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文学刊 | 刘勇、汤晶：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吗？——写在创造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的反思

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吗？

——写在创造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的反思

刘 勇  汤 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章摘要

内容提要：1921年，两个最初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此后，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社团蜂起，但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两个社团的影响，甚至人们以文研会和创造社的原则、立场来划分其他社团的类型。这种划分的基本原则就是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的，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并且这两大倾向成为现代文学的主要思潮。一个世纪过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回顾这两大社团及其形成的倾向。文研会是现实主义的吗？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吗？结论是这么明晰和显然的吗？实际上，文研会不单纯是现实主义的，创造社也不单纯是浪漫主义的，甚至创造社更带有现实主义倾向，文研会更带有浪漫主义的情调。

关键词：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互看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3期“特稿”栏目。

从1921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成立以来，学界一直有一个基本的说法：文研会是现实主义的代表，是客观写实的；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主观抒情的。以影响很大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它充分肯定了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特征。它认为文学研究会是“从有益于'人生’出发，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所有的基本态度。”1同时认为“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注重写实主义不同，创造社作家侧重自我表现，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2并进一步把当时的其他社团流派根据这两大社团的倾向，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接近文学研究会的，一类是接近创造社的。可见两个社团在当时乃至后来很长时间在文学观念、创作风格上的深远影响。今年是这两个社团成立100周年，一个世纪足以让我们清醒下来、冷静下来，让我们对这两个社团进行反思，对这两个社团的本质倾向进一步地厘清。

创造社主要成员合影（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一、浪漫主义的中国言说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严格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这两大理论是在五四之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现实主义的追求表现为文学为“社会”和“人生”的书写理念；浪漫主义的观念则表现为文学为“个性”和“情感”的创作理想。实际上，这与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发生源起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中国人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实现了高度中国化的理解和接受。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中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有比较接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比如“诗言志”“诗言情”等等。传统文学中“诗言志”的观念是从个体的道德修养、国家的政教宣化两个维度来明晰文学之用。“诗言情”则是对文学抒发个人性灵、彰显个人气质的一种倡导。在文学的“情志”之辨中，“志”指的是偏向实践于社会的“道”；“情”倾向于展现内在的个人吟咏。这两大观念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最主要的两大倾向。无论是“言志”还是“言情”，只是文学之用的某种倾向，经典的文学作品始终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是个人精神性情的抒发与社会教化意义的统一。因此，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之说，实际上就是要将文学的个性兴发与载道功用相结合，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所说的“情志合一”也就是这个意思。统观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话语，“诗言志”“诗言情”“文以载道”“独抒性灵”等等，文学始终被放置在“个人—社会—家国”的语境中阐发。

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学中存在着本质性的现实主义，但缺少本质性的浪漫主义。表现现实是文学永恒的任务和主题，尤其是具有几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更是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学思潮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但由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被中国社会接受并站稳脚跟的只有现实主义。3其实，中国接受现实主义乃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具有漫长的社会性文学源流。那么从屈原、李白，直到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难道不是浪漫主义的吗？他们在表现形态上是有些浪漫的，例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郭沫若的“把日也吞了把月也吞了”，还有郁达夫的文章“啊”个不停等等，但他们骨子里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文学表达的本质追求和人生哲学是现实主义的，这跟中国的文学传统有深刻的关系。我们始终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或很少有纯文学，所以文以载道一直载到今天，还必将继续载下去。而真正的“主义”，不管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等，都不应该只是表现形态上的，而应该是骨子里的，深入血脉之中的，不然就只是方法，而不是主义。

新诗集，郭沫若著，1921年8月上海奉东图书局初版

小说集，郁达夫著，1921年10月上海奉东图书局初版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舶来的文学批评话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进入中国，是一种文学表现观的进入。中国新文学倡导者们更多是从创作手法、艺术倾向上借用两大思潮来理解和建设中国新文学，而非从文学的本质上要将新文学赶上西方浪漫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潮的兴起，不可忽视日本的作用。据一些学者研究，明治维新时期，先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的“real”“realism”译出“写实”“写实主义”。后来经过中国留日学生的吸收引进，“写实”“写实主义”便逐渐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中。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的论著都先后出现过“写实”、“写实主义”的表述。其中，尤以梁启超最早且最具代表性。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文学创作方法上最早提出了“理想派”和“写实派”的概念，他根据小说虚构程度的不同将所有小说划分到这两派的范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也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并且认为“写实”和“理想”二派在文学的内容中是同时包含的。这里的“写实”强调的是“描写真实”，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内容。

