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精神病系列：一例并不罕见的个案
一例并不罕见的个案
作者：让-皮埃尔·德福（Jean-Pierre Deffieux)
弗洛伊德事业学派分析师
译者：方露茜
译者按：这是常态精神病的一例经典个案。分析师借由此个案清晰地呈现了拉康70年代提出的圣状理论在常态精神病临床中的运用。如今，常态精神病主体在临床中越来越常见，而它的诊断和干预方向都带有其特殊性，都需要相当精微的判断和操作。在这两个方面，圣状理论都为拉康派的临床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系。原文系让-皮埃尔·德福于1997年在阿卡雄会谈(la conversation d’arcachon)上做的一个报告，后收录于《阿卡雄会谈：罕见个案/临床中的不可归类》一书。
在弗洛伊德那里，B先生可能会被判定为自恋型神经症。在贝格瑞（Bergeret）那里，他也许会被放进“边缘人格”的范畴。如果他遇到的一位深谙DSM-4的美国精神科医生，他很可能会被诊断成情绪障碍。而一位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分析师，即使他蔑视结构分类以便不干扰倾听，也大概会把他听成一个癔症病人。
那拉康派分析师会怎么说呢？这取决于他依据的是拉康哪个时期的教学。如果他仅仅参考拉康50年代的教学，也就是父名的临床，我不确定他能找得着北。
为了让这一例个案变得不那么罕见，由此确定他合适的位置，我们应该参照圣状的临床。
许多我们当前无法归类，或者归错类的个案都来自于这个有待我们精研的临床。为这一临床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拉康70年代的教学及雅克-阿兰·米勒随后在讲座中提出的理论。
圣状的临床与拉康在50年代提出的神经症-精神病结构区分并不冲突。相反，它让我们能够把一类主体归到精神病的一侧。在此之前，这类主体一直被放进前述的诸种范畴，唯独精神病除外。
但这类主体是否等同于我们所熟知的精神病主体，即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呢？抑或是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术语，因为这类主体是如此的不同？假如我们从结构角度出发，从拉康在教学晚期提出的实在-符号-想象三界结的结构出发，那么大可不必新造一个术语。
这些主体虽然没有父名的支撑，但他们找到了某种以圣状扭结三界的方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甚至终其一生都相当稳定。这些主体真正颠覆了精神病的临床，因为他们摘掉了精神病主体头上缺陷性的帽子，包括能指的缺陷。
但要注意，圣状的临床(clinique du symptôme)有别于症状的临床(clinique des symptômes，译者注：用现象层面的单一症状来命名某类现象，比如骗子综合症)，后者一直遭到拉康有理有据的驳斥。
相反，能够在临床现象中辨明父名意义上的圣状结区别于其他类型扭结的标准，这是未来精神分析临床中的一个要务。这也同时推翻了不同结构之间地位高低的划分。比起搜寻某个病人不是神经症结构的证据这一做法，努力论证他为何是神经症结构难道不同样合理，甚至更合理吗？
这些主体通常带着抱怨来找分析师，希望分析师帮他减轻痛苦。他们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和神经症主体的话语没什么两样。他们与大他者有足够的勾联，因此能够认同源自俄狄浦斯机制的社会/社交模型。但光凭这点还不足以论证神经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临床中一些可能指向精神病结构的微小细节引起重视。
这些细节并非指语言方面的障碍，而是实在-符号-想象三界扭结中的一个毛病在临床上的细微体现。比方说，在一个主体那里，想象界的丰饶所体现出的符号界锚定的薄弱，或是自我(ego)与身体之间奇特关系。又或是在另一个主体那里，冲动（pulsion）行为脱离限制，脱离任何话语辩证的把握。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只有在分析师的引导和陪伴下，主体才会揭示出其圣状结的特殊之处。
