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江姐遇害，被毁尸灭迹，半月后重庆解放，58年后遗书公开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电影、话剧、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使以“江姐”为核心的一批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在胜利即将到来之前最为黑暗的重庆渣滓洞监狱里，虽然备受严刑折磨，却始终坚守信念，坚韧不屈地与敌人战斗直至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至今依然感动和鼓舞着无数国人。
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江姐”，在听闻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之际，在狱中与难友们一起绣红旗的情节，更是寄托了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
“江姐”在文学作品中名叫江雪琴，她的原型江竹筠，在现实中也被人们敬称为“江姐”，江雪琴这个艺术形象，便是根据江竹筠这位真实的英雄“加工”而来的。那么，江竹筠又有着怎样的经历，使她值得被塑造成一位不朽的巾帼英雄形象，从而家喻户晓呢？
01、信仰的确立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48年被捕入狱时，她为了迷惑敌人，将“君”改为“筠”字，从此留下了一个不朽的巾帼英雄的名字。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于四川自贡的一户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四川，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处于思想上新旧剧烈碰撞、暗潮汹涌，经济上民生普遍凋敝、民众生活难以保障的大环境下。8岁那年，由于家乡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母亲便带着她和6岁的弟弟徒步200公里，投奔重庆的三舅。母亲帮三舅带孩子，竹筠则做一点简单的家务。
两年后，江竹筠的父亲在轮船上找到工作，母亲也不时接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他们就从三舅家搬了出来。读过小学的父亲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便咬牙让10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一起进小学读书。入学前，父亲给女儿取了“江竹君”这个名字。
江竹筠上小学没多久，父亲就先后失业、病故，母亲一个人做针线活根本维持不了母子三个人的生计，就到大同袜厂当了工人，10岁的江竹筠也一起进厂当了童工。起初，老板看江竹君身材太小，人还没有机器高，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可是干了两年，她们母女却因为生了一场重病，干活效率降低而被一起被赶出了工厂。
这种毫无人性的资本家做派，让江竹筠在心里对资本家们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再次投奔三舅，帮他带孩子、做家务。不过这次，三舅却找机会把江竹筠姐弟俩送到了附近一所由教会创办的孤儿院小学。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江竹筠自然十分珍惜，刻苦勤奋又天资聪颖的她不但获得了跳级的资格，而且在一位名叫丁尧夫的老师的循循善诱下，了解了不少近代国耻的故事和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对当时饱受列强侵略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也有了朦胧的认识。
丁老师后来被国民党抓走了，她才知道，他原来是一名共产党员。只是那时的江竹筠尚不完全理解，国民党为什么要抓走那么好的一位老师。
江竹筠白天上学，晚上和母亲一起帮别人浆洗衣物，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不过，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困住聪颖的江竹筠。她小学毕业即考入了南岸中学，而且因为成绩优异，不但被学校免除了学费，还每个学期都能挣到一笔奖学金。
1939年，19岁的江竹筠考入了重庆中国公学的高中部。在与同学戴克宇（地下党员）的朝夕相处中，江竹筠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并很快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仰。
这一年，她在戴克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江竹筠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2、阴差阳错、弄假成真的革命婚姻
1940年秋，由于中国公学停办，为了便于将来从事地下工作，江竹筠在组织建议下考入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便立刻投身于革命事业，进入重庆的妇女慰劳总会工作，担任新市区的区委委员。
1943年5月，党组织要求江竹筠以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妻子”的身份掩护彭咏梧工作，尚未有过感情和婚姻经历的江竹筠虽然有些羞涩，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了。
