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天才的史学家张荫麟 》，载《张荫麟学案》，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近代著名史学家，兼治哲学，在文学翻译与社会学方面亦有不凡造诣，为当时学界博通治学之典型。张荫麟被誉为“天才的史学家”，他学贯中西、考据精赅，倡导通博达用的史学研究，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他宋史研究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其名著《中国史纲》则代表了近代以来编修中国通史的最高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初六日，张荫麟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石龙镇竹园街一户书香人家，父亲张茂如以教书为生。张荫麟有弟炜麟、泽麟，生母钟氏早逝，父亲再娶莫冬菊后，又有异母弟桂麟。在父亲的督教下，张荫麟年少时即将五经、四书、三传、史记、汉书、通鉴、诸子书及古文辞熟读成诵。私熟学习时，教读《易经》的先生温厚可亲，教读《尚书》的先生喜作体罚，令其印象深刻。又自幼将简朝亮所撰《朱九江先生讲学记》用为读本，朱次琦（九江）是岭南大儒，康有为曾捧拜读门下，而张荫麟一生治学、交游亦不乏岭南地域色彩。1922年，张荫麟毕业于广东省第二中学，随即考入北京的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清华学校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设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学制已改为四三一，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以及大学预科一年。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开始招收本科生，张荫麟则是最后一届留美预备生。张荫麟在清华的学习非常勤奋，在学长贺麟印象中，他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在其他同学运动打球时，张荫麟却觉得在诗境般的环境中展卷当窗，人生乐事何以复加。学习期间，张荫麟的中、英文史课程表现优异，特别是翻译课程连续五年“优秀”，选修德语也有相当进步，但自然科学、音乐、艺术和体育方面成绩一般。在清华最后一年，张荫麟选修四门哲学或心理学课程，为留美学习哲学作准备。张荫麟积极参与校内各种刊物与团体活动。1923年9月开始，张荫麟成为《清华周刊》“国情述要栏”第三部分“文化、社会及其他”的负责人，后又负责该栏目“教育”、“新闻”等部分以及《书报介绍副刊》“古籍新评”的编辑。张荫麟在该刊发表不少新闻报道与时评，如《鲁人对于政府卖国之反响》《新总统登极后之社会的表示》《国人对于铜臭总统态度之一斑》，表达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对于新兴的左派势力国共两党则寄予同情，1926年暑假回粤省亲，所撰《回粤见闻记》也发表于《清华周刊》，认为国民革命政府“虽其进行甚迟滞，且亦尝迷误于歧途，而其决非奔入黑暗之窟，则可断言也”。清华时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崇洋趋新风气由来已久。贺麟与张荫麟主办《清华周刊》，则试图“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张荫麟为此作文《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指出反对教会化运动兴起之可喜。此外又有《最近中俄边陲情形》《殖边运动实行之初步》等关注边疆问题的新闻报道或时评。《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经常由张荫麟编撰，介绍的内容从李印光的《澳门纪略》到章士钊、沈兼士、顾颉刚等的考据文章，涉猎极为广泛。1926年3月，清华成立弘毅学会，为清华旧制生与大学部学生联络感情而设的学术团体，张荫麟被选为“丛书委员”，后来成为《弘毅》月刊编辑，并草拟该会宣言书（缘起）。1927年6月，清华历史学会成立，张荫麟负责组务。此外还有清华在校学生与留美毕业生联谊会性质的仁友会，张荫麟曾参加该会十二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内容包括清华园茶聚和春游万牲园。这次活动张荫麟游兴勃发，“独与二三会友在姹紫嫣红里低徊流连，像与那可爱的春光浑然融合为一，择风景佳处摄了几张照片”。在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与粤籍学者或同学交往甚密，其中包括名声久著的梁启超、陈垣与伦明，以及新来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1924年6月，张荫麟在《清华学报》上介绍陈垣的名文《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1926年一次陈宅聚会上，张荫麟初识北上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同年底，容庚出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刊登张荫麟《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中国历史上的“奇器”及其作者》《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以及译作《<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后来陈寅恪推荐荫麟入史语所工作，便举《燕京学报》之文以为治学成绩。