如果分析师相信这是一个神经症主体，那么他就会保留他神经症的“外套”。如此一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都不发生，因为针对无意识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最坏的情况则是，一个解释很不凑巧地击中了主体岌岌可危的圣状结，分析师这才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牢固的结。
在接下来的个案报告中，我决定只围绕两个目标展开：其一，在初始会谈后，是什么让分析师作出精神病结构的判断；其二，简要指出主体建立圣状结的种种尝试，以及在这些尝试中，一个妄想隐喻的隐晦表达。
B先生今年36岁，来自北欧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个实业家。一位同事把他转介给我，这位同事把他诊断为癔症。初次见面他就显得非常友好、迷人，也非常自在，他第二次来找我时就以名字向门卫介绍自己，并且炫耀似的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样子。
他谈起自己时怨声载道。他说自己没有意志力，能力不行，生活停滞不前，他什么都不想要，不能做任何决定，在“得过且过”，等等。更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我缺乏能量”。
17岁时，他心血来潮地辍学了。几年后，他参加成人自考，获得优异的成绩。他开过三家小公司，一直独自工作。他的最后一家公司做细木工艺生意。在公司运营中，父亲一直在他左右。这家公司总体来说经营得不错。
93年3月，一本装修杂志刊文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这件事后，他决定把公司关掉。多年来，他一直想“与消费社会决裂”，与他家庭的刻板和社交行为决裂。他想学习生态学，然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环保工作。1994年，他开始攻读生态学学位，后来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94年3月，又发生了一场动荡，这次是情感上的。在那之前，他跟很多女人有过一段情。他说“女人们对我感兴趣”。但只要一触及承诺的问题，他立马会提出分手。94年3月，刚刚离开一位年轻女子的他经历了一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同性恋邂逅。为了摆脱与男友分手之痛，他投身一个非常困难的项目。他拼命工作，很快完成了这个项目。他承认生活中经常被男性吸引，只不过父亲的道德观一直约束着他。在那以后，他开始频繁地只与男人约炮。
95年之后，一切都不对劲了。他继续他的学业，却什么也学不来，跟不上课程。他靠政府津贴过活，生活原地踏步。社交上，他没有被孤立，甚至可以说被人群包围，因为他经常在同性恋社交场合出没。他经常出门，晚上到俱乐部找乐子。他很容易与人建立联系，但这些联系都是短暂而肤浅的。
第一次会谈结束时，我已经不太肯定他是神经症结构，因为一方面，他的自来熟和好小伙式的过分客气之间的矛盾让我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我发现他的社会联结有点微乎其微，没有情感上的投入，受父亲支配的手艺人事业，以及他生命中一些转向。这些转向除了来自某种不稳定性，似乎没有别的原因。此外，他在35岁时如此决绝地与父亲的管教决裂这一点也颇为令人惊讶，在那以后，他几乎切断了与家人所有联系。
在这些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以外，我还观察到他很消瘦，他刚走进分析室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会否与抑郁有关，我问他是不是一直这么瘦。他说不是，他年轻时经常锻炼身体，青少年时还是游泳冠军。但1990年的时候，他突然在三周内瘦了十二公斤。尽管我一再坚持，一再仔细询问，他也没法对这场暴瘦说出个所以然，所有他看过的医生对此也同样茫然。
第一次会谈就停在了这里，他的身体不听使唤地自主运作着，这一点着实让我感到讶异。
我从对他结构的初步疑虑出发来引导接下来的会谈，这些疑虑将促使他进一步展现他实在-符号-想象界的特殊扭结方式。第二次会谈一开始我便向他指出过去几年中的两个重大时刻都发生在三月。
