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之乡”四川富顺的那些江苏籍父母官

江南，一个泽国密布的鱼米之乡，一个美丽富饶的文化符号。从古至今，这里文教发达、科甲鼎盛、俊彦辈出，素有“天下才子，半出江南”之说。而江苏作为江南的典型代表，历史上更以数十名状元和成千上万的举人、进士傲视大江南北，为历朝历代输送了大量的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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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富顺旧志，明清时期有三四十名江苏才子溯长江而上，远赴与江苏相隔上千公里的西蜀富顺为官。他们或主县政，或佐县事，或掌司法，或任教职，巴山蜀水与江南水乡因他们而心手相牵，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由他们而人文相连。在这场跨越四五百年的东西交流中，这些才子有的重教尊学兴文化，有的关注民生改区划，有的既修县志又修衙，有的断案如神成佳话……他们为西蜀“才子之乡”的发展振兴留下一段永不磨灭的江南风华。

富顺文庙

泰兴望族：皇帝宠臣王令树

王令树，字桐孙，后改名王枚功，江南太兴（今江苏泰兴）人，清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进士，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富顺知县。

王姓是江苏的名望之族，于明代建文年间因避“靖难之役”从苏州迁至泰兴，世有“两晋家声远，三槐世泽长”之颂，堂号包括三槐堂、映日堂、大国堂、银杏堂、乐学堂、天日堂等，其中尤以映日堂王姓最为显赫，第十世孙王令树即为“映日堂”堂号的创建者。

在富顺知县任上，王令树“勇于治事”，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宦迹》载其“赋性刚方，遇事有担当……不惮劳瘁，务令均平，奸民莫敢肆横”。其中，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就是推进行政区划调整，重新拟定县域划分方案。要知道，明代至清代前期，富顺一直实行里甲制，规定“十户一甲，百一十户为里，设甲首、里长”。

清同治《富顺县志·寺观》载王令树诗《中岩寺》

到顺治初年，朝廷曾推行保甲之法，但包括富顺在内的四川因战乱未实行。康熙二年（1663），富顺县遵令丈亩编户，由于乱后人口锐减，编户仅为六里约166户。这以后，通过钱绍隆等数任知县的有效治理和积极落实“移民实川”等政策，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的农民和陕西、山西的商人陆续到富顺开荒兴业，人口逐年增加。王令树到任后，发现原有的“六里”已然落后，不仅影响到徭役税赋任务的完成，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于是，他果断决定“分六里为四乡八路”，即“县为四乡，乡为八路”。其中，东为在城乡，辖上东路、下东路；南为洪合乡，辖上南路、下南路；西为玉正乡，辖上西路、下西路；北为富义乡，辖上北路、下北路。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为富顺两百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制基础。

王令树在富顺的任职时间并不长，大约一年光景。之后他升任礼部主客司主事，再任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和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并迅速擢升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任职部曹期间，王令树一向以正直朴诚著称，有泰兴“十大谏臣”之誉，康熙帝曾御书“池花春映日，窗竹夜呜秋”赐予他，以示对这位贤臣的喜爱，这也正是前述“映日堂”堂号的由来。

镇江才子：诗人知县刘上驷

刘上驷，字天闲，号志千，另号漪园，丹徒（今属江苏镇江）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生员召试充任内廷纂修，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富顺知县。

刘上驷手签及印章

所谓“召试”，即皇帝亲自召见面试或笔试，是封建时代一种特殊的恩典性质的选拔考试。既“工书法”又“能诗”的刘上驷就是通过这样的选拔方式由生员成功入仕，顺利地成为一名内廷纂修官，直接为康熙皇帝当差做事，由此可见他在作诗与写字方面的深厚功底。

经查富顺旧志，刘上驷在担任富顺知县期间，“政简刑清，暇时吟咏”，先后留下《神龟山》《钟秀山》《爱莲亭》《净直阁》《此君亭》《读易洞》《元天宫》《土主庙》《万寿寺》等九首与富顺相关的风物诗，为发展地方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刘上驷将自己的诗作结集汇编，著成《漪园诗稿》一书，尽展一名诗人知县的柔情与浪漫。