其实，对于当时的彭咏梧而言，这样的安排也是有些“勉为其难”的。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比江竹筠大5岁，四川云阳人。1941年秋到重庆后，彭咏梧以“信托局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不但结婚多年，而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刚到重庆时，彭咏梧曾写信给妻子谭正伦，让她带儿子到重庆生活，但是由于儿子正在出麻疹而未能成行。
考虑到云阳是彭咏梧的家乡和开始革命的地方，他在那里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与云阳的任何联系都可能被有心人注意到，从而暴露身份。因此，在组织的建议下，彭咏梧从此切断了和家乡的一切联系。
1943年，伪中央信托局的新宿舍建好了，但只有已婚员工才有资格申请单间。为了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掩护下开展工作，组织上为彭咏梧“物色”了江竹筠与他假结婚，实际工作中则作为他的助手和搭档。他们的“家”，也就成了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江竹筠的主要工作，便是担任“丈夫”与其他同志之间的通信联络员。
白天，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卿卿我我，恩爱有加，俨然一对新婚夫妇的模样；晚上，二人则泾渭分明，过着相敬如宾的日子。
1944年5月的一天，江竹筠从新华日报营业部出来时，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身材娇小的她凭借在重庆多年的生活经验，费了很大功夫才摆脱了尾巴。为了保护市委机关的安全，组织上决定让江竹筠暂时撤退到成都隐蔽。
刚到成都的江竹筠，由于暂时没有工作机会，就发挥她学习上的优势，化名“江志炜”，顺利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的植物病虫害系。在川大期间，江竹筠并没有转移组织关系，而只是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密切关注着学生运动的发展，默默无闻地做一些群众性工作，并主动配合当地党组织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在一次假期回重庆时，江竹筠得知，她到川大没多久，日军飞机轰炸了彭咏梧的家乡云阳等地，他的妻儿从此下落不明，打听了许久也没有消息。在曾经的朝夕相处中已经日久生情的他们，向组织提出了结婚的申请。
1945年上半年，江竹筠与彭咏梧这对为了工作走到一起的“假夫妻”在重庆结为真正的革命伉俪，并于第二年4月生下了儿子彭云。也就是从他们结婚时起，人们就开始称呼江竹筠为“江姐”以示亲近。
与大多数女性生产时家人在旁边守候不同，由于母亲病逝，丈夫外出工作，江姐独自一人在华西医院，还遭遇了难产。她不仅镇定地对医生提出剖腹产，还为了今后工作方便考虑，主动要求同时进行绝育手术。等彭咏梧赶到医院得知这一切时，看着疲惫又坚强的妻子，又心疼又骄傲。
03、一句话，她把丈夫前妻的弟弟变成自己的弟弟
江姐休完产假，接着又完成了川大第二学年的学业。就在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撕毁了抗战结束后与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在国内多地挑起内乱的战火，重庆的局势也空前紧张起来。
作为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工作任务也骤然加重，于是，江姐借助在三舅创办的敬善中学任兼职会计的身份掩护，回到丈夫身边当助手，一边协助他处理党内事务，一边继续担任内外联络员，不仅和重庆周边的各秘密通讯站保持联系，有时还要接待乡下来的同志们。
1946年11月底，江姐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同志，他刚见到江姐时，并不像其他同志那样问好，却对江姐出言不逊，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架势。
原来，他就是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他很早就知道姐夫和江姐结婚的消息，因此一直为姐姐抱不平。虽然在不久之前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谭竹安意外见到姐夫彭咏梧时，彭咏梧已经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他最初和江姐为工作假扮夫妻，到云阳轰炸后他再也没能联系上谭正伦母子，以及后来与江姐的结合等等。
也直到这天，彭咏梧才得知，原来谭正伦母子在轰炸那天恰巧离开了云阳，才得以幸免于难。而他又担心给江姐造成心理负担，因此并没有把谭正伦母子健在的消息告诉江姐。
谭竹安虽然理解姐夫，但依然对姐姐的遭遇和姐夫的再娶耿耿于怀。他决定把姐夫再娶的消息暂时瞒着姐姐，也不愿意再搭理姐夫，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抢走姐夫的女人江竹筠。
因此，当他和江姐意外见面时，便忍不住把心中的不忿一下子倒了出来。可是，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的江姐却并没有生气。她平和地对谭竹安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老彭完完全全地还给你姐姐。”