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以“世界历史进化的眼光”，坚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4的进化论视野，将写实主义作为革新社会思想的重要文学观念，推崇写实主义，以达到启蒙大众和促进科学精神发展的目的。五四新文学之后，“写实主义”广泛流行，成为新文学倡导者的一种基本的共同选择。1915年，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潮的流变。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视角去阐释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依次递变的发展过程，把中国传统文学阶段看成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阶段，把新文学看作是现实主义阶段。他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兴起原因在于：“十九世纪末，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5陈独秀看重的是现实主义揭露现实，破坏旧思想的作用。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提出要将写实作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6紧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将“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鲜明的旗帜。1919年，李大钊也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7同年，茅盾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最早自觉地介绍写实主义。五四时期，西方文艺思潮中的“Realism”更多被理解为创作手法的“写实主义”，其中文翻译名称，还没有完全统一。胡适也曾将其译为“实际主义”，刘半农译为“崇实主义”，罗家伦译为“写真主义”等等。虽然早在1919年，朱希祖在翻译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时，就把“Realism”翻译成现实主义，但直至1930年代，“现实主义”的译名才基本固定下来，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伴随着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学的兴起，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入中国，扩充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现实主义的内涵。1931年至193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和玛·哈克奈斯等人的信着重讨论了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苏联的《文学遗产》刊发了信的内容。1932年，瞿秋白将这些信件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论编定为《“现实”——科学的文艺论文集》一书，提倡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国社会对现实主义的接受从五四时期的日本路径转向1930年代的苏联路径，暴露和展现社会现实更加倾向于服务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

陈独秀、胡适、茅盾

而浪漫主义的概念是由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的，在五四时期有着多种译名。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理想派”便是对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化阐释。五四之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强调浪漫主义中情感与天赋的力量。1918年，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将“Romanticism”译为“传奇主义”，胡适和陈独秀也曾译为“理想主义”。而在茅盾《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译法：烂熳主义和浪漫主义。1925年，茅盾在《文艺小词典》中又译为“传奇主义”。

梁启超和王国维

和现实主义相似的是，中国文艺理论界在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概念上也大致存在两个时期：五四时期和1930年代以后。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所接受的主要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卢梭式的浪漫主义针对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精神的分裂，因此要高扬个性精神来平衡模仿的理性精神。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主要特点是推崇情感的力量，把情感视为文学的本质，是哲学和美学观念下的文学思潮。显然，在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下，浪漫主义无需关切资本主义经济下人性的异化问题，新文学家主要是运用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对抗封建主义中人的麻木和闭塞，但极度张扬个性或沉湎于情绪又难免与救亡图存的现实使命发生摩擦。在1920年代中期，浪漫主义就遭受到诘难和质疑。1926年，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文章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任性’，无视文学传达的工具和文学形式的美的构型，即无视'文学的本身’，文学美的质素被淡化、被忽略了；浪漫主义者对情感推崇过分，把情感直接当成文学本身，沦为滥情主义；浪漫主义者所追寻的理想其实是'假理想主义’”。8闻一多紧接着也在《诗的格律》一文中认为诗界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只是放任自己无节制的情感，艺术高度远远不够。甚至同年5月，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直接宣布浪漫主义已成为反革命文学。到了1930年代，文学界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则是重新改造和赋予内涵。在这里，苏联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诠释又对中国浪漫主义的革新产生了影响。1930年代，中国文学界用高尔基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取代了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不再是个人的浪漫，而应是英雄的浪漫、革命的浪漫和集体主义的浪漫，洋溢着革命斗争热情和崇高革命理想。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西方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将矛头直指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而现实主义的理论虽然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德国席勒的著作中，但真正成为巨大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还是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文坛，现实主义的对话对象则是浪漫主义。与西方发生路径和社会背景不同的是，这两大文学思潮几乎是同时进入中国社会，并且先后经由了日本和苏联作为中介的影响，在中国复杂的现实背景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已与西方文化语境相去甚远。与其说中国文化界吸收了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如说是化用和更新了这两大思潮，即现实主义从被损害的社会大众出发去观察社会，强调客观冷静地描写，是一种再现；浪漫主义是从被压抑的个性中去控诉社会，强调主观情感的迸发，是一种表现。无论是何种理解，都具有明显的动态感和阶段性，因此它引发了对以下问题的重新认识。