召试县令图

在任期间，刘上驷还大兴德政工程，先后增修西湖书院、重修万寿寺等。康熙五十五年（1716），富顺遭遇丙申大旱，刘上驷及时为民祈雨，没想到天空有如灵验般普降喜雨，老百姓的燃眉之急迅速解决，县里为此立下一通“祷雨利民碑”。康熙五十七年（1718），鉴于县城东门河边的旧武庙屡被大水淹没，刘上驷在征求老百姓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其迁至县治东北隅的原布政分司遗址处。新庙址“负山带河，正是中央高敞地，东郭灵区也”，是供奉武圣关羽的绝佳宝地。迁建工程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竣工。另外，刘上驷还注重维护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准则，对县中守节事姑的刘氏（吏员苏经妻）与郑氏（苏思长妻），特赠“一门节孝”匾额，以表达对传统女性楷模的推崇。

雍正三年（1725），在富顺任期长达十三载的刘上驷奉调离去，官升湖广安陆府同知。县人为纪念他的功绩，专门为其撰刻《去思碑记》。

六合名仕：断案高手袁锡夔

袁锡夔，字石堂，另字凤珊，江南六合（今属江苏南京）人，清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进士，清乾隆十八年（1753）春季任富顺知县。

在袁锡夔到任富顺以前，县署因种种原因致“积案甚多”。“精于吏事”的袁锡夔刚一上任，就“昼夜审理”，很快做到“案牍俱清”。他处理案件讲求“听断明察，折衷情理”，使“两造（即原告与被告双方）称服”。有一次，县里有兄弟六人为了争夺家庭财产到县衙告状。善于洞察细节的袁锡夔并不急于在大堂公审，而是选择在二堂约见六兄弟，打算以亲情至性感动各方。正在这时，袁锡夔忽然接到家中来信，拆信方知自己的兄长已于多日前逝世。顿时，袁锡夔心里一阵痛彻，忍不住当众声泪俱下。在场的六兄弟见状无不感悔，转而“互相揖让”，自愿撤诉和好解决。

在任职富顺知县期间，袁锡夔有两件政事值得书写。一是在县城东门置修义渡。由于“治之东津关渡，为一邑之通衢”，他以贯通天堑为己任，主动“捐俸造船二只”，并“劝士民捐”，同时“置槐树塆田地，载粮四钱八分”以解决船工的伙食等经费。从此，东关渡与袁锡夔的名字一同载入史册。二是维护县境沱江航运安全。那时，沱江在境内的岸线长达二百多里，是富顺井盐外运的黄金水道，必须确保绝对安全。为此，袁锡夔不惜对沱江实行军管，“详请邑东牛佛渡、邑南长滩坝又县城东门外设立水塘三处”，在“额兵三十七名”的编制下“每塘拨兵二名”，在分守各防区的同时重点“稽查往来船只”，以实现“稽匪察奸，以靖一方”的目的。

由于政绩“卓异”，袁锡夔在富顺仅任职仅八个月即于年底调任巴县。令人称奇的是，即便一年过后，仍有县人去巴县向他表示“称祝”。

金坛学者：一代循吏段玉裁

段玉裁，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举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首署富顺知县，清乾隆四十年（1775）再署富顺知县。

段玉裁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和经学家，为官治学讲求经世致用。他出任富顺知县时，正处于“康乾盛世”的乾隆中期。那时的富顺尤以盐业为盛，随着清政府“任民自由开凿”的政策实施，富顺很快成为全川盐业中心。段玉裁根据“县之土于蜀较俊，其民物较阜”的县情，实行“吏不扰民，而民自不扰吏”的无为治理模式。于是乎，他一边治县理政，一边利用空闲时间研究学术。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段玉裁撰成《中水考》（上下篇），以补正郦道元著《水经注》的错失，同时续撰古音学之作《六书音韵表》。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因大小金川战役，他被临时抽调至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化林坪（今四川泸定县内）办理军务。虽然白天很忙，但他无论如何也要利用晚上的时间研究音韵学。在他的坚持与努力下，《六书音韵表》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完成修订，并于一年后的四月于富顺官廨刊刻成书，为古音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期间，《诗经小学》也一并成书。

