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写作的品性与局限

一个新的文学现象

　　20世纪末以来，先后出现了以韩寒、许佳、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年轻写手充满活力的青春写作。他们一现身就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文学的事实和坚实的存在。如果说他们最初还是以个别和分散的现象显露自身的话，那么，到2004年，则呈现了“集体冲锋”的态势和规模，还出现了像李傻傻、春树、孙睿、小饭、胡坚、蒋峰、张佳玮、颜歌等80年代出生的一大批“青春作家”，他们对文坛、文学市场和文学阅读构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冲击力。对此，我们很难简单、粗率地作出随意的判断，而应该更冷静、更严肃也更学术地理解和分析他们的写作，要以文学自身的价值尺度和规律，对还是新生事物的“青春写作”有一个初步定位和品性上的深入把握、写作局限上的明晰。

　　事实上，我们当下的文坛、批评家和不同层次的读者面对“80后”的现实，已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态度。毫无疑问，“青春写作”已不单纯是出版现象，它更是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也就与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它也就应该受到更大程度上的关注、追踪和研究。

　　青春写作的特征

　　其实，“80后”的青春写作已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青春文学的范围，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偶像写作”或“时尚化写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从年龄特征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文学存在。从“80后”这一命名来看，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更早些时候的“60年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女性写作”这类以年代、性别为依据命名的文学写作现象。而同样“80后”这种情况也只能说明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个群体或潮流在文学特征的呈现上尚没有特别足以证明自己的独特艺术价值取向；二是想极力摆脱“60年代”、“70年代”甚至50年代写作群体的话语惯性，凸显自己独自的文学选择；三是命名方式显得有些匮乏、无力，呈示出某种焦虑。这是因为他们目前尚难以找到更为坚实的写作方向，以及与批评的同步。甚至可以说批评是“缺席”的。因此，有论者提出的“'80后’只拥有一个宽广的市场，却并未占据文坛”并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具体地说，首先，我们已欣喜地看到，在这样一个媒体和网络如此兴盛的时代，“80后”一代年轻作家的作品，其写作风格呈现为扎实、厚重、锐利的创作势头，表现出特有的文学天分、才情和直率。在韩寒的小说里，表现为偏执；在郭敬明的大量小说里，可能表现为痞顽；在春树的作品中，表现为坦实；在李傻傻的《一个拍巴掌的男孩》、《十三短章》里，体现为一种讲述故事的严肃与自信；在张悦然的《樱桃之远》的叙述中则体现为神秘、典雅、纯真。其次，他们的生活、写作环境虽然主要还在校园，但是他们小说的题材范围却相当广泛，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更自主的视野和立场实现着自己的情感表达欲望。既有他们体验最为深刻也最擅长表现的“成长”题材，也有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观察与发现，还有对历史的大胆、自信的进入，对死亡的猜想和描述。这样看，“青春写作”也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描述青春生活的创作。第三，“80后”的写作在处理自身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上与“成人写作”并无太大的区别。“80后”作为一个指代看上去是表明代际的划分，但这种划分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凸显不同年代人的审美方式、审美主题和对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区别。“80后”明显地也十分重视生命体验与生存之思，而且有着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从创作与生活关系的角度讲，他们的现实存在与当下写作基本上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同样是表现消费时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动不羁，与“60年代写作”和“70年代写作”相比，他们更突出自己的个人经验性，而不做过多的社会学、精神性表达。那么，对于处于“泛传播时代”的“青春写作”，更多地去挖掘他们写作中的文学性，原创性就会更有文学史意义和文化方面的价值。

　　局限与期许

　　在分析“80后”写作品性的同时，我们还不能忽略这一群体存在的局限和缺憾，以及“青春写作”给我们当代文学带来的启示。

　　我们必须客观地评价“80后”青春写作的存在形态和艺术价值。第一，他们在人生的这个时期写出这样的作品，并不能说明他们已是这个时代的绝对天才，倘若对其做那种“明星化”张扬，只能将他们的写作引入非文学的歧途，从而丧失从事文学写作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说，“80后”青春写作崛起之后又会怎样？这已成为一个文学界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人对所谓主流文坛的略显冷淡和评论界的稍显矜持迫不及待地提出过批评和抱怨，实际上，文学环境的丰富，文学信息的多样性，文学与市场的非矛盾性，为“80后”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现平台，他们的未来发展有待时间的检验。尽管“成人文学”与过去相比，由于读者群的分层、分流等因素，文学的轰动效应渐渐为较为冷静的“边缘形态”所取代，但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和需要却并未减弱。从“80后”整体创作情形看，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并非孤立或游离文学大势之外，可以说，已构成当下文学写作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组成部分。问题是，“80后”的成功仅仅是市场的成功还是文学上的成功，这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与前几代作家比，他们所处的时代使他们有更多的成名的机会，比如市场、文化消费氛围和方式。回望文学史，在20岁出道、成名甚至写出杰出作品的作家并不在少数，古代许多大作家中少年才俊者不乏其人。即使在当代，余华、苏童、格非、李洱也都在二十五六岁就写出了他们的成名作，蜚声文坛。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降低对他们的评价标准。文学是一种独特而崇高的事业，应有其特殊的质地和要求，出版社标出的起印数并不代表作品的艺术水平和文学史价值。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出版社的运作和媒体张扬，人为地拔高了这批正在市场中风行的这些少年作家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而这种传播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悄悄地改写着文学的规则，使一些很有潜力但缺乏更多生活、生命体验的年轻作者，过早地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之下，提前带着自己对文学的虔诚，进入了市场写作而放弃精神的标高。实际上，这个市场并非就是当下严格意义上的文坛。还有，“80后”以这种“集体亮相”的方式出场，一方面可以造成一种强大的效应或声势，引人瞩目，但另一方面，媒体的张扬和运作成份很有可能造成读者和评论界的逆反心理。毕竟写作是极具个人性的行为，在没有大的社会转型或文化变动等因素存在时，很难会有“潮流化”、“流派”、“群体”行为的产生。像“实力派五虎将”原本各具特色的写作，非常容易被理解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文学品牌。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他们的写作一出现就呈现出艺术专注点、艺术体貌上较大的差异性。至于“80后”没有自己的评论家也不是特别令人忧虑的事情，对于他们的研究、评价关键在于是否重视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以使青春写作健康、自然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