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漫记」东方帝国的中心——长安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长安。
作为千年帝都，中国曾经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长安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太多浓墨重彩的笔迹，也大约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白月光。今日，就让我们“一朝看尽长安花”，从不同的角度去解析这座雄城的前世今生。
1.印象中的长安
我与长安的缘分，大抵始于小学的时候。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喜欢读诗、读史。或许是人类的天性，对于捕风捉影的八卦总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总是喜爱阅读一些关于诗人的轶事，诸如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题壁的故事，虽然无从考证，但也别有趣味。之后，便愈发对诗人们的作品感到好奇，便开始拿着半懂不懂的古诗集开始看。当时虽不明其中意味，但光平仄词句就足够使人陶醉。长安月、灞桥柳、曲江水，加上朗朗的诗词声，便构成了我对长安的最初印象。
成人之后，见识过“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河西风光，也随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泛舟于长江之上；感受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也有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但是最令我心动的，仍然是孟郊的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带着些许的年少轻狂，却充满着朝气，仿佛那个唐王朝，永远的留在我的心里。正如河图的歌所唱：“长安城有人歌诗三百，歌尽了悲欢。”那是我的初心，也是我设想的终点。
2.所见的长安
大约七年前，终于踏上了日思夜想的长安。
那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由于时间较为久远，具体的细节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我仍然记得，每到一处，都有熟悉的地名，熟悉的历史在我耳边回荡。兴庆宫、大明宫、大雁塔、小雁塔等等，每到一处，都有热情的西安人操着一口陕西话兴奋的介绍着，脸上洋溢着自豪与骄傲。这是千年帝都带给他们的底蕴。而那里的建筑，不管是大明宫遗址，还是大唐芙蓉园，亦或是距离较远的乾陵、茂陵，都有一种宏大的气象，包容万物，兼收并蓄。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王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气度。到如今，每每忆起，仍不禁思绪澎湃，心向往之。
3.史书和考古资料里的长安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长安便是中国的中心之一，今天在西安的半坡博物馆仍能见到仰韶先民们留下的遗物和遗迹。
在西周，长安更是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只不过，那时不叫长安，而叫丰镐。自周武王定都之后，许多故事便在这里发生，比如烽火戏诸侯等。现在的丰镐遗址仍然有遗存，静静地讲述着周代发生的事情。而关于都城的形制，也在《周礼·考工记》中有所记载。
在汉代，长安城迎来了它的又一巅峰。在社科院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的《汉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望》中，描述了武库、未央宫、桂宫等重要遗迹的发掘过程，为揭示真实的汉长安城提供了重要证据。目前，关于汉长安城的大致形制已经明晰，在西北大学张宏彦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十八讲》中详细地介绍了汉长安城的形制：城墙总长约为汉代的62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四面各有三个门，城内总体以宫殿建筑为主，兼有武库、民里、商市等，南郊有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
图1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
图2 汉长安城辟雍建筑复原示意图 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
而到了唐代，长安城也来到了他最为辉煌的时代。得益于完善的城市规划，唐长安城呈现出了完美的城市结构，方正、规整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城市建筑设计史的典范。并且面积达83.1平方公里，仅大明宫就达到了约3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北京故宫面积约为0.7平方公里。大明宫的面积大约是故宫的4倍！由此可见在唐代，长安城的雄伟壮丽。但是，再壮观的城市也敌不过时间和战争。唐末时期，农民起义的一把火将唐长安城付之一炬，只遗留下遗迹，等待着后人发掘。而现今的西安城，则是基于明清时期西安城的轮廓修建的。与唐长安城有部分重叠，但面积大为缩小，这也与城市的地位降低有所联系。
图3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
5.小结
世间没有永恒的物质，城市如此，王朝亦如此。但是，我为何如此怀念那个长安？或许是因为，它承载了一段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并且精神内涵一直遗留在我们血脉之中，不曾逝去。那个万邦来朝，共称盛世的王朝，将骄傲深深地刻进了了中国人的骨子里，直至今天。
最后，用前文提到的《不见长安》中的一段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个人认为是比较合适的：这重重楼阁浩浩殿堂，都不是我想象；我心中自有画卷一幅，画着它模样。长安城忽然开始下雨，湿了繁华沧桑。慌张人潮里我遗忘了，来时的方向。
让我们下次再见！
6.参考文献
[1]张宏彦著.中国考古学十八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望——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半个世纪[J].考古,2006(10):12-21+2.
[3]马得志.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J].考古,1963(11):595-611+4-6+637.
[4]杭德州,雒忠如,田醒农.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J].考古学报,1958(03):79-93+155-156+16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