段玉裁等纂修的清乾隆是十二年《富顺县志》

此外，段玉裁还十分重视教化工作。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段玉裁在第二任期上先后修缮富顺文庙、扩建学易书院、迁建文昌宫、新建薛翁祠，将《宋史·隐逸》中精通易学的“卖酱（香）薛翁”考据确定为富顺人，并启动撰写《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初稿）。就在这一年，他聘请县人、清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进士李芝共修清代第三部《富顺县志》，并亲自为志书发凡起例、考定审校，书稿仅用五个月即成。一年后，这部被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方志中之表者”的精品良志在后续接任知县官德与周澄的帮助下顺利刊刻，今存重刊于光绪壬午年夏五月的“釜江书社藏板”。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段玉裁离任而去。县人为纪念这位学者型知县，遂在其住所西湖楼外大书“循吏段玉裁先生公余读书处”。民国二十年《富顺县志》除称其“学为经师，礼贤下士”外，还给予他“名宦”“名儒”的光荣称号。一位治县兴业政绩突出的名知县，一位音韵学和方志学研究成果丰硕的大学者，竟然在段玉裁的身上成功复合，这既是江南才子的典型，更不能不说是富顺的一大幸运。

常州子弟：三任知县张利贞

张利贞，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监生，清嘉庆十二年（1807）首任富顺知县，清嘉庆十八年（1813）再任富顺知县，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第三次任富顺知县，前后在任时间约九年。

在第一任期内（1807—1812），张利贞主要对县城硬软件进行建设。清嘉庆十五年（1810），张利贞修补已显破旧的圣谕牌坊，以确保圣谕的庄严与教化效果，让皇帝颁布的谕旨更好地规范社会和引领秩序。与此同时，他启动城垣修缮工程，涉及周围女墙、栅子及城门城楼等，并在小南门外码头建成宽两丈七尺的三十三级石梯，另外还专门书写了七座城门及城楼内外匾额。清嘉庆十六年（1811），张利贞带头捐俸维修江阳书院，涉及头门、讲堂及诸生书室等。清嘉庆十七年（1812），他又组织劝捐膏火银，用于激励优秀学童，其中，奖励选拔正课六名，每人每月膏火银一两；奖励选拔副课六名，每人每月膏火银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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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贞书写的富顺城门及城楼匾额

在第二任期（1813—1816）和第三任期（1817）内，张利贞高度重视文化与社会事业。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张利贞重修位于县治西关外太平桥的广仁堂（原名养济院），建成正房及左右抱房八间，为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充满关爱的栖身之所。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利贞在自流井五皇殿设置义学一处，不仅自己带头捐银一百两，还督促县绅朱近光等共捐银八百余两。这些银子全部用于借贷生息，除每年供养老师外，其余的全部拨归自流井东新书院用作生童的膏火费。同年，张利贞再次组织修补县城小东门、小北门等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利贞在第三任上启动修纂清代第四部《富顺县志》，可惜不久因升任崇庆知州而中断。这部县志后来由浙江海盐籍知县陆光宗接续督修，最后由广东籍知县宋延桢完成总纂镌刻，但张利贞的开局之功仍不可没。

张利贞名列清道光《富顺县志·总纂》

除上述五位政绩卓著的才子外，主政富顺的还有刘庸（直隶兴化人，明永乐十九年任知县）、徐绮（苏州人，由进士明正统中任知县）、孙璚（直隶无锡人，明天顺元年由进士任知县）、周澄（江苏江宁人，乾隆四十二年署知县）、姚灿（江苏娄县，乾隆五十年署知县）、吴保铨（江苏人，光绪三十一年署知县）等江苏才子，他们与近三十名担任富顺佐属官的江苏同乡一道，共同为治理富顺、发展富顺谱写了载入史册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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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籍佐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