张荫麟则在《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目介绍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容肇祖的《述复社》《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张荫麟前往美国留学时，因家贫向容庚借款一百三十元以为路费，并准备以两篇译文《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刊于《燕京学报》的稿费偿债，不料《燕京学报》随着发表标准的提高，不愿登载译作，后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则毁于一二八淞沪会战之烽火。在清华时代，张荫麟被贺麟、萧一山、吴宓等多人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传人。张荫麟听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的讲演，但私交颇稀。1926年夏初，贺麟第一次陪张荫麟拜谒梁启超，梁启超异常欢喜张荫麟，当面称赞”有作学者的资格“，此后两三年中张荫麟未再谒见梁启超。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唯独张荫麟写成悼文《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发表于《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贺麟认为这是最能表彰梁启超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张荫麟与梁启超学术上的关系。梁启超晚年提倡通史，自称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该如何作法而已，旅欧之后又欲作《中国文化史》以超越韦尔思的《世界史纲》。张荫麟认为梁启超的史学贡献不在考据而在史才，《中国历史研究法》实为中国通史学之奠基石，而且同样推崇韦尔思的《世界史纲》，其一生最重要的史学成就《中国史纲》可谓是对梁启超未竟事业的传承。张荫麟以学生之辈与梁启超开展学术商榷，更成为学术史之佳话。张荫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即举六例以明梁氏考证老子之失；认为梁氏讲演读书示例时对于荀子《解蔽》“尚多未尽之处”，于是撰成《<荀子-解蔽篇>补释》一文；又发现梁启超引用日本人著作的《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有三处可疑，并撰《校补》纠正。张荫麟后来成为东莞藏书家伦明的女婿。当时张荫麟因为家贫，为同乡伦明之女慧珠补习功课。伦慧珠当时是公立女子第一中学学生，张荫麟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死心塌地”追求而未果，直到出国后才以书信确定关系，并于 1935年回国完婚。伦明搜罗清人图籍不遗余力，张荫麟写作《纳兰成德传》，即借助伦明所藏《通志堂集》。清华时期，张荫麟连续五年选修吴宓的翻译课程，并开始翻译工作，一方面从西方人文经典论著中探索翻译的技述与意境，另一方面借外人之口针砭中国的时弊。如翻译《葛兰坚论学校与教育》一文，借其中对美国教育的质疑批评“吾国近今教育专事模仿美国”的现象。有些译作如《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则是吴宓指定的选题。张荫麟虽然接受吴宓的翻译指派，但不愿屈从他人的修改，吴宓曾将张荫麟翻译的英国诗作《幸福女郎诗》修改并刊出后，张荫麟坚持要求发表原稿，令吴宓相当气恼。1928 年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文豪歌德的《浮士德》，当时张荫麟学习德语已有三年，发现郭译“其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徙，几于无页无之”，遂撰书评举出十三例。后来张荫麟赴美留学，形式据德文原版选译《浮士德》。因此与吴宓过从甚密，1927 年吴宓约请张荫麟等合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张荫麟因此在该发表较多的书评。其中批评朱希祖的《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认为朱著对“南方”的概念缺少界定、有误用“默证”之嫌，又未言及章鸿钊和松本文三郎之文，有掠美之嫌。当时有《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北大派的流言，让主编吴宓感受到巨大压力。又撰《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批评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观点。顾颉刚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并表示“有无数话要说”，但终于没有答复。古史辨运动是当时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中最耀眼的一支，张荫麟批评“疑古”，更不满意“整理国故”运动流风所向，以及声势浩大下的成绩之微。其撰写《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一文，一方面试图指出整理国故者缺乏眼光，没有注意到洪氏人口论之重要性，较之英人马尔萨斯之说尤为“蹊径独开，一空依傍者也”，另一方面抨击“整理国故”之方式甚为破碎，未注意历史内在肌理脉络。