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的道德象征意义(全文)

摘要：《乐记》所言之“乐”并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形式。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道德象征功能的文化形态。“乐”作为道德的象征载体，可以对个体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这种道德内核，“乐”的价值得以提升，成为一种造就完善人格的重要修养途径；同时电备受君主、圣贤的推崇，被视作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手段。

关键词：《乐记》；道德象征；乐；德；个体人格；社会人伦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5－0107－04

《乐记》是先秦儒家遗留下来的关于音乐和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与总结性著作。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乐记》的研究甚多，在作者与成书年代、哲学思想体系、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教化等方面有了深入挖掘，但关于“乐”的道德象征功能及其意义则较少有人进行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乐记》及相关文献，以期阐明“乐”作为道德象征载体，对个体人格完善与社会人伦和谐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乐”象征“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象征”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传述手段。可以说，自《周易》开创“象思维”以来，象征成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要表达方式。如王夫之云：“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王夫之认为备受古代仁人圣贤推崇的“六经”莫不以“象”明义，其中《周易》更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理论纲要。我们注意到，《乐记》在论述乐的功能时多采用象征这种思想传述方式，比如：“乐者，所以象德也”(《乐施篇》)、“乐章德”(《乐象篇》)、“乐者，德之华也”(《乐象篇》)等，通过“乐”的表象传述着人格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可见，“乐”决非仅是一种艺术形态，而是暗含着道德意蕴、彰显着道德功能的象征符号。以下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乐”与“德”的密切联系。

其一，“德上艺下”的审美传统。从审美伦理学角度看，“乐”与“德”体现为美与善的范畴。陈望衡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善与美的统一，美不美，其前提是善不善。”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乐”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富有“德”的特质。孔子在论及《昭》时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谓《武》时则遗憾道：“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原因在于孔子认为《昭》是赞扬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体现了“德”；而《武》是歌颂武王讨伐商纣，有宣扬征伐之义，虽为正义之战，但依孔子之意，它是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的。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强调人如果不仁不义，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没有仁义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礼乐背后之“德”的。

《乐记》总结并发挥了儒家“德上艺下”思想，提出：“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乐情篇》)所谓的黄钟、大吕是律名，干、扬皆为舞具。乐律、弹瑟唱歌、手执干扬而舞等外在形式，仅作播扬乐声之用，故日“乐之末节”，因此让儿童来表演舞蹈，让只晓声诗的乐师，面朝北面弹瑟歌唱；而“德成”之人君，因以道德成就的而能居于上位，此即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儒行》也指出“歌乐者，仁之和也”，歌舞音乐的和谐悦耳是因为有“仁”这一道德意义。“歌乐”的形式是服从于仁义道德之内容的。由上可知，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中，音乐承载的伦理意义远高于其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

其二，“德”是古代乐教的核心。在中国古代，音乐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使民众在音乐的濡染中完善自我，友善他人。而乐教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正得益于“德”这一重要内核。最早记载乐教的《尚书・舜典》中提到舜帝命乐官夔作乐，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乐”的道德核心作用，促使“胄子”们具备“直而温，宽而栗，刚而不虐，简而无傲”的品行，使情感、行为平和而适度，形成良好人格。《周礼・春官・宗伯》在记录古代音乐教育制度中，更是将“德”的重要性展现出来：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

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大武》……大合乐以致鬼神抵，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由上可知，承担乐教的教育者必须是“有道者、有德者”，教育的内容是“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德”――中，和，祗，庸，孝，友这些具体的德目是其教育的核心，是培育品德高尚的理想继承者的理论依据；“乐语”、“乐舞”则是以语言手法、艺术形式将“乐德”表现出来，目的是“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因此，在古代的音乐教育中无论是教育者、教学理论抑或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都与“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孔子尤为重视乐教的道德内容，《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推崇《韶》、《舞》，舍弃郑声，孔子的根据就是音乐是否具有道德意义，因为他主张的“乐”是融透了“仁”的音乐，是艺术与道德在最高境界的自然融和。通过“乐”的传播，道德以情绪的方式流出。徐复观先生指出：“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在艺术的熏陶中，实现崇高的道德人生，这也许就是孔子将“成于乐”视为最高修养境界的缘故吧!

