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ety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Important Collectors
SACA学会是一个多元开放性的学术实践平台，致力于古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的融合实践与研究成果交流。＊ 1926年冬夜，探访完梅兰芳，当时还是瑞典王储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后来的瑞典国王）一行，在30个携重型机枪的士兵护卫下乘专列赶往南京专程探访一位铁道工程师，他就是奥瓦尔·卡尔贝克（Ovar Karlbeck）。1927年，卡尔贝克回到瑞典，在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支持下创立了「卡尔贝克辛迪加 」， Karlbeck Syndicate是一个神秘的中国艺术组织，最初由瑞典国王、Carl Kempe等17位贵族与上流社会藏家组成：1931-1934年间，卡尔贝克两次代表组织到中国探险，带回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卡尔贝克辛迪加」成员也相应扩充到包括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等欧洲大博物馆，东方陶瓷学会创始人G.Eumorfopoulos、David David-Weill、Henry Oppenheim等大藏家。 而值得关注的便是，一个普通的铁路工程师，是如何一夜之间获得国王的青睐，晋升上流社会并在接下来成为整个欧洲贵族和博物馆信任的神秘买手？这位印第安纳琼斯般人生的卡尔贝克，到底经历了什么…Karlbeck Syndicate and Chinese Arts during Wartime China 1926-1934
▲ 奥瓦尔·卡尔贝克（Ovar Karlbeck, 1879 - 1961），瑞典铁路工程师、学者、中国古代艺术经纪人
前言
China in Early 20th Centuries “1926年11月的天津火车站，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与武装卫兵的陪同下，登上了前往南京的列车，谁也没料到，这一关键旅程将彻底改变瑞典的东方收藏格局…”
安特生
人称瑞典「中国通」的安特生是一个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经北洋政府邀请来华，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 他在搞地质的同时也进行考古活动，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 瑞典国王（左1），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King Gustaf VI Adolf
安特生的重要考古成就包括：1. 在1918年发现北京周口店；2. 1921年参与发掘仰韶村，并与1923年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3. 1923-24年，与中国学者赴甘肃和青海考察，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数种文化类型。
“安特生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打破了当时流行于西方考古学界的所谓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瑞典王储1926年访华，安特生也正因其中国古代造诣而得以陪同左右…”
▲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 - 1960），中国1920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
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是一名相当专业的考古学家，1953年他曾获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选为名誉会员，跟英国的情缘也很深。
“他是非常专业青铜器专家，是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青铜学术顾问；东方陶瓷学会创始人George Eumorfopoulos、大英博物馆馆长R.L.Hobson、瑞典著名收藏家Dr. Carl Kempe尊敬的挚友； 他几乎每年都到伦敦，拜访行家与藏家，是20世纪初期欧洲收藏家的精神领袖…”1926年的访华，除了例行政治任务以外，寻找中国艺术、挑选购买藏品是其另一个主要目的。在安特生的陪伴下，瑞典王储公务之余在北京逛起了古玩店，为刚成立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创立于1926年）物色购买藏品。
参观紫禁城
安特生甚至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让空置了许多年的紫禁城为王储一个人打开。 王储与夫人可能一辈子也不曾想象自己竟然可以沿着中轴线走过一座座大殿，穿过一道道为帝王御用的大门。