在少许踌躇后，他说起一段他“从不去想”的回忆。而他这个回忆第一次浮现在他脑海恰恰是在他与第一任男友痛苦分手之后。那是他八岁时的春天，他去参加游泳训练。一个路过的男人提议用自行车载他一程，B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男人把他带进树林，用木棍揍他。在某一刻，男人掏出一把刀想割下他的生殖器，B成功脱逃。
他对这一场景作出的两个评论，与神经症对原初场景的创伤的讲述极为不同，加深了我对他并非神经症结构的怀疑。对这一顿棒打，他是这么说的：“我完全不知道我有没有觉得疼”。回家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但父亲“不相信他”。而事实上他浑身淤青，把医生都吓坏了。B在这里表现出的感受的缺失与整件事的严重程度非常不协调，这也让那段莫名奇妙的暴瘦经历变得更好理解了。根据他的叙述，以这件事为代表，他父亲总是占据着我们可以概括为“立法之父”(père législateur)的位置：他知道什么东西对儿子来说是好的，但从不回应儿子的呼唤。
我立即意识到93年3月和94年3月这两个时间点与他八岁那年春天的遭遇之间的关联。
- 93年3月，在一本装修杂志对他表示赞许之后，他远离了父亲为他选定了社会和职业道路——童年场景中“树林”能指以及“木棍”能指或许与他选择木工艺的行业不无关联。
- 94年3月，在与父亲的性道德观决裂之后，与男友邂逅的场景恰恰呼应着童年场景中的元素：他从海滩返回，开车穿过一座树林，遇上了搭便车的男子。在之后的会谈中，我渐渐发现，他与男人的性关系总是以暴露狂加施虐游戏为主题。
面对这三个场景——八岁那年春天，93年春天，94年春天——之间的显著关联，我请他尽可能详细地向我讲述挨打的童年场景。他说，当男人开始打他，他记得自己把身体抛弃了，他从身体中抽离了，消失了：“在某一刻，我看到一个小男孩，那是我，那时我才撒腿逃跑。”像丢弃一件旧衫似的抛弃自己的身体，进一步明确了“我完全不知道我有没有觉得疼”的意思。这与乔伊斯童年被伙伴殴打的回忆惊人地相似。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我几乎可以肯定B不是神经症。在之后的会谈中，我的干预致力于让他逐步向我揭示是什么代替父性隐喻在支撑着他的存在。
在35岁之前，他有两个支撑，父亲的规矩和手工艺。他曾经非常推崇手工艺行业，力争把器物做得尽善尽美。另外，他几乎从不谈起他母亲，并且描绘了一个有13个孩子，而父亲从未一起生活的大家庭图景。
会谈的进行让我看到他生命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他的性生活以他与其他人（男人或女人）的裸体暴露为主题。12岁时，他曾因在市区公园骑自行车时暴露生殖器而惹上警察。但在那之后他依旧这么做，先是在自行车上，后来是在开车的时候。
15岁到25岁之间，他经常拍摄镜子中自己的裸体，然后自己把照片冲洗出来制成相册。每次拍摄都以他的自慰作结。
这个倒错行为显然为他起到了缝合自我(ego)和身体的作用，并且与他7岁时企图把小鸡鸡切掉的事情不无关系。
95年之后,他先是与父亲的规矩决裂，一年后投身于以暴露狂为主题的自恋激情，尔后又终止了这些活动。与父亲的决裂及自恋活动的终止使他几乎处于被遗弃的状态。
接着，我们看到两个新诞生的结：登陆在身体上的一个心身疾病，牛皮廯;以及一个含蓄的妄想隐喻。
实际上，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人在以妄想隐喻指引他人生的方向，他的思考、行动和人际关系。这些妄想隐喻悄无声息地运作着，丝毫不显得病态。这与神经症主体哑剧(pantomime)中幻想的功能似乎存在相似之处。
关于妄想隐喻，B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只不过我无法在此详述。他在第一次会谈中就抛出了他的妄想的关键句：“我缺乏能量”。这句话支撑着一个与宇宙有关的妄想隐喻。他在分析中逐步建构这个妄想体系，而我很快被卷入其中，成为体系的中心，“德神”(Déf(ierD)ieu)（译者注：Deffieux是分析师的名字，B改变了其中的几个字母,组成Déf(ierD)ieu,这个新词中包含Dieu，神）。
B不再来见我了。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他寄来的贺卡，字里行间，他含蓄地向我暗示我们目前处在与“生命火花(étincelle de vie)”和解进程的哪个阶段。他正过着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