张荫麟早年的学术成就，很大一部分属于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校补梁启超的《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之后，相关研究又扩展为《明清有之际西学完输入中国考略》一文，后又陆续撰文表彰清代生物学家李元、汉代天文学家张衡、以《九章》为代表的两汉数学，以及介绍李俨的《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张荫麟注意到日人所撰《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一文论证指南车内部乃装置齿车之机械，并未应用磁石之指极性，并认为中国人在南宋以前并不了解磁石之指极性，后来又翻译汉学家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结论与前者类似。张荫麟又续其思路，撰写《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并指出至迟至后汉初叶，关于磁之指极性已有明确记载。张荫麟最重要的科技史著作则是《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文章从先秦到清末，分四阶段进行贯通式的论述，肯定中国古代科技之先进性。虽然张荫麟谦称该文“不过聊供他日科学史家采撷之原料已，然即原料之搜集亦非敢云备也”，但有论者指出“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得益于此文之启发者不知凡几”。出国留学以后，张荫麟还撰写过《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一类科学家传记式论文，但关注的议题已不限于科技史。1929年，张荫麟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哲学。选择当时避处西部的斯坦福，主要出于经费不足的考虑。当时清华提供的公费为每月八十美元生活费，若去东部留学往往入不敷，张荫麟还要省钱供养在国内念书的弟弟，为了省钱还自己动手做一日三餐。清华公费留学生可以任意选择科目深造，张荫麟立志修史，但对于当时中国的“整理国故”运动或西洋史学均不十分满意，还曾表示对那些不懂装懂的汉学家不必太客气，因此认为不值得跟洋人学习史学。而哲学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学完术中缺少的门类、西学之精华，张荫麟曾对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产生兴趣，在清华时选修过金岳霖的哲学课程。而梁启超也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因此张荫麟决意通过哲学的修学走出自己的治史道路，在致张其昀的信中声称“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完冀明人事之理法”。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90年，僻处美国西部乡间，但张荫麟留学的居所相当舒适，居校区中一小楼，书案当窗，村荫掩覆，昼夜静甚，可以让张荫麟百无萦虑，日惟展卷与古今贤哲对晤。斯坦福大学当时规模不大，社会科学院又以哲学系最小，只有两位全职教授，系主任史阿特是杜威的学生，长于伦理学与逻辑学，另一位教授布朗专攻科学哲理。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直接升入大三，第一学期选修伦理学、希腊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开始他比较紧张，“惧贻祖国羞”，结果三门功课分获 A、B、C，“始大放心，从此可如在清华一般逍遥自在矣”。此后张荫麟又修哲学概论、欧洲史、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美学、神学、康德哲学、人体心理学、经济学基础等课程。但他不喜杜威学派，对哲学系的师资与课程设置不甚满意，而热衷于英国哲学家摩尔的学说，因此继续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后，以《摩尔、杜威伦理观之比较》为题撰写硕士论文。此后又转往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完成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当代社会学研究趋势等课程。1933年11月，张荫麟经口试，被经济系博士委员会鉴定为博士候选人，其博士论文选题“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也顺利通过答辩，并计划于次年春季完成。虽然修学哲学与社会学，但张荫麟撰述通史的志愿从未动摇。他认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重在历史形势的述写不愉快文笔之壮美，是心目中理想的通史样本。张荫麟也留意寻找珍稀史料，归国时还特意从欧洲绕回，参观伦墩大不列颠博物馆，得观敦煌写本十数种。留学期间，张荫麟也留意国内学界的发展状况。归国前后，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张荫麟先后发表两篇书评，认为哲学史须负有两种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地阐明，二是历史的，要考查各家学说的起，成立时代，作者生平，思想发展，学说的相互影响以及外部环境对学说的影响等等，而冯友兰的著作比以前同类著作精密得多，但关于历史方面不能同样令人满意。张荫麟的政治态度也在留学期间有所发展。清华时代持单纯的民族主义，反对教会化、洋化，不满抛开传统文化而谈政治革命。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他的思想由民族主义演变为一种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鼓砍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很多读书人政治趋向发生变化，张荫麟更是做文《为东省事件复容希白教授书》，并由此前的费边式改革，转而认为布尔什维克也有试验之价值与必要。同时张荫麟对国内左翼文人颇多赞赏，比如其曾撰文《读<南腔北调集>》，称赞鲁迅“算得上今国肉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已为一切感觉敏锐而未为豢养所糟蹋的青年们扎向往”，代表着“正义的命运”。