二、创造社何以“浪漫”，

文研会何以“现实”？

既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一种引进的文学批评话语，并且实现了中国化的阐释，那么很有必要搞清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两顶帽子是如何稳稳地戴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头上的？

现实主义的写实追求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和“为社会”的主张相契合，从而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研究会最具有标志性的特点。从文学主张上看，最直接表明文研会与现实主义关系的就是其成立的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9将文学视为一种工作，强调文学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功用，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吸引了文研会作家，与他们极其现实性的目标有了呼应。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认为“写不求忠实，乃中国文人之通病”，10因此他们主张冷静观察与如实书写，反对没有事实根据的向壁虚造，推崇书写真实、平凡的文学作品。文学研究会在理论上以“为人生而艺术”为基本原则，要求文学要反映社会与人生，这就决定了他们与现实主义一致的创作方向。郑振铎在谈论《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时认为：“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11可见，文研会作家倡导的现实主义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话语策略意识，在于批判文学中的柔弱游戏、消遣娱乐之风气，要实现文化界的正本清源，进一步通过文学革命实现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出于此目的，文研会在创作态度上主张科学客观精神，在手法上倡导如实描写。从文学创作实践上看，文研会作家是主动有意识地学习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用文学作品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和追问人生。文研会作家是“问题小说”和“问题剧”的创作主力军，是易卜生《娜拉》《国民之敌》等社会问题剧的主要翻译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等一批“为人生”的作者，正是经过“问题小说”的创作实践而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的。

文学研究会成员合影

浪漫主义的主情追求与创造社的“创造”精神达成了默契，从而浪漫主义成为创造社的显著标志。创造社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等号，是通过“张扬情感”的共同追求实现的，这是一种文学风格、文学气质上的呼应。浪漫主义把文学中的情感表现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郭沫若认为“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好的作品。”12从情感的张扬来看，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成仿吾的“流浪汉”小说等，都是深备浓烈而峻急的情绪，释放想象与灵感的代表作品。此外，创造社成员还是大力翻译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主力军。例如郭沫若看重“主情主义”而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引起了“维特热”；《创造季刊》开设“雪莱纪念号”集中介绍雪莱、华兹华斯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真正为创造社插上浪漫主义旗帜的，还是郑伯奇1935年所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篇“导言”，对“创造社作家的浪漫主义倾向”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茫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13郑伯奇详细分析了创造社与浪漫主义发生关系的社会原因，并明确了二者在追求个性自由和张扬主观精神上的一致性。从此，创造社便与浪漫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创造社主要成员虽然强调文学创作中情感的张力，强调作家主观力量在文学创作中的注入，但在创造社前期，他们从未正式亮出浪漫主义的旗号，甚至他们在谈论浪漫主义时，时常保持警醒和反思的态度。1922年，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的《编辑余谈》中写道：“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14这个说法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对创造社“松散自由”的结社结果的解释，也正如郑伯奇指出这是一群留日学生在苦闷意绪下的一种“团结”。既然是“没有划一的主义”，那么浪漫主义也定然不是其群体的创作宗旨，乃是出自于后人的评述和定论。1923年，成仿吾在《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中批判浪漫主义，认为“从前的浪漫的（Romantic）文学，远离生活与经验，利于幻想……它们是不能使我们兴起热烈的同情来的。而且一失正鹄，现出刀斧之痕，则弄巧反拙，卖力愈多，露丑愈甚。”15成仿吾还进一步推崇写实主义：“为的反抗这种浪漫的文学，兴起的是另一种取材于生活，表现作家经验的写实文学，它使我们从梦的王国复归到了自己。”16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加速了创造社的转向。后期创造社在走向革命文学的过程中，直接宣布浪漫主义是反动的。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揭示：“第三阶级抬头之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渐渐猖獗起来，使社会上新生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便是第四阶级的无产者。在欧洲的今日已经达到第四阶级与第三阶级的斗争时代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巳成为反革命的文学。”171927年，郁达夫在《文学概说》中也指出了浪漫主义的空想弊端，太过浪漫而脱离了现实：“物极必反，浪漫主义的发达到了极点，就不免生出流弊来。就是空想太无羁束，热情太是奔放，只知破坏，而不谋建设，结果弄得脚离大地，空幻绝伦。大家对此，总要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与不能安定的惑乱。尤其有科学精神的近代人。对此要感到一种不安。”18从上述创造社成员的主张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们直面浪漫主义这一文学思潮时基本上是持反思和疏离的态度。

