中一家大型奶酪店，买了一块砖头大的味道辛辣的黑山奶酪，他把包裹吊在自己上衣的扣子上，并立即忘记了这件事，快速跑起来，摇晃的奶酪发出一股浓烈的味道，他跑进阿尔玛的房间，诅咒这气味，随后证实这味道来自他的身上，爽朗地大笑起来，阿尔玛也被引得乐不可支。
阿尔玛总是弹奏瓦格纳，马勒就构思出了一首可爱的谐谑曲—《你为美而爱》，并把它放在《女武神》的头几页之间，他每天都在等待阿尔玛去发现它，可阿尔玛恰恰那段时间没有翻开这份乐谱。马勒突然说：“今天我要看一看《女武神》。”他打开乐谱，这首歌露出来。阿尔玛高兴得没边了，她把这首歌至少弹了二十遍。
这些小小的快乐的瞬间，因为马勒身为艺术家的天真笨拙，尤其生动。当然，还有阿尔玛陪同院长先生演出时的各种荣耀时刻。
可是，相比物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琐碎，相比失去自己的苦闷，短暂的快乐又是多么无力啊，何况，快乐本是很容易被遗忘的。阿尔玛怀着巨大的敬重，从内心中与马勒疏远开来，并等待某一种奇迹的发生。她“发疯地渴望点什么，渴望爱情，渴望生活，渴望一扇窗户，从这种冰冷的雪崩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是在结婚八年后（1910年），马勒收到一封信，建筑家瓦尔特.格罗庇乌斯给阿尔玛寄来的情书，信封上写着“马勒院长收”。
马勒读罢此信，颇受打击，知道阿尔玛另有所爱，并可能失去她，此时，他生命中的爱情真正激发出来，开始对阿尔玛怀有一种新的，强烈的，自觉的柔情。马勒突然感到了他的过失。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不再把阿尔玛作为若存若亡的妻子，而是作为一个女人来爱。
1910年9月12日，《第八交响乐》的慕尼黑首次公演，马勒将这一部备受瞩目的杰作题献给了妻子阿尔玛。同期的信笺中，马勒写：“这是我的一种独特和激动的勇气，把标题页上的这个可爱的、甜蜜的名字展示给世人，就像一份火热的自白一样。啊，我多么高兴在所有我的钢琴曲改编的曲子上都题上这个名字！但这有些像中学生的习气了。我要使世人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对他们说来这远比一个恋爱故事有意义得多。”我很高兴看到受病痛折磨、快接近死亡的马勒重新陷入爱情的欢愉，更乐意看到他并没有被这欢愉冲疯了头脑，而保有了一个伟大作曲家的严肃和尊贵。阿尔玛写：“这个陌生丈夫的爱情又使我的自我意识恢复了平衡。”
只是，这样的日子来得太晚了，也太短暂了。阿尔玛已经意识到，她的生活是完全不会充实的，是出于对马勒的爱护，两个人把这部喜剧一直演到最后。不过，也正因为其短暂，他们最后的相处变得可以忍受，并生发出别样的光芒。
1911年5月18日，马勒去世，年仅51岁。他死时，两眼迷乱，手指在被上指挥。他的嘴露出微笑，说了两次：“莫扎特！”眼睛睁得大大的。恐怖的呻吟沉默了，一片寂静，是死亡，一切都结束了。
按照马勒的遗嘱，他被葬于格林岑公墓他的爱女玛丽亚旁边，墓碑上仅刻有他的名字---“那些来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需要知道。”
阿尔玛书写下与马勒十年的生活，原本并没有在生前发表的意图。只是，马勒渐渐要被他的故乡遗忘了，维也纳歌剧院马勒的胸像从原来的位置移掉，以马勒命名的大街改名，为建立马勒纪念碑而筹集的资金也落入一个慈善基金组织，阿尔玛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使命，让马勒重新被世界接受、理解和热爱。“马勒的作品和形象没有褪色。愿记述这位一度出于痛苦和欢乐中的经历者的这些文字问世，为他作证。”
作为指挥家与作曲家的马勒，除去天赋之外，兼具了专注、沉潜、悲悯、天真等艺术特质。他经常说，只有一种教育，就是通过榜样的教育。榜样给予一切。
最后，让我们重温阿尔玛对马勒的致敬之词：“他的死，他的变得越来越美的面庞的样子，我永远不要也不会忘记！他为永恒的善进行的真正的斗争，他那超越任何平庸的高尚，他直到死亡对真理的热爱，这些都成为一种圣洁的生活楷模。”
至于阿尔玛，她之后生活可谓全然不同，流光溢彩。阿尔玛接下来的丈夫与情人们，都是艺术史与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被称为收集天才并孕育天才的女人。我想，这些足以补偿她与马勒十年中失去自我的生活，或者，可不可以这样想：正是与马勒的婚姻，让年轻的阿尔玛学习并掌握了一种被爱的艺术，一种与天才相处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