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文字阐述30年医者生涯，曾烧掉两屉手稿想放弃
“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就是看病救人，爱写小说。”
于建新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的一名感染科医生，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
30多年前，他还是80年代校园最早的那批文艺青年，写小说，办诗刊，搞乐队。而在毕业进入医院后，医生与作家，也成为了他一生的职业。
01
于建新最初选择感染科，是因为感染科医生够闲，可以阅读。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有一个成为作家的梦想。
在他的人生规划里，自己本应是个穿长衫的语文老师，授课写作。但由于地理成绩奇差，对高考有影响，而作为农家的孩子，上大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权衡利弊下，于建新选择了理科，考上了南通医学院。
1990年，于建新从学校毕业，分配至金坛区人民医院。他至今记得，一年轮转后准备定科室，外科主任对他说：跟我做外科，保证三年带你出来。但他的回答也很坚决：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选传染科。
九十年代，国内还没有感染科的概念，被称为传染科。随着疫苗等防控手段普及，痢疾、霍乱、血吸虫病等经典传染病发病率进一步下降，患者数量急剧减少，加上基层医疗能力有限，重疾全部转往大城市，传染科患者的人数经常还没医生多，住院病人只有外科的四分之一 。
即便是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出台政策，投入大量资金加强感染科建设，但对于基层医院来说，情况依旧没有太大改善。感染科仍是最没存在感，最不赚钱的科室。
那段时间，于建新每天利用工作的业余时间写作，晚上阅读，看电影。
“工作，生活，读书，写作，这基本就是我平日的安排。”于建新说。
1997年3月，因缘巧合，于建新调到乡卫生院担任院长。下乡之前，他一心想着大展宏图，下决心告别写作，烧掉了两抽屉的手稿。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现实和想的不一样。
于建新说：“乡卫生院，不仅仅是医疗护理机构，还担负着整个乡的全面卫生工作，这其中包括改水、改厕、结（核病）防、血（吸虫）防、妇保、儿保、预防接种、科普宣传、乡村医生的管理、合作医疗的收费等等大量医疗以外的任务。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起到了预防疾病和阻止其传播的可能。可惜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重治不重防，经济利益第一，乡村卫生系统逐步瘫痪乃至消失。”
“而基层乡村卫生院的现状，某种程度上就是综合性医院感染科的现状。感染科是一个地区预防保健工作的前线，但由于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大多数基层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科，永远是被遗忘的角落。即使经历了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预防保健工作却仍然没有受到重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工作量大、危险性大、无名也无利，也让年轻医生都不愿意进入这个专业。”
“说实话，下了乡我才发现，自己有点眼高手低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于建新说，“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远远不足以处理基层复杂的情况。”
感觉到自己做不出什么成绩，1998年8月，于建新主动写了辞职报告，回到传染科继续做他的临床医生，照顾病人，并坚持写作。而医生这个职业，也为他提供了大量灵感与素材来源。
为爱情有偿献血而染上丙肝的女子、被遗弃的艾滋病老人、被老年痴呆症拖垮的家庭……于建新天生就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把那些爱恨情长、生离死别的临床故事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于建新说：“也许自幼受家庭影响，心里一直藏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乡下的一年半，我虽然没有写作，但也一直坚持阅读，好像我就是为文学而生的。回城之后，买了电脑，开始认认真真的写作。”
2015年，于建新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和灵魂一起守夜》。但书出来以后，他又开始反思，继续写作是一定的，但到底写什么？
“我是一个热爱写小说的医生，在潜意识里，必定有写出典型医生的执念。之前写过的几个医生，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第二本小说《感染科医生》诞生了，主人公的形象，便是在我30年的从医过程中不断丰满的。这里面有我的影子，也有我所认识感染科医生的言行举止。”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当初选了外科，就没有坚持写作至今的那个‘老于头’（于建新笔名）。但另一方面，很简单的对比，主治和副高，传染科和外科，几百万的差距是肯定的。”于建新笑着说道。
02
筱铁梅无力而干巴地对老何说：“入组治疗吧。只要抗病毒药物没有副作用，就是正常寿命。即使有副作用，按照目前的条件，可以更换治疗方案。”
老何用充满怜悯的眼神看着筱铁梅：“我这样猪狗不如地活着，已经六十多年了，继续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老筱，你说说看?”
