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里的上海，原来是真的，现在是假的
电视剧《孽债》剧照
上海从来不缺电视剧的描摹。
上世纪90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孽债》、《儿女情长》、《夺子战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连续剧记录下了当时上海的风貌和社会议题。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几年，上海是都市剧最偏爱的城市。
从《欢乐颂》、《我的前半生》到《安家》、《三十而已》、《流金岁月》……一部部热播剧都以上海为背景。
只是，现在这些热播剧里的上海就像PS上去的一样，似乎跟生活在这座城市、以上海为家的人没什么关系了。
一
1995年伊始，当时27岁的年轻导演梁山喜欢在晚上骑部脚踏车上街。
晚上8点05分，八频道的电视剧准时开播，这时候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上几乎空无一人。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孽债》，甚至有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大堂。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听过去，路边的裁缝铺子、理发店里，传出来的全都是这部片子的主题歌。”梁山回忆说。
“这是作为艺术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
《孽债》片头曲
电视剧《孽债》改编自叶辛的同名小说，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梁山和夏晓昀担任导演，讲述了5个云南知青的子女来沪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甫一播出即引发轰动。有一个星期的平均收视率创下了42.65%的收视纪录。
期间，上海电视台曾因播出“群星爱心演唱会”，停播一天《孽债》。
尽管事先多次在屏幕上打出字幕说明，但市民们还是急得疯狂拨打电视台热线，说只要当晚播，再晚也没意见。
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上海电视台后来不惜损失200万广告费，将每天播一集改为播两集，开了黄金剧场两集联播的先河。
当年《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称
商场里顾客围看《孽债》
暂时忘记了购物
在梁山看来，采用沪语对白是这部戏成功的关键之一。
“我们模仿的是上海当时拍得最棒的几部纪录片，比如《重逢的日子》、《毛毛告状》等。”他说，“电视剧有种表演的腔调，我们想把它去掉。”
当时，梁山很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它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地方方言。
在尝试用沪语拍戏这个想法上，梁山和他的老师黄蜀芹一拍即合。可演员从来没这么演过，他们担心说上海话会像演滑稽戏。
还有台词的表达，比如，怎么用上海话说“我爱你”呢？梁山提议，让演员根据上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自己对台词进行口语化的“翻译”。
所以在赵有亮扮演的沈若尘向严晓频扮演的妻子梅云清“摊牌”那场戏里，台词是这么说的：
“云清，侬讲，我对侬好伐？假使我在啥地方骗过侬，侬还会对我好伐？”
剧中沈若尘
向梅云清摊牌的场景
为了用沪语同期录音，《孽债》中“上海家庭”的成员全部选用了上海演员：
赵有亮，严晓频，王华英，吴竞，金鑫，吴冕，李国梁，屠茹英，李家耀，李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影评人毛尖这样评价《孽债》的语言特点：
“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的上海话，各种腔调，如同不同区域的上海，支持不同人物的行动逻辑。”
《孽债》汇集了一批
演技扎实的上海演员
现在来看都是”戏骨“
梁山也说：“方言看似是面上的东西，其实变成了核心式的动力。”
“清一色的上海演员，他们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方言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沪语确实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以至于阿姨妈妈们入戏太深。
扮演小美霞的董蓉蓉有次和妈妈上街买衣服，被服装店老板娘一把拉住：“小姑娘哪能噶作孽！侬娘伐要侬，侬跟我回去，我来养侬！”
董蓉蓉在剧中
扮演的小美霞
颇为惹人怜爱
除了语言上的贴近性，《孽债》还忠实地记录下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风貌。
剧中表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是从外滩摇到陆家嘴，一枝独秀的东方明珠尚没有“厨房三件套”作伴，耳边传来的海关大楼钟声还是《威斯敏斯特报刻曲》。