“在皇帝的起居区域，王储不仅参观了清宫旧藏，还打开一些上了封条的箱子。 虽然许多文物已经积满灰尘，但边弹灰边探索的王储却早已如入无人之境。当他发现与大英博物馆孤品同款的碗，在他面前却一字排开36件的时候，中国的帝王珍藏带来的冲击还是让这位欧洲贵族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惊呼：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而这一切似乎并不能满足王储，在安特生的安排下，王储希望乘搭新开通的津浦铁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去。 而当时的环境还是十分险恶的，蒋介石的军队正在虎视眈眈准备北上与军阀开战，而南北铁路作为军事战略资源，极有可能是攻击的目标之一；军事顾虑之余，铁路的沿途还经常有土匪拦路抢劫。当时的瑞典领事Baron Carl Leijonhufvud在写给安特生的信中极力反对，称将瑞典未来国王置身于这样一次冒险之旅，简直连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内都不应该。“而就在这样的险境下，霸气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依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铁路工程师，是谁能让王储下如此大的决心，带着30位配重型机枪的士兵迢迢千里赶到南京呢…？”
时代的命运
谁是卡尔贝克
Who is Ovar Karlbeck
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探访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卡尔贝克也大概没料到，这次的见面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般，华丽地开启了他接下来如印第安纳琼斯般的中国艺术历险人生。
“Orvar Karlbeck（卡尔贝克），1906年首次抵达中国，参与修筑津浦铁路、京沪铁路，在中国驻留长达二十年，他的工作内容颇为丰富，修筑铁路之余还从事疏导河流等工作，甚至参与了国防建设的项目…”
▲ 卡尔贝克（右二），在中国考古的日子，1926年 / Around the tea-table in the Swedish House. From the left: Professor Lessiug, Mrs Lagerberg, the author of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Sven Hedin, 1927-1935, the Swedish chargé d'affaires Joen Lagerberg, Orvar Karlbeck and Georg Söderbom.斯德哥尔摩皇家工程学院毕业的卡尔贝克在1906年选择离开瑞典，远渡到神秘未知的远东，卡尔贝克多年后回顾时不仅感慨：“也许跟我同年龄的人会有感触，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血液里生来就有一种对探险的欲望…”
“这是一个整个西方对东方充满幻想和好奇的时代，卡尔贝克的中国之行，注定是顺应历史潮流，天时地利， 为其日后在中国艺术留下的傲人成就埋下伏笔…”
▲ 冈仓天心，1893年，在开封府附近的旅馆里进行采访，身穿汉服梳着辫子，茨城县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收藏，助手早崎稉吉拍摄。
▲ 冈仓天心，出席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学位授予式，1911年，茨城县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收藏；从哈佛大学寄来的冈仓天心出席艺术硕士“Masters of Arts”学位授予式时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左右空白上的字是冈仓天心的弟弟冈仓由三郎书写。
▲ 南宋 龙泉窑粉青银扣束口莲瓣纹茶碗，大都会博物馆1916年购于中国，资金来自Rogers Fund，2016年与佳士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专场售出。 此件作品之碗内束口与底部平台之设计，与宋代建窑、吉州窑天目茶碗比例如出一辙，为存世仅见之孤品；器物之银扣则在1916年出版之大都会博物馆展览会图录中已存在，应为前朝之作。20年代初期，美国许多博物馆都开设了东方部，大都会博物馆于1916年成立东方部，开始严肃收藏东方艺术；波士顿博物馆更是聘请了著名的作家、茶道大师冈仓天心作为博物馆购藏的买手…▲ 冈仓天心在20世纪初旅英美期间，意识到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荒谬的想法及误解，因此相继用英文写下《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1903）、《日本的觉醒》（The Awaking of Japan，1904）、《茶之书》（The Book of Tea，1906）被并称为冈仓天心的“英文三部曲”最著名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茶之书》：从「茶」到「美」 对比近代欧美的物质主义文明与东洋的传统精神文化出版逾百年西方理解东方文化的指南读本《茶之书》于一九○六年五月，由纽约的Fox Duffield & Company 出版社出版。▲ SACA生活精选，扫描二维码 或 翻阅到文末点击“阅读原文”支持学会
