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骏回眸专栏》——独自闯荡“冒险家的乐园”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古人16岁，也就是今人的15足岁。年届15，在今天看来，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稚气十足的初中学生。而就在15足岁的前一年，一位山西少年为了谋取功名，辞别家乡亲人跑到繁华之都长安，独自寄身在那里，并于次年15足岁时在异乡迎来了重阳佳节。重阳节是国人的重头戏，这一天全家老少出游赏景，登高望远，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一个何其高兴的日子，然而如今这个山西少年却只能孤独凄然地坐在冷清的客舍内，默默地望乡思亲。于是很自然地在他的笔下流出了这首轰动当时、传诵后世的游子思乡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每读王维这首诗，想着他的经历，也仿佛看到我的身影。1947年2月，也就是我16岁（15足岁）那年，父亲吩咐我到上海去当学徒。次月，我默默地跟着一个陌生人到了上海，在他的引导下，走进汉阳路一家鼎泰锡箔庄，当上了学徒。老板是谁我并不知道，也没有行拜师礼。一位“先生”给我安排每天的工作是：天亮给五六个先生倒夜壶（即男人在夜晚接小便的器具），再在大灶上烧开水，给他们准备洗脸水。吃饭时要给先生们一个个盛饭，等先生们开始吃后我才能动筷子，吃饭中间还要给不断地他们添饭，并且我必须比先生们早吃完，所以吃得特别快，不然就饿肚子。其他时间就是站柜台，也没人教我什么技术，晚上就躺在门市部的木板上睡觉。学徒期间只管吃管睡，并没有什么工资，这种日子大约过了一个月。
有一天我请假出去买日用品，趁这个机会，去了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励力出版社，见到了老板刘彙臣。因为此前我家在天津时租住在他家里，他认识我，就问我怎么到了上海，在做什么行当？我说我在锡箔店当学徒，他一听就说你别干了，到我这里来吧！我欣然答应，立即回到锡箔店向老板辞职，拿了行李来到励力出版社。
我是1947年4月到1951年3月在上海励力出版社做学徒。最初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包，寄包，送货等等，虽然工作时间长，每天早晨8点起床，要到半夜1点才能睡觉，但不用倒夜壶、烧开水了和伺候多位先生了。在励力出版社期间，工作又苦又累，不过我学会了一点技能，也得到了朋友间的欢乐。到出版社的第二年，老板就叫我搞校对。每天我的工作量几乎要校对十万字左右，一本书要三校，才能打成纸型，空时还是要搞其他工作，在校对期间我的眼睛逐渐变得近视了。励力出版社是一家专门出版武侠小说的出版社，出的是北派的武侠小说家，如郑证因，白羽，王度庐，还珠楼主等等，都是金庸的前一辈武侠小说家。这些书现在又在国内陆续出版了，而且均注明最早出版是上海励力出版社。校对这些书对我来说倒是增加了不少历史地理知识，我第一次知道祁连山、戈壁沙漠、新疆等地名，正是在王度庐的书里听说的，其实这些地方也就是丝绸之路。
在此期间对我来说还是颇有收获的：一是学会了如图书打包这样的专业技能。励力出版社的客户都在北方，新书出版都要打包到邮局寄出去，邮局规定一包不能超过2公斤。我们要按规定打包，打包速度要快，打包的绳子必须用手拽，用剪刀剪，速度就太慢了。后来在商店看到营业员，就教他们用手拽的办法，速度就快了。送书主要送到大马路（今南京路）的书摊，那里的书摊销路比较好，新书要尽快给他们送去，过一段时间再去收款。送书的办法就是用肩膀抗着二捆书，一个摊一个摊地送，如有剩余的书再带回去，而一般是不会有剩的。寄货则要叫车到邮局，邮寄出去后就算完成任务。二是学习了一点文化。当时上海早晨有补习班，我就参加了，每当早晨6～8点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语文、数学、英语、日语，日语还是日本人教的。同时我还趁空闲时学习了口琴。三时缓解了家庭困难。我的工资是每月七斗半米，发工资按当天的米价发钱，年底还有十令报纸钱的红包，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这些钱，我除了留下一点剃头、买日用品的费用外，全都寄到家里去了，当时家里有三个弟妹，一个失业的父亲，一个老外婆。母亲靠揹纸可以补贴一点家里的生活（大妹妹已许配人家，她的生活费用由男方负担）。入不敷出，经济十分拮据。
对独在异乡的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有了对象。励力出版社除了有先生和学徒外，还有个特殊人物：刘彙臣的大姨。她也因家庭困难，带着两个女儿，来投靠刘彙臣。大姨给大家烧饭烧开水，两个女儿也帮着干一些杂活，当然晚上她们是休息的，不像我们要站到半夜一点钟。刘彙臣的大老婆有三个女儿，都住在楼上。三个女儿中，小的年龄还小，老二比我小二岁，但和同学乱搞，还怀了孕。老大比较忠厚，还没有对象。老大、老二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老大经常要我陪着她去跳舞，因为是女儿的要求，老板也不会阻止。我不会跳舞，也不想学，到舞厅就是坐着听音乐，大小姐自己找舞伴。两个外甥女对我印象较好，特别是小外甥女，比我小二岁，对我尤其关注，我对她也有好感，但不敢表白。