江姐坦诚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辞让谭竹安内心一颤，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身材瘦小的女同志心胸却一点都不狭窄，反而有种大多数男性都不具备的刚烈，不禁对她产生了几分敬意。接触的时间长了，谭竹安对江姐越来越佩服，二人从此便以姐弟相称。
1947年11月的一天，彭咏梧和江姐带着他们1岁半的儿子彭云，到谭竹安任职的《大公报》找他。一见面，江姐就说有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和姐姐：
“竹安弟，我和你姐夫可能很快就要离开重庆，可云儿托付给谁，却让我们一时作难了。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姐姐最合适、最放心。你看，能不能请你姐姐来重庆?这样，炳忠（谭正伦的儿子）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
谭竹安听后感到事关重大，略微沉思了一会，一边看着小彭云一边若有所思地回答：“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的！”
江姐很快按照谭竹安提供的地址，给谭正伦写了一封长信，亲自请求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谭竹安说得没错，谭正伦的确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她接信后虽然一度痛苦到不能自已，但很快整理好情绪，给弟弟回信告知她会尽快带着儿子到重庆与他会合。
安顿好孩子之后，江姐便和丈夫离开重庆，前往这年春天就开始筹备的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前线，即云阳、奉节等地区，准备指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
04、“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江姐和彭咏梧等人在前线计划好相关事宜后，考虑到这些地方在暴动之后需要大量干部支援，便派江姐化妆成学校工作人员的模样潜回重庆，向组织请求增派干部。
江姐前脚离开前线，后脚前线的形势就发生变化，暴动不得不提前到1948年1月8日进行。仅仅一周后的1月16日，彭咏梧率领的队伍在巫溪安子山遭遇国民党军队，彭咏梧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为了震慑革命群众，打击革命热情，凶残的敌人把他的头颅挂在奉节的城楼上示众。
江姐回到重庆，向组织安排下川东的干部们交代好沿途联络点及注意事项后，便与他们分头出发，不久就在途中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强忍悲恸，于1月20日和同志们在云阳彭咏梧的外婆家碰头，几个人分析当时的形势后，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向上级组织汇报和请示，于是再次返回重庆。
考虑到彭咏梧已经牺牲，作为妻子和战友的江姐如果这时候再下川东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也太小，需要妈妈的照顾，因此组织上打算安排江姐留在重庆工作，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劝江姐留下。可是江姐却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十几天后，江姐清理了家里的家具和物品，深情地回望着这个与丈夫曾经共同生活和战斗、现在已然空荡荡的房间，踏上了追随丈夫的征途。
由于暴动地区的形势异常紧张，江姐暂时在万县安顿下来，准备伺机而动。就在他为了不拖累谭竹安姐弟，正打算写信给他们，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时，原重庆市委副书记由益智在重庆被捕后叛变，引着一群特务到万县，抓到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也接着叛变了，立刻出卖了万县、开县和宜昌包括江姐在内的大部分同志。
1948年6月14日，江姐在万县法院附近不幸被捕。
由于在一起被捕的同志当中，有个人的关系只有江姐和涂孝文知道，江姐便由此推断是涂孝文叛变了。在被从万县押解去重庆的船上，江姐故意带着涂孝文的名字，大骂他诬赖别人是共产党。果然，船上有人听到后，及时把涂孝文叛变的消息传递给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避免了组织遭到进一步破坏。
由于涂孝文叛变时，把暴动地区的党组织和领导全部推卸在已经牺牲的彭咏梧一个人身上，当敌人知道江姐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就对江姐格外重视，企图从江姐这里打开缺口，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1948年6月下旬，西南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江姐。
令徐远举和国民党特务们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外表文静、身材瘦小的女子，哪怕无数次被他们的酷刑折磨到昏死，之后又被冷水泼醒；甚至在对她用刑时，刻意把程度控制在不足以令她昏阙的地步，江姐都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关于党组织的信息。
在对江姐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中，渣滓洞里的200多名狱友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如果他们听得到审讯室传出来或远或近的声音，那声音不是江姐的怒骂，就是特务的嚎叫；如果他们听不到声音，那一定是江姐被刑罚折磨得昏过去了，直到过一会，江姐的声音再次传来，他们才稍微放心，她还活着……