张荫麟还对当时已倾向共产革命的张岱年还主动寄笺结交，“对于你的学术观点和社会理想深表同情，愿附朋友之末”。这时张荫麟翻译的选题，也已摆脱吴宓的古典主义取向，转译介革命文学作品。1936 年 10 月，张荫麟起草的《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主张中日交涉应在不辱主权的原则下公开进行，并坚决抵制日本侵蚀华北的各种侵略举动，后经顾颉刚等人修改，得到一百零四人署名，再通过燕京大学师生将宣言寄往全国各地，反响巨大。1933年，张荫麟在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后，欲在国内大学觅教职。尽管留学时选修哲学与社会学专业，但他志在治史。他与吴宓通信讲述回国后的计划，吴宓将信件转给陈寅恪。陈寅恪对张荫麟印象深刻，便于11月2日给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教授傅斯年写推荐信：
昨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完哲学，在斯坦福大学得博士学位。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与胡、陈二先生，或即以此函转呈，亦无不可也。
陈寅恪如此推重张荫麟，似有深意。陈寅恪 1926年7月任教清华到张荫麟1929年秋去美留学三年间，张荫麟似乎没有上过陈寅恪的课。两人交往，主要以吴宓为中介，三年中吴宓至少三次同时招宴张、陈二人。表面上看，年纪甚轻的张荫麟确实凭借“考证中国史性质”的论文在学界崭露头角，但陈寅恪治学外则考据，内含义理，所以陈寅恪之所以看好张荫麟，恰在于考据之外。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列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而已转向断代史研究的北大始而由各有专精的学者合讲，1933年起则请钱穆独任。时隔数月陈寅恪推荐张荫麟入北大教通史，或许以为钱穆蔽于西学，对其博通有所保留。数日后傅斯年与北大史学系主任回函答复，拒绝张荫麟进入北大和史语所系统，仅安排其讲授“历史哲学”课程。以傅斯年之“元气淋漓”，不能罗致张荫麟当在于两人学术取向之分歧。傅斯年当年留学欧洲，原计划学习心理学与哲学，结果留学生活竟令傅斯年全盘否定哲学的功用，“后来觉得不能懂得德国哲学的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甚至庆幸中国没有哲学，而主张要“废哲学”。此外，分析认为张荫麟进入北大的主要阻力或在胡适上，而与吴宓过于密切可能是胡适最不满之处，因为胡适认为吴宓办的《学衡》“是一个反对我刊物”，认为张荫麟“人是聪明的”，但“与他们一帮人相处，并没有成熟”。最终，张荫麟由哲学系与历史系合聘，进入清华大学任教。虽然张荫麟求职之曲折与傅斯年相关，但其撰写通史课本之缘起又因傅斯年而生。九一八事变后，各书局制定的教科书多含排日内容，引起日本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遂有统一教科书之意，于是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义，编撰各科的全国通用课本，历史教科书的人选属意傅斯年。而傅斯年以为修通史并非其时，于是推荐张荫麟以自代。在接受政府的任务之前，张荫麟已经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参与改良课本的讨论。该在1934年9月由张荫麟与容庚、洪业、容肇祖等人共同创办，自述“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并且供给他们以新国民所应有的史地智识”为目的，其实是为因应九一八之后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解决教育界对史地教育上佳的指责。当时多将历史教育不善的原因归结为通史教本之不善，张荫麟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中也指出，“学生们国史智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故此，我们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并提出编撰理的通史课本的做法：
设想一个以友谊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小团体，内中包涵国史各方面的专家，和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而其中有一些史家比较喜欢作广阔的、鸟瞰的反省，和文章技术上的试验。大家愿意合力做成一部良好的国史教本，却没有一人愿意争居其功。大家推定一人为总纂。首先大家讨论出这部课本所应当包括的项目，拟成一个大纲。这个大纲不妨先发表，征求这个团体以外的史家的意见，然后由总纂作最后的去取。第二步因这小团体的分子各就所专的范围，从大纲中认定自己担任的项目，去广集资料，纂成长编。自然，在分纂的历程中，大家要时常交换意见。长编全部告成后，也可以刊出。总纂根据长编和对它的批评，乃开始作这课本的初稿。由初稿以至定稿，自然要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总纂的裁定。千万要记着，这个团体是友谊的，而不是仅以兴趣结合的。
几个月后，张荫麟意外接到傅斯年转来的政府邀请，自然乐意实践其理想中编撰通史课本的大业。这次修史专门成立了“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经费也比较可观，除张荫麟月薪四百元外，每年另有购书费三千元，比初进清华时的月薪二百八十元优裕不少。因此张荫麟向清华清假，专事《中国史纲》的撰述。面对高初中的修史任务，张荫麟提出先从高中部分着手，“由博返约，则约者易精”。编纂会以张荫麟、吴晗为核心，张荫麟又任总纂（主编），具体分工为汉以前由张执笔，唐以后归吴负责，其他专题又邀请专家撰述，包括千家驹、王芸生、贺昌群等，但结果除张荫麟认真撰写十篇以外，各人均未完成任务。张荫麟撰写的十篇中，九篇经少量文字修改，收入《中国史纲》出版。这十篇的篇目及发表情况如下：
