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日本自画像
所谓日本论，就是给日本画像。可以画得像蒙娜丽莎，也可以画成漫画，但都要无限地接近真实。日本人自己画，外国人也给它画，世界上最早画他们的是陈寿在《三国志》里记述的“倭人传”。后来也不时有中国人写日本，论日本，但是自近代以来，日本人看重欧美说它什么了。而中国人看重的也是欧美写日本，不大把自己人说它好坏当回事。
日本人或者自尊自大，或者自轻自贱，自己论自己，那就是自画像，兴始于明治时代。西方人来了，不仅长相不一样，炮舰也厉害，觉醒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那阵子办杂志叫“日本人”，办报纸叫“日本”，勃兴日本论。有四本书广为人知：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内村鉴三的《日本人代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冈仓天心的《茶书》。向欧美人自我介绍，要让他们知道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虽然算名著，但是像《日本人代表》写五个日本人的生平事迹，西乡隆盛、上杉鹰山、二宫尊德、中江藤树、日莲上人，给中学生之辈励志，不值得今天中国人一读。
《武士道》（The Soul of Japan），新渡户稻造著，1900年
《武士道》最有名，新渡户稻造用英文撰写，日译本出版于1938年。林语堂用英文著述了《吾国吾民》，1936年出版中译本，与新渡户相比，他在故国的遭遇就波澜万丈了。新渡户为何写这么一本书呢？原来有一位比利时的法学家问他：日本的学校没有宗教教育，怎么搞道德教育呢？于是他分析自己形成正邪善恶观念的各种要素，发现武士道。
常听说中国没有宗教，所以道德成问题，也出不了大作家。说这话的人很像是好人，但不知他有否分析过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好人，与西方宗教有关吗？被认为没有宗教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谷崎润一郎和新渡户稻造（右）在一起
新渡户首先要排他，说：樱花是武士道的象征。武士道就像樱花，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来源有三，即佛教、神道、儒教。“关于严密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我民族在经书从中国传入以前就本能地认识了，孔子之教不过是对此加以确认罢了”。忠君、敬祖、孝亲，都来自神道，使武士的傲慢性格具有了服从性，“其他任何宗教都不教”。我们会觉得这些分明是儒教的教义。武士道的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基本是儒教道德，或者是日本化的儒教道德，也就是和日本具体实践相结合了。
新渡户稻造的观点：武士道就像樱花（图|库索）
儒教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有罪的“原罪”思想，神道也没有。陈寿《三国志》说日本有鬼道，这种原始宗教后来加上从大陆传来的道教以及佛教，混合成神道。如果你旅游日本，恰好看见神社里有人做祈祷，神官宣读祝词，听得人莫名其妙，其实那个祝词是汉文的古里古气的翻译。
很多中国人在电视上看见日本发生大震灾，人们默不作声，井然有序，也大为赞叹。听凭命运的情绪，对于不可避免的顺从，面对灾祸的克己沉着，是出于佛教。我们也深受佛教影响，却缺乏这份定力。武士道不是信仰，而是道德体系，是修养。
“武士道以刀作为其力量和勇气的象征”。不过，新渡户没有把武士道当作最高层次和终极目标，他认为同胞仍须努力，无限地接近基督教。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批判《武士道》，认为新渡户的日本知识很贫乏，根本不了解日本，并没有真正写出日本的精神。
九鬼周造是哲学家，1930年出版《“粹”的构造》，属于日本文化论的经典，现在书店里也卖着两种文库版。他说：“'粹’一词如果只存在于我国语言之中，那么'粹’就具有特殊民族性的意义。”从语言入手，先认定一个词为日本所独有，演绎出一通日本论，成为日本人为日本文化或者国民性立论的基本手法，都试图一字论定日本。这个字先是用汉字写作“意气”，后来也写作“粹”，更像是美学概念。什么是“粹”呢？首先是对于异性的“媚态”，这是男女之间的事，“粹”和“色”是一个意思。第二是“意气”，基于武士道的理想主义，大概像电影上暴力团的劲头儿，也像老北京的爷们儿，还有点像《桃花扇》里的妓女李香君。三是“达观”，看得开，这是以佛教的非现实性为背景。九鬼说：第一的“媚态”构成基调，第二的“意气”和第三的“达观”规定了民族的、历史的色彩。
《“粹”的构造》，九鬼周造著，1930年
