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軍：《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命名立意（《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名與實之一）
作為現存最早著録小説的書目文獻，《漢書·藝文志》無疑是中國古代小説最基本的“法典”。它對小説概念的界定、小説價值與地位的評估以及小説文本的確認等諸多方面，一直影響着古代的小説觀念與小説生産。降及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我們仍然能够看到《漢書·藝文志》的遺響。
《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
這樣一部反映中國小説原貌與主流小説觀念的書目，理應在古代小説研究方面擁有足够的話語權。20世紀以來，在中國文論研究集體患上“失語症”的大環境下，小説理論研究難以獨善其身，包括《漢書·藝文志》在内的小説目録總體處於“失位元”的狀態。
現代小説觀念與小説理論移植於西方，與《漢書·藝文志》對小説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今人大多不願承認《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為小説。加上《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基本上名存實亡，今人無從窺其堂奧，於是這部本應成為評量中國傳統小説準則的史志目録，逐漸被世人遺忘。
它給古代小説研究留下的遺産，除了後人據此生造的作為現代小説參照物的“目録學小説”這個概念，似乎再難發現可以利用的價值。
然而《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畢竟屬於歷史存在，不會隨着時代變遷而改變它的屬性。在漢人的觀念裏，這種文獻就叫做“小説”。無論今人是否承認其為小説，此類文獻作為“小説”被著録、被認可甚至被仿作了上千年，這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事實。
我們認為，《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及其體現出來的小説觀念，是中國小説古今演變的邏輯起點。
本章將首先回到漢代的歷史語境，剖析《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命名立意；再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還原《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的本真面目；最後再綜合各種因素，論述《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文類屬性與文體特徵。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産生出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需要，這種分類思想始自劉向、劉歆父子對書籍的分類整理。
劉向校理群書時，為每書撰寫叙録，叙述學術源流，辨别書籍真偽。阮孝緒云：“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本書。” [1]
劉向的校理以學術思想為依據，按照學説體系編定群籍。余嘉錫云：“劉向校書，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學，出於某子，某篇之簡，應入某書。遂刪除重複，别行編次，定著為若干篇。……蓋因其學以類其書，因其書以傳其人，猶之後人為先賢編所著書大全集之類耳。”[2]
劉向又將所有叙録結集成書，是為《别録》。
劉歆以《别録》為基礎總括群篇，撮其指要，撰成《七略》。姚名達認為《七略》開啓了古代的圖書分類，他以《漢書》卷三十六載劉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種别為《七略》”為據，認為“所謂種别者，即依書之種類而分别之”，故《七略》為圖書分類之始。[3]
《七略》的分類標準較為駁雜，但總體上仍然以學術性質與思想派别為標凖。
《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
班固刪節《七略》舊文，參以己意，略加注釋，遂成《漢書·藝文志》。其中“諸子”一略，包括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説家共十家。
“諸子略”的設立，是典型的學術系統分類。班固認為，儒、道等九家的學術思想出於王官，“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4]；而小説家“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聼塗説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5]。
學術淵源不同，價值地位也存在巨大差别。關於小説家的設立，吕思勉的解釋較為通俗，他説：“蓋九流之學，源遠流長，而小説則民間有思想、習世故者之所為；當時平民，不講學術，故雖偶有一得，初不能相與講明，逐漸改正，以蘄進於高深；亦不能同條共貫，有始有卒，以自成一統系；故其説蒙小之名，而其書乃特多。”
吕思勉進而指出，小説家之所以位列諸子之末，是因為“徒能為小説家言者，則不能如蘇秦之遍説六國，孟子之傳食諸侯；但能飾辭以干縣令，如後世求仕於郡縣者之所為而已。”[6]
《呂思勉全集》
然則“小説”一詞究竟有何含義？班固為何要以“小説”之名為學術派别立目？這兩個問題看似尋常，卻都有深研的必要。
“小説”一詞，較早見於《莊子·外物》：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没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説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説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7]
莊子此文屬諸子常用的“譬論”，即以“釣魚”譬“得道”——“鯢鮒”譬“小道”，“大魚”譬“至道”。
《覆宋本莊子註疏》
經世之才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故能於東海之中釣得大魚，即“至道”；輕浮之徒只會諷誦詞説，只能於溝渠中釣得鯢鮒，即“小道”。由溝渠中不可求得大魚的小道理，莊子又引申出了“飾小説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的大道理，即成玄英云“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説，以求高名令聞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8]。
莊子所言“小説”意有所指——不通“至道”的學説即為“小説”。其與“大達”對舉，價值判斷的意涵非常明顯，“大達”既為“至道”，“小説”便成“小道”。
《論語》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説，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9]
可見在儒家看來，“小道”亦指與己意不合的“異端之説”“百家語”，雖肯定其“必有小理可觀覽”，但也不諱言“君子不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小説”幾乎成為不本儒家經典學説的代名詞。《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東平王劉宇上疏求皇帝賜予諸子書，大將軍王鳳認為不可，奏稱：“《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10]