这些篇章的特点，在于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及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之方式呈现，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叙述之成文，又选择少数重要环节为主题，赋予所选主题透彻的叙述。张荫麟的通史在叙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今人王家范教授为撰导读所言，“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亦堪称绝。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然而在当时，张荫麟的通史撰述不无批评、商榷的声音。比如钱穆提出修通史当以政治为主，文化等其他方面宜略。张荫麟则回应这只是考虑初、高中教学重点不同所作的安排。但其实张荫麟的叙述重点在于“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与钱穆重政治的理念并不相类。除了钱穆之外，也有学者批评张荫麟的通史缺乏史观。对此张荫麟不得不有所回应。张荫麟认为：
什么是史观？这有两种说法：（1）是把史观当作对于历史的鸟瞰，对于历史众方面的变迁和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大概的看法。这种史观不可不有，而且除了糊涂人以外不能不有。（2）把史观当作解释一切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之铁则。这种史观不可有而且只有糊涂人才会有……第二种史观我们是没有的，但第一种史观是有的，而说明这种史观的最好方法是具体的历史叙述，而不是抽象的名词，尤其最易惹起蔽塞聪明的情感的流行名词。
其实当时所谓的流行名词主要是指唯物史观，对此，张荫麟在1933年写成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史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唯物史观的不满，认为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解释历史存有偏颇：
其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制度（包括生条件，如土地、资本之所有者，与直接从事生产者间之一切关系）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然二者皆难成立。吾人并不否认生产工具（如耕种、罗盘及蒸汽机之发明等）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文化其他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惟史实所昭示：许多文化上重大变迁，并无生产工具上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
因此张荫麟主张贯穿史材之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而不是现成的史观，求之于现成的史观只是不得已而思其次。但即使如此，张荫麟对于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历史研究成果仍有自觉的吸收。比如他批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史观，“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但同时又认为该书是“1930年代中国史学界两种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觉得西周奴隶制度是其“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因此张荫麟在《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中便有奴隶阶级的论述，而这一章对土地占有问题的叙述和西周封建论者几乎没有不同。另外张荫麟对冀朝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著《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也大加赞赏，认为“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底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见而可贵”。张荫麟的通史编撰同样深受傅斯年领导的史学革命的影响，《中国史前黎明期的大势》一篇宣称“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而商代文化这部分的叙述基本以当时史语所正在殷墟发掘所得为依据。此外张荫麟对吸收了傅斯年《所谓五等爵》《周颂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研究成果。因此胡适、傅斯年对张荫麟的通史相当赞赏，胡适说“张荫麟从商朝写起，他的史学眼光是不错的”，傅斯年则称赞“非常之好的，可为大学之用”。张荫麟认为，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修撰通史，一方面要广泛征稿，参与研究，汇成长编，以确保其科学性；另一方面，作合理的想象和综合，结合优美文笔，作最后成稿，以保持其艺术性。留学美国时，张荫麟曾有译作《论作史的艺术》，在按语中张荫麟指出，“文中大意谓历史之目的自在求真，然所谓求真者非枯瘪无味之谓也。史家叙述其研究结果，当利用文笔之妙。文笔之妙，不独可以增加读者之兴趣，且有助于真象之状出。”张荫麟叙述通史的笔法，可以参考他有关描写历史人物方法的谈话，“愈抽象愈不真，愈具体愈真；愈缺乏个性的愈不真，愈富于个性的愈真；愈缺乏情调（即生命力的表现）的愈不真，愈富于情调的愈真”，“唯有采取具体的写法，才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真’和‘美’，抽象的写法，难免有虚构和空中楼阁的缺点”。因此张荫麟主张通史的综合应该体现于“拣选”而非“抽象”：