Karlbeck Syndicate
卡尔贝克辛迪加
the Formation and Expeditions 1931 - 1934
“1927年，卡尔贝克回到瑞典，在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支持下创立了「卡尔贝克辛迪加 」。 Karlbeck Syndicate是一个神秘的中国艺术组织，最初由瑞典国王、Carl Kempe等17位贵族与上流社会藏家组成…”
▲ 卡尔·坎普博士（8 December 1884 – 8 July 1967），Dr. Johan Carl Kempe ，卡尔贝克辛迪加创始成员之一。▲ 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 东方陶瓷学会创始人，卡尔贝克辛迪加1934年成员，主要向卡尔贝克购买一些当时考古新发现的陶片与陶瓷。
▲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颁奖，King Gustaf VI Adolf，卡尔贝克辛迪加幕发起人。
1931-1934年间，卡尔贝克两次代表组织到中国探险，带回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卡尔贝克辛迪加」成员也相应扩充到瑞典意外的国际组织和藏家：
“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等欧洲大博物馆，东方陶瓷学会创始人G.Eumorfopoulos、David David-Weill、Henry Oppenheim等藏家都是卡尔贝克辛迪加的成员；大维德爵士虽然不是成员，但也有向卡尔贝克购买的记录…”
▲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与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大维德爵士亦曾向卡尔贝克购买过一件“定州公用”之北宋定窑盘子，现展示于大英博物馆。
▲ 戴维·戴维-威尔（David David-Weill，1871 - 1952）是法国裔美国人的银行家，巴黎拉扎德·弗雷雷斯（LazardFrères）的董事长，卡尔贝克辛迪加1934年成员。戴维建立了极为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可惜他的收藏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掠夺，被夺去了2000多件藏品。
▲ 戴维·戴维-威尔1935年以1500美金购藏卡尔贝克，根据戴维的笔记，该器物据说出自安阳武官村并迅速被北京经销商买走，卡尔贝克于1934年11月7日购自上海：Excavated at Wuguancun, Anyang, Henan (according to David-Weill's notes). Purchased in Shanghai 7th November 1934 by Orvar Karlbeck (Purchase number 429, Orvar Karlbeck, 'Report 7. Shanghai 7th November 1934'. Volume I. The Karlbeck Syndicate Archiv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Acquired from Orvar Karlbeck, Stockholm, in 1935 for $1500 (according to David-Weill's notes).
Ovar Karlbeck as a Connoisseur 卡尔贝克的收藏格局并不寻常，他一直在尝试建立一个连贯的中国早期器物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 Model），没有建立一个科学门类的情况下，当时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和墓葬器物并没有办法被很好的被辨别与归类。
“晚年的卡尔贝克在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收藏人生的时候感慨道：我并没有单纯为了占有而购买，我想的是更多地通过购买去钻研学习并了解自己的珍藏； 收藏家不仅仅需要一双能够分辨真伪的慧眼，同样重要的是拥有区分藏品级别与质量优劣的能力，不然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尽管人们可以从卡尔贝克1953年出版的《Treasure Seeker in China》（寻宝人在中国）等资料去了解他早年的收藏活动，但实际关于他的学习过程和收藏经历的讨论并没有太多。
“根据卡尔贝克本人公开的信息来看，他的中国古代艺术欣赏基本是靠自学的。 修铁路出土的器物只组成他收藏的一小部分，他也主动向本地的经销商购买器物，包括青铜配件、陶瓷等等…”