二、“乐”的道德象征对个体人格完善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乐”具有象征“德”的功能。从个体修养的角度看，通过象征，“乐”确立了个体人格完善的坚定信念，并昭示了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据笔者统计，《乐记》中“君子”一词出现频率较高，达15次之多。这些“君子”精通礼乐文化，并善于利用礼乐以提升自身人格修养，达至“反情以和其志”的境界。

首先，“乐”是君子完善人格的象征。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他应是品德高尚，又要精通“六艺”，德才兼备之人，即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在《乐本篇》中，我们看到了“乐”对于成为君子的重要性：

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如上所言，其一，懂不懂得欣赏“乐”是“众庶”与“君子”之问的区别：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唯君子为能知乐”。一般人只会沉醉于“音”的听觉享受，唯有具备道德修养的君子才能领略“乐”的内在韵味。其二，由于“乐通伦理”，“君子”“审音”进而懂得伦理政治，具有治国之素质。其三，君子懂得了“乐”就

“几于知礼”，于是就能“礼乐皆得”，而礼乐皆得到了，就是“有德”之人。孔子在谈论射礼时亦谓：“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礼记・射义》)也就是说，只有贤者才懂得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发而射中靶心。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那他怎能射中?《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音初》亦谓：“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由此可见，能否听懂“乐”成了评判一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标准。

在《乐记》的语境中，上古时期的帝王将相，德高望重、功业显赫，属“君子”之列。只有这些具备崇高道德操守的君子才能获得“乐”的歌颂与赞扬。《乐施篇》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大章》是用来表彰尧的德行的。《咸池》是用来歌颂黄帝的德行完备的。《韶》是用来颂扬舜能继承尧的德政的。《夏》是用来赞美禹的行政发扬光大的。殷周两代的乐都是赞扬能够尽到人为的努力。由是可知，君子不仅懂“乐”，还成为“乐”歌颂的对象，“乐”成了象征君子人格境界的符号。

其次，礼乐修养是塑造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乐化篇》中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能使人的内心十分平和，礼能使人的外貌十分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貌恭顺则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亦指出：“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而“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中论・艺纪》)这里的“艺”主要指礼乐。礼乐虽是“德之枝叶”，但德行的修养又必须以礼乐为途径。礼使行为面貌表现得文饰有度，乐能化育人的内在情感。《乐化篇》将礼乐之人格修养功能阐释得清晰透彻：“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可见，“乐”之修养以“治心”，“礼”之躬行显“庄敬”，礼与乐里应外合，相辅相成。但从以上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先贤们似乎更重视“乐”的内在修养，“乐”能“至于天且神”，而礼却不能。陈来先生指出：“用伦理学的话来说，礼之性质与功能是使人得以'他律’，而乐的性质和功能是使人得以'自律’。”梁漱溟先生对此也有一段论述：“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必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因此，在礼一乐结构中突出“乐”的意义是不无道理的。“乐”能促使“他律”上升为“自律”，通过内在道德情感的激发，使外在礼的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自觉。

“乐”的这种诱发情感的功能，对于造就完善的人格境界是相当重要的，可能惟其如此，才备受儒家的推崇。那么，“乐”是如何激发人的道德情感的呢?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清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指出：“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也就是说，情感生活是音乐描摹的主要对象，情感的表达也是音乐最强有力的功能。人心感受外物形成各式各样的情感，在音乐的流动中直接地显现出来，引起人的联想与共鸣，无怪乎先人感叹“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篇》)!