大抵短史、简史、略史、小史，甚至通史等类书之通病，在知抽象而不知拣选。抽象与拣选奚以别？譬叙墨子，若于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上同、天志、明鬼、三衰、大取、小取等，项项而约述之，此抽象也。本书于墨子，只摘非攻、兼爱之目，而详阐之；“非攻”一节，则大部分为止楚攻宋事；此拣选也。
张荫麟的通史，文字之精美，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张荫麟对文学的追求有其自觉的意识，他采用当时流行的白话文而稍加变化。曾经称赞浦江清的《八仙考》对文白混合的成功尝试。贺麟就指出张荫麟的白话文“认真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这种文学上的追求，惟有让其翻译导师吴宓感到遗憾，“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未免误入歧途”。张荫麟的通史在文学上显示出突出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在义理上略逊一筹。只是张荫麟提出以同情与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在考据学风弥漫的民国学界堪称少见。张荫麟为容庚新著《古石刻零拾》写序时指出：
自划于时间之一片断，置身其境，靡所不观，靡所不观，靡所不搜，靡所不问，日受浸渍与熏染，恣意神游而冥会，久乃深入共阃奥。摄挹其精魄，而豁然洞见一森众之小宇宙，其间万物，轮郭如削。以此灼观，而述一人之史，则髣髴老友之平生；而述一地之史，则若追摹故乡之景物；而述一事之史，则若自叙犖牵梦寐之旧迹。此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也。
然则持审美态度之史家，其与史实之关系遂为明镜之与其对象，而其所述之史遂为镜中人影欤？曰是亦不尽然。任何观点之史都非史家所得而尽窥，其所得而窥者亦不能尽述，昔人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此也。物相之于镜不必有所隐，而史相之于史家则不能无所隐。镜无所择于影，而史家则有所择而述。此喻之所以未尽切也，更切当之比对，其惟述史（就审美之史言）与写照乎？写照与摄影其目的皆在摹真，而异者，摄影于观点以外无所择，而写照则更有所择。写照与述史同者，其选择乃在细节之取舍而不在窜易。
审美的手法在张荫麟的通史中运用甚多。比如“殷商文化”一节，“采用‘速写‘的手法，就有意‘想像’和‘解释’”，“庶民”一节，因为记载残缺，“而作了一个‘悬想’，将‘公田’、‘私田’作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又如推论小国对于依附的霸国所负的义务，论“斩山填谷”的交通对军事的影响，“从两个传说中得其信息，这些都是十分准确的”。除编修通史之外，张荫麟一度有志于近代史，并对收集近代史料抱有巨大热情。张荫麟对于近代史料的保存和限制有着超常的领悟，他肯定报纸的史料价值，认为报纸“实为社会之起居注”，然而报纸距离理想之历史记录，“其差犹不可以道里计”，因此提倡历史访员制：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知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访求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此等历史访员，更须组织学术团体，以相协助，并谋现代史料之保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学界，清代以降的非善本书籍不甚被重视。张荫麟反其道而行，以为与其将来费力搜集，不如趁现代方便时加以保存。在美留学时便告知容庚，如见有近代史料价值在一二元左右者，不妨顺手购下，将来用处很大。返国后开始搜购近代史料，“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吴晗还讲过张荫麟急切访书的趣事：
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
后来因为接受编纂通史的任务，张荫麟将这些书转送给1936年招收的研究生沈鉴（镜如），供其研治清末民初历史的参考。后来这些书籍因为抗战全部丢失，沈镜如后来回忆，20 世纪50年代早期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辛亥革命部分，尚不及这批书详尽。张荫麟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多，但他的学生李鼎芳、王栻却在张荫麟的指导下完成《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严几道》等论文，后来在学术上均有成就。1935年，张荫麟在清华大学一度接替蒋廷黻为研究生开设“清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此外他十分看重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曾经翻译英人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的《甲午战后在日见闻记》，又撰有《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和《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等文。