▲ Gustaf VI Aolf of Sweden by Irving Penn，The Irving Penn Foundation，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 - 改变卡尔贝克命运的贵人，卡尔贝克辛迪加的支持者之一。在《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一书中，这位在香港大学任职助理教授的作者认为卡尔贝克的收藏动机和诉求之一是社会阶层的晋升，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揣测他如何因为收藏中国艺术品而得到了中国权贵，以及欧洲上流社会的青睐。 虽然卡尔贝克最终确实获得了这些关注，但他的动机是否如此功利，则是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的。“卡尔贝克在1926年瑞典王储光临之后，确实引起了中国权贵的关注和好奇，之后也成为了王储和欧洲大博物馆的买手，但简单将其1906 - 1926年长达20年的收藏活动的积累和成果，解读成是为了提升自身社会阶层，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相反地，卡尔贝克为了追求权力和阶级而收藏的可能性非常小…”
▲ 卡尔贝克画像，1963
卡尔贝克来自非常好的教育背景，他对自己的购藏行为的描述更倾向于智力上的满足和探索，多于金钱和投资层面。 他热爱动物，热爱大自然，热衷于户外运动与打猎，他曾提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些爱好是他除了铁路工作之外的精神安慰； 他曾经语带自嘲的提到过，曾将自己买到的赝品用来作射击靶子毁灭掉。 关于他收藏的描述里，许多的思考和反思都围绕着其自身对辩伪的失败的困恼和经历，而不是金钱与阶级的欲望。
“卡尔贝克并不是一个会隐藏自己错误与失败的藏家，他擅于将自己的失败与过错归纳整理，不仅积极面对且能自嘲，从中吸取教训； 他从未放弃学习，也从未气馁，更没有因此放弃收藏。 与其将他几十年的收藏经历归结于功利所趋，还不如换个角度思考：或许正是这样的自学实践与未曾放弃之贵族精神，使其最终赢得王储以及欧洲博物馆的信任与青睐呢…”
▲ 喜仁龙 Osvald Sirén（1879 - 1966），是出生于芬兰的瑞典艺术史学家，1919年首次抵达中国，住在卡尔贝克家里。在此期间，喜仁龙开始对卡尔贝克收藏的青铜感兴趣，并有意向让卡尔贝克帮忙购藏。实际上，卡尔贝克早年的收藏活动并不涉及藏品的变现以及销售。在1915年以前，卡尔贝克的收藏活动不涉及销售，也很难证明其谋取了什么上流权力。 直到他的好友，著名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én）将其的收藏推荐给瑞典王储，告知卡尔贝克欧洲的市场，并积极鼓励他不要忽视出售藏品的可能性，卡尔贝克的收藏生涯才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最早的关于卡尔贝克收藏序列的文字记录是来自著名的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 - 1919），弗利尔在的笔记中提到卡尔贝克的收藏，并表示有兴趣购买其中的一些藏品…”
▲ 弗利尔在日本，Freer in Japan with Haro Tomitara and friends。
1922年，希仁龙到浦口拜访卡尔贝克并呆上了一段时间。 不久之后，卡尔贝克便将其1916 - 1922年购藏自“苏州、安徽以及南京”的大部分青铜收藏转让给了瑞典伯爵夫人Wilhelmina von Hallwyl (1844-1930)。
▲ 铜鎏金琴钮，东周时代，弗利尔博物馆藏 / 1924年由Carl Whiting Bishop购藏自卡尔贝克，据说是在“寿州一带”发现的。 该件琴钮鎏金已经褪去，考古学术价值应远大于其经济价值，卡尔贝克早期的收藏也对应了当时欧美博物馆的扩张需求。
▲ 弗利尔博物馆中可查阅到24件购于卡尔贝克的青铜藏品
1924年，卡尔贝克将其另外一部分的青铜器卖给了弗利尔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同年，瑞典的马尔默博物馆（Malmö Museum）向卡尔贝克购买了一些早期陶瓷。
有资料显示，卡尔贝克在1915 - 1924年间，曾多次向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和大英博物馆伸出橄榄枝，展示其早期的青铜器和陶瓷发现，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而正好当时的大英博物馆馆长Hobson以及Field Museum馆长Laufer，都明显对收藏中国早期青铜器及陶瓷有极大的兴趣。
▲ 安特生给卡尔贝克的电报，清楚注明当时马尔默博物馆与Charles G.Seligman的购买预算。▲ 瑞典马尔默博物馆，Malmö Museum，实际上是四个博物馆的综合体，马尔默城堡是北欧最古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始建于1434年。 建造者是当时统治挪威、丹麦和瑞典的卡玛国王。 中世纪的丹麦钱币就曾经在这里铸造。
