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清人夏宝晋曾如此追溯金代学术文化的历史渊源：“说到中原人物，自南邦交聘，才染风流。”（《八声甘州·野史亭》）按照他的逻辑去演绎，必然得出金文学是在南宋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词为南宋词之别派与附庸的结论。金人沾染汉文化之“风流”的契机，并不在于后来与南宋的“交聘”，而在于此前与北宋的“交战”。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北中国的汉人，同时也就被北宋的汉文化所征服。因此，金文学和南宋文学都是北宋文学的嫡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弟之于兄，而非子之于父；具体到词，则金词与南宋词亦同出于北宋词，可谓“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唐白居易《寄韬光禅师》诗）。当然，由于金和南宋划疆而治，是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其国运不同，地域不同，民风不同，在这样两个相对封闭而温床各别的暖室里，任是同一母本上结成的种子，也会开出异色的花朵来。是以金词与南宋词虽皆胚胎于北宋，但破稃之后，却日见歧变，长成为各具丰姿的植株。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曰：“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周邦彦）、梦窗（吴文英）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蔡松年）、遯庵（段克已）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袭大马之讥。……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撇开其中的某些片面性（他主要是将金词与南宋格律派词作对比，却忽略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爱国词，而金国那些反映抵御西夏、征伐南宋、抗击蒙古等民族战争现实的词作，风格正与南宋辛派相近）和表述逻辑混乱（如将北宋周邦彦同南宋吴文英对举而泛称“宋词”，即与论南、北方词风之别的主题不合），应当说，况周颐这段辨金词与南宋词之得失异同的话，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要之，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浑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北疆声乐劲激粗犷，植根于斯，故金词之于北宋，就较少受到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派、格律派词人的影响，而更多地继承了苏轼词的清雄伉爽。金人即便赋儿女情、记艳游事，亦往往能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佳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则其酒酣耳热、击壶悲歌之际的激昂慷慨，不问可知。他们学苏，纵然未能达到东坡词中浩瀚流转的境地，却也写出了一批骨重神寒如苍岩桂树的作品。若从金词中摘一二语以道其品，“胭脂雪瘦薰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蔡松年《鹧鸪天·赏荷》）云云，庶几乎仿佛。以上盖就金词之总体艺术审美祈向笼统而论，倘细辨其发展线索，约略可分四期述之。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本以渔猎为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并吞中原之初，不但袭用了汉语言文字，甚且“借才异代”（清庄仲方《金文雅序》），扣留宋使以掌文翰。金太宗、熙宗两朝的词坛盟主宇文虚中、吴激皆属此类。其生平遭际既略同于由南朝梁入西魏、北周的庾信，所创作遂亦充斥着《哀江南赋》式的苦悲，或系心于故国莺花，或断魂于旧家梁燕，低回顾影，凄怆欲绝，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洎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金已走上全面汉化的道路，女真人以词传者，即始于完颜亮。而当时的泰斗，则是官至右丞相的蔡松年。蔡松年虽也曾仕于北宋，但官品较低，且年仅二十岁便随父降金，事金多年，位至显贵，他对于故国与新朝的政治感情，自与吴激辈相左。他的词已基本上割断了和北宋王朝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而主要是抒写作为金国臣僚的生活情趣。所以尽管蔡松年与吴激词名后先相埒，时有“吴蔡体”（《金史·文艺传上》）之目，但真正开有金百年词运的，实唯蔡松年一人而已。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为后人提供了学习苏轼的第一个蓝本。世宗、章宗时期，承平日久，汉化浸深，宇内小康，文教大成，海陵王时已崭露头角的耶律履、蔡珪、王寂、刘仲尹诸人含英咀华于前，党怀英、景覃、王庭筠、刘迎、赵秉文、王特起、完颜璹、折元礼、高宪等一批批新秀相继脱颖而出于后，近六十年间群星璀璨，烁烁交辉。而位居九五之尊的完颜雍、完颜璟祖孙二人本身即能倚声，尤为此期词坛之鼎盛气象的一个特殊表征。这些词人，都是吮吸着金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迥异于前期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人之以楚材而为晋用；又其虽多师心东坡而每能各具面目，如党怀英之松秀高寒、王庭筠之幽峭绵邈、赵秉文之英朗超旷、折元礼之遒劲沉雄、高宪之嵚崎排奡，金词至此，确乎体段完足，能自树立了。卫绍王以降，政荒于内，兵败于外，国势急遽衰落。蒙古人的铁骑挟裹着雪山朔气、大漠风沙长驱直入，岁星才二周天，金便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彻底覆亡。时局屡变，词亦随之，此期作手，就不是苏轼一人的家法所能牢笼的了。于是贞祐南迁之初出现了王渥《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那样高亢激越的爱国战歌，风格近似南宋辛稼轩；天兴移祚之后，更有段克己、段成己昆仲或发黍离之悲、或明首阳之志一类的遗民咏叹，神情在晋陶渊明、唐杜甫之间。而并蓄兼收、奄有其胜者，断推代表金词最高成就的中州巨擘元好问。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幸于“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蕙风词话》卷三），故所作沉郁顿挫、博大精深。除了“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浣溪沙》）之类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遗山乐府》中那些摹写北国壮丽河山、歌颂人间真挚爱情的词篇也很值得重视。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以广角镜摄取中华民族之摇篮——黄河的雄姿壮采，《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用五色笔赞美普通民家儿女不惜以生命捍卫婚姻自由的反封建精神，这些题材在词史上都具有开拓意义。尤堪称道者，遗山词不仅内容丰富，风格亦复多彩，她以苏、辛之恢宏疏快、迈往不羁为主干，间亦“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宋张炎《词源》卷上）。或谓其“体制最备”（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集两宋之大成”（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虽嫌过誉，但有金一代，能够出入于两宋诸大家之间的词人，舍元氏而莫属，则是可以定论的。得一遗山作为辉煌的结束，金亡而金词为不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