张荫麟自1925年便开始发表有关宋史的文章，即译作《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次年又发表《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但1935年以前共发表论文105篇，宋史方面仅有三篇，另一篇是1930年的《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这些早期的宋史作品应该属于科技史与哲学研究的范畴，意旨不在于宋史。张荫麟曾自言治宋史有史料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难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而事实上，蒋廷黻的安排是张荫麟走向治宋道路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清华大学“以断代史中的某一时代或某一专业来设置课程，有计划地延揽和培训人才，培养出一个新式的教师群体，是蒋廷黻领导下的清华历史系的重要特征”。因此张荫麟进入清华大学之后，也需要割舍自己原来博通的理想，接受蒋廷黻为其所设的专研宋史的安排。张荫麟是最早在大学开设宋史课程者之一。1933年冬，张荫麟自美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任教。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因为开设本科与研究院共修课程，课程专门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断代史分为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宋史、明清、清史等，其中宋史课即由张荫麟开设，具体时间是1935年上半年。从1934年至1942年间，张荫麟治宋史九年，发表宋史论文27篇，是同期宋史专家中成果最丰富的学者。张荫麟在有限时间内发表的上述众多宋史论文，内容涉及两宋政治、经济、制度、科技、思想、人物、社会和文献各个方面，于考据、义理、文章无一不精，同时代专治宋史的学者一般只集中于某些领域。张荫麟对于宋史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宋史学体系的构建与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的发轫两个方面。《中国史纲》虽然仅写到东汉，但张荫麟对以下内容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构思。宋史部分已拟作五章：其中《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以生动的语言叙述了太祖发迹、陈桥兵变、北宋建立与统一，军制与国防、官制与科举、国计与民生等太祖、太宗两朝对五代制度的因革损益问题，勾勒出北宋立国与各项制度的形成过程与概况。《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先是分别评述北宋前、中期与契丹、西夏的争战、和议情况及对北宋造成的压力，继而论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志向、变法措施及开疆扩土之军事运动，揭示出自北宋初年便已存在的危机根源，和北宋解决危机的变法运动的基本历程。关于《北宋四子之生活和思想》一文，张氏曾在文前有识语云：“予近撰《宋代思想的主潮和代表的思想家》一文，分三大段：（一）北宋四子，（二）王荆公及其新学，（三）朱陆与南宋道学”。《北宋四子之生活和思想》分别评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人的生活、仕履及其思想之异同。按照原定计划，论述四子思想之后，继及王安石新学，然后是朱熹、陆九渊的道学，其实就是宋代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程与特征。以上三篇的文风与写作格式与《中国史纲》无异，是《中国史纲》宋代部分初稿无疑。宋代中国历史格局最为复杂，先后有契丹、西夏、金、吐蕃、大理、蒙元等各政权与两宋并峙。张荫麟似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至为合理，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年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这些问题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宋代断代史学术体系，张荫麟可谓是中国宋史学体系的首创者。张荫麟的宋史专题研究不但精深，而且多开风气之先。首先是宋代科技史和沈括的研究。张荫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在清华读书时，所发表的《纪元后二世纪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1924）和《张衡别传》（1925）两文，就曾启发和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张衡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是较早一部中国古代机械史略。关于宋代科技史研究先后发表《宋燕肃吴德仕指南车造法考》《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等。其中对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之考证，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相当长时期内对指南车和记里车的模制和研究。燕肃是宋代卓越的科学家，但未受史家重视，其生平史料不易发觉，张荫麟积累十年写成《燕肃著作事迹考》，日本学者寺地尊称赞此文“对燕肃的研究不卓越成绩”，该文也不断为科举史家著作征引和利用。