著名的《远东古物杂志》（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后来刊登了一则消息证明，早在1925年，Hobson便开始代表大英博物馆向卡尔贝克购买了一些釉陶。
“卡尔贝克早期的陶瓷和青铜收藏，大部分由碎片、小件器物组成，虽然经济价值却是有限拥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即便许多学者和博物馆馆长很早就与他过交往和交易，但其性质是学术性的，卡尔贝克亦没有从中牟取暴利，这些收入更像是一种以藏养藏的行为，是用以推动他继续研究的一种动力…”
Ovar Karlbeck purchas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 大英博物馆馆长Hobson在1934年的信件中提到，委托卡尔贝克辛迪加购买的器物已经收到：Volume IX. The Karlbeck Syndicate Archive,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Ovar Karlbeck as a Scholar 要认识卡尔贝克的学者身份，首先要认识到他早期收藏的有效性，以及他收藏过程中对学术探索的坚持。
“卡尔贝克陆续在1920 - 1967年间，发表过二十四篇关于中国考古与艺术文章，包括两本Hallwyl House Museum的图录…”
他发表的早期陶瓷、青铜学术文章极具创新概念。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鉴赏家，他对淮河风格青铜（Huai Style Bronze），早期青铜铸造技术（1935）的超时代见解，更是获得了藏家以及学术界同行的一致好评与尊重。“1935年，卡尔贝克首次通过商代青铜模具残片的研究，发表重要学术观点，确认商代青铜器铸造并非采用当时认为的「失蜡法」（Lost-Wax Process），这将为人类对青铜器的理解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迟来的认知给整个学术界带来颠覆性的震撼，因为这个发现，整个商代青铜史将必须被重写 — 铸造工艺将成为一个审视商代艺术重要的因素之一。若不重写历史，则从单件器物乃至到整个商代设计的历程，都将无法被正确的被理解。
“假如忽略了铸造工艺，就等同于假设商代艺匠从未站在艺术的角度去做技术上的判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神秘又伟大的商代青铜器面前，学者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探索并理解铸造工艺与设计之间的互动。 现代的思维模式趋向于把工艺和设计分开，这可能是现代大学和教学方式造成的，但商代人似乎不这么想问题。“商代的艺匠并没有把工艺和设计分开，他们是两者一起学习的，也没有存在简单公式化的所谓「技术影响设计」或是「设计造就艺术」，一切都是交融着的…”“西方这类描绘世俗的作品，在中国的商代是见所未见的，因为商代艺匠从没有接到做人物头像类的任务，甚至没有接到做任何世俗题材的指示。因此商代艺匠的创作是抽象且高度自由的。他们在屡次的铸造实验中，发展出相适应的装饰设计，相辅相成…”
▲ 商代，瓿，兽面细节
“虽然技艺对于任何艺术形式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对商代的设计传统来说，却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商代青铜器高浮雕（High Relief）式的纹饰来自于陶模而不是在金属上雕刻，直至1960年代，西方大部分学者（除了卡尔贝克等少数人）都认为商代的青铜铸造采用失蜡法，而不是陶范法（Section Molding），要了解商代，就不可避免的要了解两者之间的分别。
失蜡法（上图所示），在陶泥芯表面上一层薄蜡，在蜡上塑造理想造型后用淘泥包裹，注入热铜取代融化的蜡便可以得到一个青铜器物。而实际上商代的铸造可能是如下图一般，分段式夹范，并不需要融蜡。
▲ 方彝，商代 - Winthrop Collection，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1943.52.109）“卡尔贝克通过其在安阳采集的模范残件，早在1935年就已经能断定商代铸造方法是这种可拆分的陶范铸造法。直到1960年被广泛认可之前，他的创新思维和领先世界的实践，足足领先了业界30年…”
“一个普通的铁路工程师，是如何一夜之间获得国王的青睐，晋升上流社会并在接下来成为整个欧洲贵族和博物馆信任的神秘买手…？”
其实答案很简单，卡尔贝克并没有一夜之间获得这些殊荣，他并没有走任何一条捷径：所有的成就的背后，是他从1906抵达中国，到1927年离开中国，长达20年对中国艺术的热情坚持与积累。
“卡尔贝克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藏家、充满使命感的经销商、值得信赖的经纪人、超越时代的伟大学者； 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对的时代，来到对的地方，他却没有让金钱和欲望左右自己的判断，更没有让阶级的烦恼影响自己的步伐。一步一脚印，卡尔贝克的伟大不仅是在坚持，更是在于默默无闻，而正是这样敢于选择平凡付出的贵族精神与气质，人类文明的火种才得以在动荡时代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