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日本兵，端着枪，拉走了十多个年轻妇...

“六个日本兵，端着枪，拉走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决心以死相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即对南京人民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们是这场浩劫的幸存者或是被害人的亲属，回忆起四十八年前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仍然触目惊心，义愤满腔。

我叫李秀英，回想起当年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我身上留下的三十七处伤疤即是一个罪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南京轰炸，房屋倒塌，百姓伤亡，人心惶惶。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日本兵从水西门和中华门攻进城来，一进城，烧房子，抢东西，见人就杀，街上的人几乎都被杀光了。

我的丈夫和弟弟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逃走。我们和一些难友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又小又潮湿，二十多个人挤在里面，白天不敢探头，不敢出声，真是又闷又急。

十二月十九日，天下着细雨，刮着西北风，我们冷得瑟瑟发抖。上午约九点钟，六个日本兵，端着枪，跑到地下室，拉走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决心以死相抗。我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当我醒来时，日本兵已经走了。父亲和难友们把我抬进地下室放在帆布床上。此时，我对敌人异常愤恨，我感到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不值得，因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练过拳脚，应该和他们拼一拼，拼死他一个，我也不算白死。

想到这些，浑身增添了力量。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我说：“万一我被鬼子杀了，你告诉我的丈夫和弟弟，我没有受辱，要他们为我报仇！”决心下了，勇气大了，什么也不怕了。就在这天中午十一点钟，又来了三个敌人，他们把男人全部赶出地下室，其中两个把六七个妇女赶到另外两间屋子，准备奸污。

剩下我躺在帆布床上。另一个敌人走过来，一边说“中国姑娘不要怕”，一边来解我的纽扣。那时我穿着旗袍。我看到他腰上挂着一把短刀，这种短刀以前我见叔叔挂过，带有鞘，一般不易拔出。我稍懂得，趁他不备，很快打开锁扣，握住刀柄，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个日本兵见状大惊，拼命用手按住不让我拔刀，同时用力扒我紧握刀柄的手，于是一场殊死搏斗就展开了。

这时，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用脚踢、头撞、牙咬，敌人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两个敌人闻声赶来，被抓去的六七个妇女得以脱逃。我死活紧握刀柄，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和那个敌人推来搡去，在地上滚作一团，拼命搏斗。

其他两个鬼子就用刺刀在我身上乱砍乱刺，我的腿、脸都刺了好多刀，鲜血直流，我也不知道痛，握刀柄的手始终不放松。最后，一个敌人向我肚子猛刺一刀，我肚子向后一缩，眼前一黑，随即昏死过去，以后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敌人走后，父亲和难友们回来见我已“死”，伤心备至，白天不敢抬出去掩埋，等到傍晚，父亲和难友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准备把我埋葬。他们将我放在门板上抬出，由于门板的晃动和外面冷风的刺激，使我渐渐苏醒过来。父亲听见我微弱的呻吟，连连喊着我的名字，我好像听到亲人的呼唤，微微睁开眼睛，无力地对父亲说：“我没有死，我要活下去！”

父亲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七个月的胎儿终于流产了。我浑身是伤，又肿又痛，满身血迹斑斑，头发根部结成了血饼，医生将我头发剪光，那时脸肿得像个血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一共被刺了三十七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吃饭从嘴里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医生帮我将伤口一处一处地缝合，破皮一块一块地对拢，经过七个月的精心治疗，才使我初步恢复了健康。但日本侵略军残暴地杀害我的罪证，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上。

———来源：《南京保卫战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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