清金陵書局刊本《漢書》
王鳳雖未明言“小説”，但他所言“小道”“小辯”與《五經》相對，正泛指包括“小説”在内的諸子學説。
後漢徐幹《中論》提出，人君之大患莫過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所謂“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便包括“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説之文”[11]。徐幹所言“小説”，即指遠離治國大略的街談巷語、道聼塗説。
晉郭璞認為《爾雅》“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12]，於是“綴集異聞，會稡舊説，考方國之語，采謡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群言”[13]。刑昺疏云：“群言，謂子史及小説也，言非但援引六經，亦博通此子史等以為注説也。”[14]
刑昺所言“小説”，同樣與“六經”相對，指“異聞”“舊説”及“方國之語”“謡俗之志”之類。以“小説家”稱引文獻類目，並非班固首創，至少桓譚已著先鞭；且班固對“小説家”的界説，幾乎未脫桓譚窠臼，故要明確《漢志》“小説家”的内涵，先要瞭解桓譚對“小説家”的認識。
《新輯本桓譚新論》
桓譚《新論》云：“若其小説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15]
除了從理論上總結“小説家”的形式與價值，桓譚還以實例為證，進一步明確了“小説家”的内涵：“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維絶，亦皆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耶？”[16]
桓譚認為，《莊子》中“堯問孔子”之類寓言與《淮南子》中“共工争帝”之類神話皆不本經傳，乃虛誕妄作，故皆屬短書，即小説也。然此類文獻亦有可觀之處，不可盡棄。
桓譚對“小説家”的理解，乃其學術立場使然。《後漢書·桓譚傳》言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17]。世祖時，桓譚官拜議郎給事中，上疏力陳時政，其學術立場於此可見一斑：
《桓譚〈新論〉》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李賢注：伎，謂方技醫方之人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李賢注：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18]
不難發現，桓譚固守儒家學説，以尊經明道為要務，諫言皇上遠離黄白之術與讖緯之説。所言“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即方士與史卜之官，是“小説家”的主要來源；所言“群小之曲説”“雷同之俗語”，指“奇怪虛誕之事”，是“小説家”的主要内容。
桓譚要求皇上遠離的，正是儒家强調的“君子不學”的“小道”，此一觀念，又是漢人對“小説家”的普遍認識。
桓譚與揚雄過從甚密，服膺揚雄，曾言：“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為廣大，餘皆藂殘小論，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19]
《法言義疏》
其持論以五經為本，視他説為“藂殘小論”的立場，與揚雄幾乎一致。揚雄《法言》云：“或問：五經有辯乎？曰：唯五經為辯。説天者莫辯乎《易》，説事者莫辯乎《書》，説體者莫辯乎《禮》，説志者莫辯乎《詩》，説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宋咸注曰：“舍五經皆小説也。”[20]
所謂“藂殘小論”即“叢殘小語”，指不本經傳的“街談巷語”與“道聼塗説”，價值低下，時人視為“短書”。
王充《論衡·書解》云：“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之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論衡·謝短》又云：“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21]
王充以“蕞殘”“短書”指代“小説”，並非指小説書籍的形制短小，而是指此類文獻内容穿鑿失經，有違聖教。荀悦云“又有小説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22]，則稱得上是對桓譚、班固的附議。
《論衡校釋》
作為一種學説或觀點，“小説”是形而上、抽象的；作為學説或觀點的表達，“小説”又是形而下、具體的，呈現為某種獨特的載體。
周秦時期，“小説”一詞主要指不合己意的學説或觀點，立場不同，對象便各異；到了兩漢時期，“小説”一詞已有明確的指稱對象，指那些不本經典、價值低下、品格卑微的書籍篇目，“小説”至此已成一個文類概念。
上下滑動查看注釋：
[1] 阮孝緒《七録序》，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編《目録學研究資料匯輯》第二分冊《中國目録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42頁。
[2] 余嘉錫《古書通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75頁。
[3] 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臺灣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65年版，第52頁。所謂“略”者，即簡略之意。《七略》摘取《别録》以成書，《七略》較簡，故名略；《别録》較詳，故名録。參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第51頁。
[4] 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第40頁。
[5] 同上，第39頁。
[6] 吕思勉《經子解題·論讀子之法》，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93～94頁。
[7] 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925頁。
[8]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927頁。
[9] 何晏等集解,刑昺疏《論語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531頁。
[10] 班固撰,顔師古注《前漢書》卷八十，武英殿本。
[11] 徐幹《中論·務本第十五》，《四部叢刊》本。
[12] 郭璞《爾雅·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
[13] 同上，第5頁。
[14] 刑昺《爾雅疏》卷一，《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09頁。
[15] 桓譚著，吴則虞輯校《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
[16] 同上。吴則虞認為，桓譚這兩條論述文氣似相連接，疑出自一篇。此説頗有見地，且前後連讀，桓譚所言“小説家”便有了實指對象，即莊周寓言與《淮南子》中的神話故事之類。
[17]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75頁。
[18] 同上，第476頁。
[19] 桓譚著，吴則虞輯校《新論》，第79頁。
[20] 揚雄撰《法言·寡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頁。
[21] 王充著，陳浦青點校《論衡》，嶽麓書社2006年版，第363～364頁、164頁。
[22] 荀悦《漢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