然而，一般的音乐也只能激发、显现一般的“七情六欲”，对个人的修养并无益处。因此，古代的君子们尤慎“奸声”的侵入，试图在“乐”的陶冶中，激发内在的道德情感，不断地完善自身：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乐象篇》)

这是《乐记》比较集中论述君子如何进行“乐”之修养的一段话。由上述可见，君子从内外两方面进行修养――“反情以和其志”与“比类以成其行”。“反情以和其志”即是复返人的本性来安和人的心志，就是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让耳目鼻口和内心理智以及身体的各部分“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还需“比拟善恶之类，去其恶而从其善”，才能完成正心修身之事。然而，自我修身的完成并不是君子行为的终结。君子自觉本于自身之德行以教人，通过声音、琴瑟、干戚、羽旄、箫管这些符号形式将最美好的德行发扬出来。在音乐的推广中谐和人之心性，激发道德情感，使“民乡方”，从而移风易俗，天下安宁，这就是儒家所谓“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三、“乐”的道德象征对社会人伦和谐的作用

“乐”的道德本质作用于个体修身，可使人“心平德和”；而推广于社会则能“乐行而伦清”。因此，君子贤人“奋至德之光”于“乐”以教人；古之王者，更是制礼作乐，充分发挥“乐”的符号象征功能，传递着儒家传统的宗法伦理价值观，以期达至“天下之大齐”(《吕氏春秋・仲夏纪》)的社会理想。笔者拟从如下两个角度说明“乐”对社会伦理秩序之和谐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一，从先王圣贤对“乐”教的重视来看。《乐本篇》云：“乐者，通伦理者也。”在古代的养老礼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乐舞中体会尊卑上下之义：“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礼记・文王世子》)古代先王、圣贤素来十分重视“乐”的这种社会教化功能，《周易・豫卦・大象》日：“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君王期望通过“乐”这一载体来推崇“德”，因为“乐”不仅能使道德人格不断完善，更多的是它能唤醒潜藏于个人中的德性，使人“领父子君臣之节”(《乐情篇》)，亦如《魏文侯篇》所言：“德音之音……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魏文侯篇》)。可见，“乐”这一道德主旋律，是凝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有效手段。

第二，从“和”这一音乐的最高境界来看。“乐”将“和”视为最高境界。就音乐的形态构成而论，“和”是音乐成为艺术形态的基本条件。春秋齐相晏婴对音乐的界定生动地体现了“和”这一特性：“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乐之“和”境界不仅是音乐形式的“中和”之美，更在于可通过“和美”的音乐培养人格之“和德”，促进社会人伦的“合和”。《乐化篇》对这种社会人伦和谐的景象有如下描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是可知，“乐”所到之处皆可见“和”的印迹。在以血缘为脉络的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体系中，宗庙的“和敬”、乡里的“和顺”、父子兄弟的“和亲”是社会最大的“德”。先王制乐之用意，就是为了使“上下相生”以“合和父子君臣”从而达至“附亲万民”。不难看出，“和”不仅是音乐本身的艺术境界，更是“德”这一“乐”的内在价值的充分体现。

但必须指出，“乐”具备社会伦理功能，其前提是音乐应当合于道义。因此，自《周礼》规定“凡建国，禁其淫声、放声、凶声、慢声”到孔子所言“放郑声”、苟子的“禁淫声”，都对“乐”作了严格的道德规定。这使得“乐”的道德特质更加清晰，道德象征功能更为突出。《魏文侯篇》中子夏在回答魏文侯时说：“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魏文侯所好的郑卫之音“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表演者男女混杂，父子不分。这是为先王、圣人所不齿的。反之，“德音”的舞蹈动作整齐、乐曲中和平正，其内容都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只有这样的“德音”才能发挥和谐人伦秩序的作用。因此制“乐”应“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化篇》)，以避免“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使音乐符合“德”的要求，让“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从而“教民平好恶”、“感动人之善心”，推动社会有序发展。

透过上述行文，我们可以看出“乐”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形式，《乐记》就明确地指出“乐”是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象征的文化形态。就历史发展来看，从原始社会时期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相关的乐、舞到西周以降，逐渐与礼相联并用，发挥着完善个体人格、维系社会伦理秩序的礼乐教化，“乐”承载着超乎其艺术本质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乐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