1950年，政府一道禁令，武侠小说国内被取缔，大姨只好带着小女儿回家了。她们回家的前一天，小女儿给我写了一个纸条，问我在想什么，我写了一段《魂断蓝桥》的歌词，于是两个孤男寡女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离开上海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鸿雁来往几多情。过了几个月，大姨带着小女儿来到上海，目的是叫小女儿和我再度见面，将这件终身大事敲定，当时老板娘和店里的职工都知道此事。她回去后我们两个人之间书信频繁来往，她还绣了枕套等日用品寄给我。（然而当我在1952年6月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后，开始与她还有信函来往，以后就变成有去无回，成立断线的风筝。我预感情况不妙，从朝鲜回到上海后，恋人果然已经成了他人之妇了，询问理由，说是去朝鲜的人没有或者活着回来的。这一变故是我整整苦恼十年之久。）
1950年国家把武侠小说定为荒诞小说，禁止出版。于是老闆刘彙臣把书运到广州再转发到香港，到香港去发行。我们大部分师兄弟也都到了广州，在广州待了半年左右，书基本上运到香港了，师兄弟们也先后去了香港。广州只留下我一个人，本来通知我第二天也去香港，突然当天回来了一位先生，告诉我不必去香港了，随他回上海查账，这样我又回到了上海，这是1950年的冬天。查账不是我的事，我无所事事，每天就是看看报纸。一天看到报纸上有一条广告，华东新华书店要招办事员和校对，当时的华东新华书店，是管理出版印刷发行的单位，也就是后来的出版局，属于机关单位。招工的要求除了政治历史清楚外，文化要求高中二以上，但在同行业工作三年以上也可以报名。
我看了这条广告，凭同行业工作三年以上的资历，也去报了名。当时招工人数是400人，招收范围是上海，但可分配到华东各省。由于解放初经济凋敝，大量人员失业在家，因而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而且报名的人中，大部分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竞争非常激烈，考试内容有语文、数学、历史、政治、地理等，最难的是一小时要写好一篇1200字以上的作文，要求速度非常快。我在考试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政治，因此买了一套《中国革命读本》，用了三天两夜全部读完，还做了笔记。在考试的几天中我考得非常顺利，全部试卷很快就交了，一篇作文不到一小时就完成，而绝大部分考生到时间还没有写完就被抢了卷子。我的政治考卷因为有准备，一气呵成就写好了，对于历史、地理，由于校对武侠小说之便，有很多考题在小说里能找到答案。还考了业务知识如有哪些毛主席著作，甚至考了四角号码，对我都不是问题。
三天考完，录取通知在三个月后发榜，考生们都翘首以待地等候通知。没想到仅过了六天，我就接到了先去上班做临时工的通知，待正式发榜后再转正。这样我就到华东新华书店报到，被分配到上海新华书店读者服务科（全国唯一的邮购书店）当了一个收发，而收发是要懂四角号码的，那是1951年3月。发榜后我考了第六名，区区一个初中生，在与众多大学生中竞争中，取得了如此优秀的成绩，来之不易啊！
1951年3月华东新华书店招收的这400名工作人员，被后来的上海市委称作是一块“肥肉”，因为在这个解放后最早公开招收的部门里什么人才都有，后来基本上都被上海市委调到有关的单位去了。例如上海的外语书店，要求具有听说各国语言的人才，其中有不少就是那次考进新华书店的人。前几年在一次上海新华书店老同志聚会上，原华东新华书店副经理孙立功也说，1951年3月招的工作人员是素质最好的一批。我在上海新华书店工作期间，曾经在读者服务科任办事员、秘书科文书组任副组长、四川路门市部任第一发行组组长、市店发行科、业务科以及提篮桥门市部、普陀区店副经理。后来又到市店党团办公室搞团的工作、榆林区店副经理、杨浦区店副经理兼支部书记。在上海新华书店工作到1961年2月，因为当时各区新华书店，都下放到所在地的区委了。我也被杨浦区委调到了上海爱华沪剧团，从此离开了具有深厚感情的新华书店。
大约在十年前，我突然想到找一下当年励力出版社的同事。（在找寻原励力出版社的人时，也找到了我的初恋对象。她住在南京高淳区，我去看过她几次，有一次是在南京表妹杜鸿玉家见面的。她的老伴早已去世，现在女儿家生活。）因为该社大部分人去香港了，已经难以找到，只能找留在国内的。最终在上海新华书店找到了一个，因为后来新华书店把私营书店的人都包下来了。在长沙也找到了一个，他是被上海新华书店分配到印刷学校学习，而湖南新华书店要求上海支援两个搞印刷的人。这样他就去了长沙，我和老伴张月华曾去看过他，他是高级工程师，日子过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