与此同时，弄堂里还在倒马桶、用公用电话；晚高峰时候，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乏有赤膊骑脚踏车的路人……
《孽债》剧照
孩子们来上海找父母
在弄堂里被强势围观
五个家庭居住条件各不相同：
沈若尘刚刚分到一套浦东的一室两厅“新工房”；
梁曼诚一家住在石库门里8平方的亭子间；
吴观潮和杨绍荃离婚后分别组织了新的家庭，住在洋房里；
俞乐吟改嫁后住城郊结合部的自建别墅；
卢晓峰家则住在苏州河边尚未拆迁的棚户区。
剧中梁曼诚一家住亭子间里
这是当时上海部分市民
居住条件的真实写照
毛尖评价说：“五个孩子展开的不同的家庭关系，从里弄到外贸大厦，横切了一个时代截面。”
“在看得见东方明珠的高楼里办公的男人，和在电影院里当放映员的男人，虽然当年同是插友，但环境分疏了人群，两人气息就很不同，虽然阶层表现也略有刻板之嫌，但整体非常地气。”
2009年黄蜀芹在回顾拍摄《孽债》的初衷时曾说：
“那个时候，我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快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于一百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
“《孽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受老百姓喜欢，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
《孽债》剧照
沈若尘骑着自行车
后面惊现”赤膊哥“抢镜
今天，当我们要回忆90年代的上海什么样时，很可能要到《孽债》、《股疯》这样的“神剧”里去找。但《孽债》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云南来的孩子找父母”虽然是戏剧化的情节，但上山下乡却是上海这个城市一代人真切经历过、改变他们人生和命运的事情。
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这代人和剧中人一样正值中年，在改革的浪潮下，有的抓住机遇闯出了一番事业，有的则可能遭遇了下岗。
当李春波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响起：“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曾经拥有过，曾经失去过，曾经艰难的选择……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它触动的是整整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
二
尽管是26年前的老片子，《孽债》在年轻人活跃的B站上还是收获了不少弹幕。其中有一条称它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事实上，90年代上海涌现了一批现实题材连续剧，包括《十六岁的花季》、《儿女情长》、《夺子战争》、《上海人在东京》等等。
有人说，这是“那十年上海人为自己写下的日记”。“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时代中翻滚，急迫抒发的就是对现实的所有感怀。”
去年夏天，SMG重播了《十六岁的花季》修复版。
导演张弘、富敏夫妇说一边看一边有点“肝儿颤”：“这个戏毕竟30年了，我们俩生怕人家看了要笑。”
等看完，老两口松了口气：“戏里反映的教育改革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我们感觉没有过时。”
《十六岁的花季》片头曲
这部戏的缘起，夫妇俩说要感谢女儿。“她每个年龄段所发生的故事，在我们拍的电视剧里都有反映。我们的女儿始终是我们的创作者之一。”
当时，日本连续剧《青春的火焰》（《排球女将》）多次热播，女儿给他们出了个题目：“你们为什么不能拍些我们年龄段的片子？”
夫妇俩是抖豁的：“写什么能代表16岁？我们那个时候快50岁了，16岁的孩子上课是什么状态？下了课又是什么状态？我们不会写。”
为此，他们俩花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采访了专家、教师和一百多位中学生，甚至邀请学生住到家里来聊。
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被“化”进了剧里。
创作这部戏的时候，张弘和富敏刚刚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两地分居，和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摩擦是非常尖锐的。同时，家里还有富敏的母亲同住。
“我们三代人对任何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富敏说，“剧里有欧阳一家三代，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影子。”
《十六岁的花季》
剧中的小演员
几乎全部来自于海选
许多年以后人们发现，《十六岁的花季》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青春剧。
但和《流星花园》里“与世隔绝”的英德学院不同，前者触及了许多社会议题，比如出国热、下海经商、住房分配、白雪父亲的疑似婚外恋、白雪母亲发现单位的财务问题等等。