老何，再也没有在戏曲社出现过，至死也没有入组治疗，不久，因为（艾滋病）并发真菌性脑炎，死在了常州三院。
这是于建新在《感染科医生》里一段关于艾滋病患者的描述。他在医院全面接手艾滋病门诊工作已整整9年。药物登记与发放、网报、随访、并发症的住院治疗，都由于建新一人负责。
“大家对艾滋病的心理恐惧远超过疾病本身，哪怕很多临床医生，也依然拒绝面对艾滋病患者，即便大家心里清楚，在符合医疗规范的情况下，几乎不存在被感染的风险。”
2011年以前，于建新所在的地区没有艾滋病门诊，患者归地方疾控中心管理。但由于地方疾控中心并没有医生处方权，艾滋病患者的管理和药物发放，容易诱发医患矛盾。
为了改变局面，江苏省当时发文，基层医院需要抓紧培养负责艾滋病患者的临床医生。
于建新还记得，当时没有医生愿意接受艾滋病患者的诊疗工作。原因很简单，一是没人愿意趟这滩“浑水”，二是当时临床已经有了药物补助，没人愿意跑去进修。
在和老主任详细沟通后，于建新接受了这项工作。2011年2月，于建新倒了三次车，前往上海公卫中心进修。次年5月，他开始全面接手全市的艾滋病工作，临床数据网报、药物的申请登记，发药随访、临床门诊和住院治疗，这些本应由三个人或更多科室联合进行的工作，于建新独自一人承担了下来。
2013年，金坛区人民医院正式开设了艾滋病病房。场所由两间旧库房改造，一间作为于建新的办公室，另外一间放上三张床做病房。这是全省唯一的县级医院艾滋病病房。
如今，于建新管理着数百位艾滋病患者，他建立了一个微信号，每个患者单独加入。他定期在朋友圈发布消息，指导患者诊疗与取药，给与患者心理辅导。在目前入组治疗的病人里，年龄最大的已有86岁。抗病毒时间最长的，已经二十年。
“直到现在，艾滋病在院内都还是一个‘禁词’。每当有患者就诊，大家都会用‘来了一个VIP’这样隐晦的称呼。”于建新说，“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医生，不应该把这个病看得多恐怖。我们需要多看到病人的不容易，他们活得很艰难。”
2020年疫情期间，因发生院内感染，金坛区人民医院关院停诊近两个月，考虑到自己负责的艾滋病病人，于建新主动和院领导商量，独自一人留在医院，继续开展门诊分发药物的工作。药房没有人，他就把药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做好记录，核对病人后一一发放，最后盘点。
“新冠会死人，艾滋病也会死人。”于建新说，“我有几百个艾滋病患者，需要我发放药物以及随访，还有一些临床并发症的治疗，这是我的责任。”
很多患者也似乎“认定了”于建新，他回忆道，2018年曾接诊了一位28岁的年轻病人，这位患者先是出于无知恐惧而逃避，没有及时入组，延缓了抗病毒治疗的时间。然后正式抗病毒药物治疗一年后，发现耐药。更换治疗方案后，又发生免疫重建，导致并发了孢子虫肺炎。孢子虫肺炎痊愈以后，发生胆汁反流性胃炎，无法进食。这一年，这位患者反复住院五次，于建新一直劝他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但他却说：“于医生，我不去，我就在你这里治疗，死也死在你这里。”
幸运的是，在于建新的悉心治疗下，这位患者的并发症都痊愈了。
每逢过年，很多病人都会亲自登门，弄瓶酒，弄包烟，带点米和油，礼不贵重，但都让于建新倍感欣慰。
好多年前，当国家已经免费发放抗病毒药物的时候，于建新仍会遇到一些依从性很差的患者。而在他的书里，因患上艾滋病而遭到抛弃的女人，拒绝接受治疗独自等死的中年男子…… 这些都或多或少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宣布，艾滋病病人只要吃药半年以上，两次的病毒载量为零，就没有传感性，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健康的，更别提日常社交。”于建新说，“但社会上歧视的眼光依旧存在，不少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活得没意思，也就不愿意接受治疗。作为医生，我能做的其实也很有限。”
迄今为止，金坛区人民医院的艾滋病管理和治疗，只有于建新一人。2015年的时候，他本想培养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哪怕只是先带着做做报表和随访。但对方明确表示：“于老师，我不愿意。”
“其实也能理解，很多人自己心里这关就过不了。其次大家从医的初衷，要么为了做出名，要么是稳定经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谁又愿意？”于建新说，“本来可以培养一个接班人了，但是因为疫情，又耽搁了下来。”
03
有这么一群病人，被“骗”得了“肝硬化”、“肺结核”……，收治入于建新的感染科病房，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他们都是癌症晚期病人，失去了治疗的意义，自然没有科室愿意接收，而于建新能做的，就是为他们使用一些止痛药，并针对出现的并发症给予相应治疗，尽量让他们能走的体面和尊严。