《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6年

但不知出于何因，也很难断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文研会与现实主义就始终结合在一起，而创造社与浪漫主义也始终分不开，并且这两大社团还成为新文学社团中风格对立、界别清晰的两大流派。许多文学史著作也一直沿用这种说法，比如同样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修订本）再一次明确了这样的结论：“'五四’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

三、两个论断的游离与互看

上述关于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的，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这个定论有没有问题？我们认为是有的。从这两大社团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其主要成员的立场、观点与创作实践来看，以往的结论是存在悖论的。如果说一定有浪漫主义的情感与倾向的话，那不是创造社，恰恰相反是文学研究会，而创造社则是现实主义的。

针对“现实主义的文研会与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这个论述，1930年代的学者就有过质疑。1935年，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虽然肯定了文研会与创造社各自的整体倾向，但也提出：“文学研究会被认为写实主义的一派，创造社是被认为有浪漫主义的倾向。这也不过是个大概的区分。文学研究会里面，也有带浪漫的主义色彩的作家；创造社的同人中也有不少的人发表有写实倾向的作品。”20可见，在当时文研会与现实主义、创造社与浪漫主义就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李长之进一步认为：“有着世界文艺思潮的巨流中之一小流的意味的中国新文学，自五四到现在还在同一阶段里，就是写实的倾向。浪漫的作品，我们几乎没有，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对立看，创造社的小说勉强可以代表浪漫，可是充满了的还是个人生活的上的穷和愁，其理想的色彩，主观的色彩，热情的色彩，可说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反之，张资平的小说是写实主义的。鲁迅、叶绍钧、茅盾的小说，代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活动的，也仍然是写实主义的。郭沫若多少在诗里有了些浪漫的气息，然而时候没有多久，大多数作家也并不能承认这是正路，他自己更以为与新获得的信念相冲突，所以终于厌弃了。”21李长之肯定了写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土壤中生根发芽的过程，而浪漫主义则与新文学显得疏离。因此，郑伯奇认为“我们所有的只是民族危亡，社会崩溃的苦痛的自觉和反抗争斗的精神……所以我们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不产生与西洋各国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所特有的抒情主义。”22后来的王富仁、罗钢认为：“创造社成员那种内在地要摆脱封建主义'文以载道’思想束缚的愿望，使他们几乎本能地会把西方浪漫主义者强调艺术独立性的理论接过来，'为艺术而艺术’在他们那里也便有其存在的根据。但他们的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又使他们不会从根本上否认艺术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性也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特征。”23这也就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讲的，西方各种主义和思潮进入中国，为中国文学提供的是一种借鉴，中国新文学有自己的主义，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化用和吸收了西方文艺思潮的手法。文学研究会虽然是所谓的客观写实，说“所谓”是因为文学研究会作家主观抒情不多，但未必都是写实。同样，创造社作家虽然主观抒情较多，但也未必不写实。