虽然在审讯室里，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各种威逼利诱时，江姐都显得无比冷漠和冷静；可是审讯结束一回到牢房，狱友们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她擦拭伤口时，就会听到她流着泪说：“这群龟儿子可真狠毒啊！”
渣滓洞监狱的幸存者后来也有回忆：
“江姐面对国民党特务酷刑的时候，从来没有屈服过，等她带着全身被折磨溃烂的身躯回到牢房，在大家照顾她的时候，她却展现出女人柔弱的一面。”
05、她走了，尸骨无存，却留下了不朽的精神
敌人的各种伎俩，在江姐面前都像小孩子把戏一样哑然失效，他们也由此确定，江姐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多次领教了江姐的不屈态度之后，叹息道：“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彭咏梧死了，看来江竹筠也死心了。”
随着被关进渣滓洞的“新人”为数越来越少，江姐和同志们判断，由叛徒出卖带给组织的损失已经基本被制止了。而被卸掉的重重的脚镣和大家身上逐渐愈合的刑伤，也让铁窗中的人们越来越看到胜利的希望。
为了避免在长期的铁窗生活中产生堕落的情绪，江姐和同在女牢中的曾紫霞、李青林、黄玉清等人主动承担起了党小组的责任，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安排清洁、学习、照顾伤病员等活动，使狱友们的生活状态焕然一新。
由于缺乏学习资料，天资聪颖的江姐和曾紫霞、黄玉清硬是凭记忆默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在狱中悄悄传阅，供人们学习。
她们还巧妙地策反了监狱的年轻看守黄茂材，通过他的关系，和监狱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9年8月，得知狱友曾紫霞即将被释放，激动万分的江姐急忙从棉被里扯出一小团棉花烧成灰末，加一点清水调成“墨汁”，又把竹签的一头在墙上反复磨尖，再找来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写了一封信给谭竹安。
在江姐牺牲58年后的2007年，人们得以在博物馆里看到这封绝笔，似乎又把时光一下拉回到暗无天日的监狱里。
江姐称谭竹安为“竹安弟”，称谭竹安的姐姐谭正伦为“幺姐”（幺在四川方言中即“小”的意思）。在信中，江姐作为革命者，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和作为母亲，对年仅3岁的稚儿的无比牵挂；以及对于孩子带给作为同志和战友的谭竹安姐弟的负担的深深自责都跃然纸上。
……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愿我们早日见面……
这封信送出去没多久，自知穷途末路的反动派就开始对狱中关押的革命者进行疯狂的屠杀，从1949年9月6日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期间，包括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家人、秘书，和江姐一同被关在渣滓洞监狱的陈然等人，甚至连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也没能幸免于难。江姐，则被确定为“先杀”的第二批名单上。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们从此站起来了！”消息传入狱中，大家为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激动、振奋之际，按照自己的想象，绣了一面心目中的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14日，穷凶极恶的敌人以“转移”为借口，将包括江姐在内的三十多位革命者分批押至位于歌乐山电台的岚垭刑场。
江姐已经猜出敌人的阴谋，于是在步行前往刑场的途中带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恼羞成怒的敌人生怕出什么意外，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就迫不及待地向江姐开枪。事后，为了掩盖罪行，他们用提前准备好的强盐酸毁尸灭迹，兽行之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江姐虽然在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被捕并牺牲了，最终没能看到，在她牺牲仅仅半个月后，重庆就获得解放，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但她丰富的精神世界，早已在《红岩》及其衍生的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复活和升华，成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代表之一，也成了全国范围内几乎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
据说当年，毛主席观看由《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当剧情推进到江姐牺牲的那场戏时，毛主席动情又不无遗憾地感慨：“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时至今日，江姐的形象依然深入人心。她面对敌人时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的坦荡和柔情，必将继续激励和鼓舞一代代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