2010年，于建新亲戚家的老人患上晚期肝癌，在大医院转了一圈，已没有手术条件，也无法放、化疗。患者家属来找于建新商量，希望他能接收老人家，尽量减少痛苦，让他能过好最后的日子。于建新同意了，以肝硬化为疾病诊断，将老人家收治入感染科。
于建新回忆，老人家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每天早晨，独自从家里来医院，到办公室抽上一支烟，聊聊天，随后再进病房，活得倒也自在。住院过程的治疗以对症为主，保肝、利尿、止疼……
“直到三个月后临终的前一周，老人家开始腹胀不止，疼痛难忍，家人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拼命发火，而我亲自去跟他解释，家人们都已经尽力，大医院都去过，甚至考虑过换肝，但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我还告诉他，他女儿和女婿都很不错，每天定时来看望。他才不说话，最后安静的离开，死于肝昏迷。”
这段经历，也是于建新笔下《三口烟》的原型：
老商，全身无肉，吸氧下点头样呼吸，鼻翼煽动，嘴唇紫绀，颈静脉怒张。一旁的老葛在给他用水润唇，小蔡端着一叠纸，杵在老商眼前。老商，右手抖抖索索拿着笔，在纸上划来划去，划的是三个大字：于医生。
大概是上午十点模样，有阳光从窗外洒下，淡淡春意流淌。
我贴近他耳朵，高声喊道：老商，喊我做什么？
老商，用力呼吸了半天，才能够举起右手，放到嘴边。
你想抽烟？我有些忍不住了。
老商含颌微微下倾。
我点起一支“苏烟”，先吸一口，递到他唇前，颤声说道：就抽三口啊！
这件事后，于建新便在感染科病区开展了临终关怀。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于建新每年大概要收治将近10位患者。而在他笔下的各类文章和小说里，这些患者的形象和故事也不断地出现。有告诉医生“不用救了，让他早点死算了”的亲生儿子，也有看着亲人在病床上痛苦挣扎，却依旧不愿放弃抢救的家属，生与死、爱与恨，人性的优缺在疾病和死亡面前被不断放大。
“理论上说，这些工作并不是我的责任，只是目前的医疗环境并没有给这些基层地区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渠道。”于建新说。
“这么多年，印象最深的是我一位堂哥的舅舅。87岁，被查出肺癌骨转移，已失去治疗意义。我以肺部感染为名，让他住进我的科室。因为肿瘤转移到了腰椎，我开始使用预防性的止痛。从英太青、美施康定、吗啡，到最后的杜冷丁，患者直到死亡都没有严重的疼痛，保持着良好的生活质量。”于建新回忆，“他88岁的生日在病房里度过，米寿么，我也参加了，吃了蛋糕和面条。大概三个月后，他死于呼吸衰竭，没有痛苦。他的儿子在甘肃工作，请假回来陪他父亲。老人死后，他跟我说，你们这里的医生真好。”
“后来我以这件事为原型，写了《味道》这篇小说。”
从医30年，于建新一共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印过诗集，出版了两本小说，《和灵魂一起守夜》以及《感染科医生》，但他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医生。无论是开展艾滋病门诊，还是进行临终关怀，都是自己作为一个医者的主动选择。
“我在任何场合都讲，我首先是一名医生，其次才能算一名作家。”于建新说，“我到了这个年龄，相信因果报应，虽然从事了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但一定是治病救人给我的成就感大。”
“如同我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四线城市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科医生，连主任都不是，面对的都是身患各种感染性疾病的病人，最多的是艾滋病病人。人的一生都不容易，作为医者，面对这么多欢笑痛苦，生离死别，除了尽自己的专业能力治病救人外，还要懂得同情、怜悯和宽恕。”
“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就是看病救人，爱写小说，而这些选择的背后，都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理想与良知的选择。这些选择，让我失去了很多经济利益和名誉，但是这些选择，也让我成为这个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于建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