文学研究会骨子里是高度理想化的，是很浪漫的。文研会更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但不能因为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就判定为全然的现实主义，创造社的文学创作难道不具备高度的社会价值吗？高旭东在《论文学研究会理论倡导与文学创作的矛盾》中就明确提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具有非现实主义创作的倾向。茅盾的《子夜》尽管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写出了吴荪甫的悲剧，但对吴荪甫是很有些期待的，虽然写出了民族资本家的悲剧结局，但对民族资本家的同情是客观存在的。一生坚守“爱的哲学”的冰心，本质上更是浪漫主义的。冰心的诗作以童心和自然来阐发爱的哲学；冰心的小说，总是不自觉走向温柔婉转、含蓄诗化，有着难以抑制的理想与抒情。同样作为文研会女作家，庐隐却可以看作是创造社郁达夫“自叙传”的另一种翻版。庐隐小说中有着对自我情感的一泄无余的表现和悲伤美学的底蕴，《海滨故人》中的露沙、《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彷徨》中的秋心等主人公都是情绪感极强的浪漫体质。本着“为人生”创作的王统照在回顾他五四时期的创作时，也说自己以“不生动的文字写青年，恋爱，虚浮的幻想”。24至于叶圣陶，这个常常被作为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其实也具有极其理想化的浪漫。这一点茅盾也承认：“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于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在那时期，虽然也写了'灰色的人生’，例如《一个朋友》，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点缀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的作品。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25以“爱的哲学”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的童稚气。叶圣陶著名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深情地描写了主人公的教育救国的举措，虽然叶圣陶也写出了倪焕之教育救国走不通的悲剧，但至少可以说倪焕之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是浪漫主义的人物。谁都知道教育救国是个天大的浪漫主义的命题！

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这一批作家虽然富有浪漫气质，但在根本上秉持的却是现实主义，在关键时刻，都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前期创造社成员强调主观，强调自我，针对是有着强烈个性解放、反抗社会压迫的现实主义诉求。《女神》中的要把一切吞了的“天狗”，情感是狂放的，充满了浪漫主义的风格，但“天狗”所呼吁的现实目标，解放自我和大胆创造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此外，创造社成员对社会现实都有着深刻苦闷和痛彻反思。当1921年创造社在日本成立，社团亮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其背后充满了异国他乡弱国子民的沉重痛苦，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一点也不轻盈，反而带有革命色彩，他们对情感张扬的呼吁，对个性自由的呼号来自于深沉的现实主义关怀，所有要达到振聋发聩作用的文学，都无法成为本质的浪漫主义。客观冷静的创作手法难以表达他们震颤的心灵和翻涌着的时代情绪，因此他们在风格上走向了浪漫，而他们的文学底色依旧是现实主义。后期创造社更是直接转向了革命文学，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浪潮中。1927年，在“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详尽而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阴谋制造“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和“安庆惨案”的血腥罪行，这不仅需要高度浪漫的激情，更要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胆识和气魄，具有重大的革命现实意义。同年，郁达夫的《广州事情》从政治、教育和农工阶级三个方面深刻分析了广州的现实，这绝不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所能做到的。在郁达夫创作的《过去》《迷羊》《微雪的早晨》《她是一个弱女子》等一系列作品中都能看出他致力于客观叙事、展现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追求。郭沫若、郁达夫的这种观察分析现实的敏锐深刻，揭露现实的大胆坦率以及预见的正确，是高度的现实主义思想。此外，作为创造社的核心成员，成仿吾还参加了红军长征，是唯一有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还同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教员，这是他现实主义的人生选择。至于后来疯狂沉溺于写作多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作品发行量巨大，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赚得盆满钵满，这恐怕也不能说是浪漫之举，而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举措。

张资平

在纪念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成立100周年的时刻，我们更多了一份清醒和责任，我们对文研会是不是现实主义，特别是创造社是不是浪漫主义的思考不一定要颠覆前人的研究和结论，而是自觉回到一个更加复杂和多义的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以获得我们不断前进的新的资源。创造社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与浪漫主义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而时时又靠近现实主义的潮流，甚至在创造社后期，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回归。这一现象不仅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社的一些特征，同时对于理解文学研究会的立场和倾向，对于理解西方文学思潮的中国流变，对于更全面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具有积极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18ZDA281）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增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96页。

2同上，第107页。

3参看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4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文存1》（最新修订典藏版），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5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张宝明主编：《新青年9·文化教育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倡导与尝试》，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页。

7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5页。

8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4—6页。

9《文学研究会宣言》，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10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11蔡元培、胡适、郑振铎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64页。

1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页。

13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14郭沫若：《编辑余谈》，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9页。

15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朱立元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周扬、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16同上。

17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第9页。

18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1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20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第142页。

21李长之：《论人类命运之二重性及文艺上两大巨潮之根本的考查》，《李长之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22郑伯奇：《〈寒灰集〉批评》，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23王富仁、罗钢：《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

24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2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