“为什么要这么拍？”张弘说，“因为中学生已经和社会有联系了。他们对社会对家庭对教育等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了。”
“不把这些拍进去，拍不出这个群体真实的状况。”
在采访调研的过程中，张弘富敏在一所师范学校的“新疆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周末放学后，学校门口停了一排摩托车。一些个体户把班上的女孩子接走了。
“这些知青子女回到上海后，在落户问题上遇到了困难。而且她们大多寄住在亲戚家，不少人小小年纪就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她们的心里话跟谁说？所以就想有个依靠。”张弘说，“我们看了以后，心情很复杂。”
两人决定在剧本中反映知青子女回沪这一社会问题，但又要“走一条安全的路”，于是就写了陈非儿和袁野这样一对金童玉女。
张弘写了陈非儿和袁野
这样一对金童玉女
来反映知青子女回沪问题
让两人欣喜的是，剧本写到一半，上海就出台了新政策：知青子女中有一个可以在上海落户。
“有人说，这部戏写了那么多社会问题，那时候竟然能播出来？”张弘感到很庆幸，“可见当时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在认知上的大胆。”
富敏回忆当时的创作环境说：“那时候没什么思想负担，大家都能够敞开思想，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创作人员敢写，电视台敢放。”
导演张弘（左五）、富敏（右四）
与《十六岁的花季》的
主要演员们
回顾90年代那一批沪产电视连续剧，“真实”和“海派”被创作人员放在了很高的位置。
翻阅当时的新闻报道，张弘、富敏在谈《十六岁的花季》时说：
“我们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是真实……同时我们也希望这部电视剧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具有浓郁的'海派’风味。”
黄蜀芹在谈《孽债》时说，“力求拍出真正的'上海味’来”。
同样地，石晓华执导的《儿女情长》、梁山执导的《夺子战争》也折射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
《儿女情长》一开场，童老伯脑中风从楼梯上滑落，为了医院的一张床位，子女们急得团团转，反映了当时医疗资源的紧张。
《儿女情长》的故事
发生在一个
即将拆迁的弄堂里
剧中随之而来的分摊养老费用、轮流看护老人等问题，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会碰到。
在老房拆迁的节骨眼上，方老太在弥留之际劝童老伯要坚持活下去：“为了孩子们，眼看到手的房子，不能让它飞了。”
这让每个经历过住房困难的上海人都心有戚戚。
而《夺子战争》则是在对诸多留守男士、女士进行采访后，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
它反映的由出国潮所引发的家庭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
梁山执导的《夺子战争》
延续《孽债》的思路
也采用沪语拍摄
90年代，无论是上影，还是上海电视台，都有一批实力强劲的电视剧制作力量。
富敏说：“我们是和电视剧的创作发展同时起步的。”
“到了90年代，我们正好年富力强，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又有了一定的文艺创作底子。可以说，各个工种的创作力量都特别强。”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来袭前夕，上海依靠着这样一批导编演人才，为荧屏奉上了不少优秀的沪产电视剧，有人称之为“上海风味的现实主义”电视剧。
三
进入新世纪，荧屏上依旧不缺上海的身影，尤其是近十年。
如果说十年前全民热议的都市剧《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爱情故事》、《裸婚时代》等，故事大都在北京展开；
那么现在，年轻人的情感、奋斗似乎已经转移了阵地，上海成了近些年都市剧最偏爱的城市。
上海确实很好拍。
《欢乐颂》开场，从空中俯瞰浦江两岸、陆家嘴高楼林立的大都会景象，交代了五个女孩为之奋斗的背景。
由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未来感十足的凌空SOHO办公楼，衬托了女主角安迪“高级商业精英”的人设。
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凌空SOHO
后来成了都市剧的
热门取景地
《我的前半生》里，“职场白骨精”唐晶住的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房地产大亨沙逊建造的河滨大楼。
华灯初上，唐晶窝在沙发上，转头就可以看到上海的霓虹夜景。
去年热播的《三十而已》，把这幢曾经的“远东第一楼”又炒红了一遍。
“精致穷”白领王漫妮每月甘愿掏出占薪水一半的房租，只为“近看苏州河、远望东方明珠”。
《我的前半生》剧照
各大热播剧炒红了
有着80多年历史的河滨大楼
一部《安家》将吃瓜群众的视线转移到了上海老洋房，大家津津乐道“价值上亿的老洋房，原型究竟在哪里”。
前不久的《流金岁月》又让人谈论起了蒋南孙家复兴路上的老洋房，以及她的“凡尔赛奶奶”。
有人借这部剧赞美上海“小资、情调、繁华、海派、洋气……”“只有上海才会发生这么多故事”——虽然亦舒的原著故事发生在香港。