伦理学家和辻哲郎的《风土》是日本论、文化史的名著，1935年出版。他从人的精神构造来考察风土，把世界的文化分成三个类型。东亚是季风地带，季风在世界上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风土。季风区域的风土是暑热和湿气结合。湿气令人受不了，但对于住在陆地的人来说，湿润意味着自然的恩惠，所以人们对抗自然的力量弱。况且和暑热结合的湿润经常带来大雨、暴风、洪水、干旱，这种洪荒之力如此巨大，使人放弃了对抗的念头，逆来顺受。季节的显著变化是宿命。另外两种类型是伊斯兰圈以及西亚、非洲的沙漠型和欧洲的牧场型。虽然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季风类型，但中国人在忍受性的深处潜藏着战斗性，未必对自然顺从地忍耐，而日本国民性当中缺少这种战斗性。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间，日本尊敬中国文化，谦虚地努力摄取，连衣食住也是如此。但正如日本人的衣食住变得与中国显著不同，日本人摄取的中国文化不再是中国的。“日本人尊重的不是空旷的大，而是细致；不是外观的整备，而是内部遍及各个角落的醇化；不是形式上的体面，而是心情的感动”。
《风土》，和辻哲郎著，1935年
和辻哲郎，1955年
评论家加藤周一在1955年也就是日本战败十年后提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写道：“在西欧生活时，比较西欧和日本，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以传统的、古老的日本为中心考虑日本东西的内容。可是，回到日本一看日本的东西和其他亚洲各国不同，也就是考虑到还必须向日本西方化已进入深处这一事实探究。绝不是从传统的日本向西方化的日本转移了注意，而是开始考虑，日本的文化特征在于这两个要素在深层关联，哪个都难以去掉。就是说，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那么，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
“没有独特的经历就没有独创的思想。”加藤周一是国际知名的文化人，代表日本战败后。本来是学医，留学法国，也深入学习了法国文学及欧洲思想，痛感越了解西欧文化，越需要学习日本文化。后来进一步主张，中国是纯种，与之相对，日本是杂种。当然，他没有因之而抱有劣等感，而是予以积极的评价。中国多民族，多语言，从某种角度来说，文化也是杂种的，之所以说它纯种，因为各民族共有被汉字统一的文明，以纯一的汉字语言为基本共同语。
江户时代末叶日本开始接受西方，为什么能那么痛快呢？因为它早已具有杂种性。那就是接受大陆的语言和文化尝到了甜头，不仅没受害，反而创建了自己的文化，甚至创建了日本本身。而中国呢，外来，自古几乎都是对中国伤害，生成了抵制的体质。
不过，日本只具有某些杂种性，并非整个文化是杂种。拿语言来说，日本并非用汉字、假名（片假名、平假名）杂交，生出一个杂种的语言，好比驴和马交配出骡子，而是汉字、假名都明晃晃摆在那里，是混合，混搭。这就是日语的特异之处。
土居健郎是精神医学家，从词语剖析日本人的特性，举出一个“甘”字。不大好翻译，姑且译作撒娇。1971年出版《撒娇的构造》，指出“从明治以前形成日本人道德观的义理人情其实以撒娇的心理为核心”。被母亲充分关爱的婴儿，出生七、八个月后跟母亲分开，他就会尝试重建那种完全依存的状态，这就是撒娇，是日本的独特之处。土居认为日本人特别有一种依赖他人、想和对方成为一体的感情，一旦被拒绝就撒泼，闹别扭，像孩子一样撒娇。好像说得有道理。日本近代以前依赖中国，近代以后依赖西欧，打了败仗以来依赖美国。
《撒娇的构造》（1971），土居健郎著
1985年土居健郎又写了《表与里》，说“在我的印象里，从表和里两面把握事物的意识在日语里特别发达”。表和里，也就是外和内，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日本人的内外意识很强烈，本来有表里两方面把握事物的倾向。“像孩子跟父母撒娇一样，撒娇是自然的，谁也不以为怪，这样的关系是内。与此相对，允许在某种规则下带入撒娇式心情，这样的关系是外，以场合的规定为前提。”确实，日本人一般不会自来熟，不把自己当外人。禅僧良宽临死时吟了一首俳句：露表面，露背面，飘落的红叶。意思是红叶飘落时才看见它的表里两面。
《表与里》（1985），土居健郎著
中根千枝的《纵社会的人际关系》出版于1967年，印数多达百万册。中国人读来不由得联想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纵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任何社会都具有纵结构，非日本特殊。有个欧美人写了一本《日本独特性的神话》，说日本人自以为独特的，实际上外国也不是没有。独特论也就是特殊论，失败时是一种辩解，胜利时是一种得意与傲视。
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1983年出版了一本《“间”的构造》，认为日语里有“时”、“处”、“人”，进而把现世都加一个“间”字来表现，时间、空间、人间、世间，令人不能不注意到日本人特别敏锐的“间”的构造、关系的感觉。颇有些日本人论说“间”，可我们觉得，这些不都是汉语吗？中国的建筑有间架的概念，书法也讲究间架结构，不就是“间”的美学吗？
《菊与刀》可说是日本论第一经典，但那是美国人给画的，不属于日本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