随着一部部连续剧的热播，加深了人们对“魔都”的迷思和憧憬。大大小小的取景地被考证出来，成了热门打卡点。
小红书上的这一画面
符合许多人
对于上海的想象
小红书上一段上海繁华夜景的视频这样写道：“上海，这就是无数霸道总裁小说和电视剧里提到的'A市’。”
假使将这些年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与90年代那批沪产剧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剧中上海的形象有一个“华丽的蜕变”。
诚然，这三十年上海的发展毋庸置疑，有目共睹。但电视剧中上海形象的变化，“跨度”似乎更大一些。
电视剧中的上海，从身边的上海，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上海；从接地气的上海，变成了被仰望的上海。
《夺子战争》之后，多年没有再参演过上海题材连续剧的赵有亮，2014年接受采访时说：
“后来也看过一些本子，看起来拍的也是上海人，上海生活，夫妻啊，婆媳啊，但就是不真实，打动不了人。吵吵闹闹的，连住的房子都假——好像上海人家家户户都住别墅似的。”
在今天的许多电视剧里，上海只要负责美就可以了。毛尖直言，上海成了剧组的“服化道”。
“现在影视屏幕上各种上海符号，但上海显得越来越没性格，也越来越单面。上海成了背景板，街道里里弄弄，不再构成人物的成长因子。”
“比如《流金岁月》里的朱锁锁，她身上完全没有上海弄堂的系谱。”
“还有像《三十而已》也是，三女主和上海的关系，就像P上去的，换个其他大城市，这个故事可以一模一样照搬，全部成立。”
《流金岁月》剧照
近些年都市剧中的上海
大都加了一层美好的滤镜
也许有人要说，这些电视剧也在探讨教育、婚恋、住房等上海人关心的现实问题。
但毛尖称其为“前缀现实主义”。“意思就是，只有局部现实主义或植入一些现实主义元素”。
不久前在接受GQ报道专访时，她曾就此进行过阐述：
“硬现实主义其实是消失了。讨论真问题、热问题，作品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呈现与处理社会生活中主要矛盾的影视剧，其实匿迹了。”
“《三十而已》确实也表现了很多现实痛点，童瑶饰演的女主为孩子找幼儿园的确也是每个家庭的重中之重，但这些情节只能说是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其中更本质、更深刻的冲突没有被正面表现。”
当然，对于今天的电视剧如何表现现实主义，她仍然心存期待：“最近的《大江大河》和《山海情》提供了可能性。”
“上海出品”的《大江大河》
为现实主义电视剧
提供了可能性
假如要探究电视剧中上海形象变化的原因，似乎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探讨。
有业内人士说，2000年以后，电视剧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所有的片子一上来先码明星，而明星不可能清一色都是上海人。于是，用上海人来演上海人就成了遥不可及的想法。”
也有评论说，上海与都市剧的“悬浮感”不可避免地开始挂钩，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下人们的心理需求。
“这样'逃避式’的社会心态与社会经济发展不无关系，巨大的生活压力和趋于胶状凝固的社会阶层流动，使得人们缺失了关注生活日常的能力。”
毛尖认为：“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也太难回答。电视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上海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电视剧政策管理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能不翻天覆地吗？如果你要我细说，得找学生写博士论文。”
但她同时指出：“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如今的上海失去了文化先锋性的追求，体现在电视剧上，就显得上海只剩下很有钱很文明的样子。”
时过境迁，回顾黄蜀芹在谈论《孽债》时说的话，依旧值得回味。
“不少影视作品在表现上海生活时较多地展示那些豪华阔气的场景，其实，相当多的上海人的生活还是平平凡凡，甚至是艰难、窘迫的。”
“大墙后面才是真实的上海人的生活。”
参考资料：
1. 吴基民，《把镜头对准“被遗忘的角落”——与电视连续剧<十六岁的花季>编导一席谈》，解放日报，1989年8月30日。
2. 胡国强，《呼唤人类的情和爱——黄蜀芹谈电视连续剧《孽债》，解放日报，1994年12月10日。
3. 俞亮鑫，《<夺子战争>催人泪下》,新民晚报，1997年08月10日。
4. 邱俪华，《沪语版《孽债》下周重现荧屏 “上海话”套牢“新上海人”》，新闻晨报，2005年06月25日。
5. 谢正宜，《董蓉蓉再忆<孽债>小伙伴》，新闻晚报，2005年08月17日。
6. 老老夏，《梁山：怀念在黄蜀芹麾下工作的日子 记<孽债>的拍摄》，东方早报，2011年05月19日。
7. 谢岚，《经济发展了，受人欢迎了，为什么上海味道的电视剧却少了》，新闻晨报，2014年06月08日。
8. 沈月明根据顾春芳2009年访谈录音整理，《黄蜀芹执导<孽债>二三事》，新民晚报，201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