沈括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但直到近代才逐渐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沈括编年事辑》为近代最早全面研究沈括生平及其贡献的著作。学术界最早论及王小波、李顺之变者当数日本尝得重松俊章1931年发表的《宋代均产起义及其系统》，但当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尚不能为中国学界及时了解。1937年张荫麟发表《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失败之均产运动》一文，分别考述王小波、李顺乱事之起因、性质、发展过程、结局等问题，不仅是首篇关于王小波、李顺的专题研究，并且提出这次民众暴动在中国历史上“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其事与南宋初年鼎、澧间钟相、杨幺之乱，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因为“世尚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此文一出，王小波、李顺的英雄业绩得为世人所知，史学界因此多有注意，此后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中国通史对王小波、李顺之事大书特书，多沿袭张荫麟之研究而已。此后两年，张荫麟又发表《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证明北宋包括王小波、李顺在内的数次社会骚动的发生与土地集中无甚关系。该文通过对《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中书备对》等文献中保留的北宋不同时期的主、客户之户数加以整理列表，从全国及各州军主、客户的比例来推断土地占有的集中情况，其研究方法颇具独创性。该文是宋史研究领域较早使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但张荫麟对北宋户口数字的利用并非盲目轻信和简单使用，而是对其中数目的形成过程及反映客观事实之程度做了必要的分析和估。在实际运用中不是利用其具体数字，而是综合各州军之情况，归纳其中所反映出的主、客户比例及背后隐含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一研究思想反映出张荫麟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和缜密、严谨的学术思考。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誓约与宋太宗之继统问题，是对宋朝政治影响深远的两件大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而早在1941年，张荫麟就发表了《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两文，对宋太祖之“誓约”、“金匮之约”及“政事堂刻石”诸问题之真相作出精辟的考证和分析，得出可信的论断。如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也”，张荫麟经考辨后进一步指出：
宋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王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善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也。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
其论断并不止于辨真伪，更及此事之深远影响。其考证虽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因涉及到宋代政治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关节，故自此文发表以后，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伪便成为宋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宋太宗继统的核心问题便是“金匮之盟”问题，对此清代古文学家恽敬曾有疑问，但未为专论。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首次考辨这一问题，列举“金匮之盟”的五大破绽，继明人郑瑗之后首次揭示并分析太祖与太宗不协之问题。张说一出，后人论及“金匮之盟”便以此为据，或据此发挥。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便有吴天墀发表《烛影斧声传疑》，分别考察“金匮之盟”、太祖之死等一系列围绕太宗继统而发生的史实问题，1944 年邓广铭也有相关讨论。之后数十年中，太宗继统问题仍是学界讨论不休的问题，多数学者皆以张荫麟的考论为起点。1940年，张荫麟发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一文，内容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农奴制之存在于南方、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及其解释。该文的创发主要在于对宋代社会南北差异表现的揭举上，特别是对前两个问题的考论，一方面首次引用《宋会要辑稿》食货类中仁宗天圣三年十一月解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和广南州军田客的诏令，揭示南方农奴制存在之事实以及四川之特殊情况，另一方面则列举大量史料揭示出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杀婴习俗，进而就宋代社会在此方面之南北差异及财富分配之差异原因做出合理之解释。其中农奴问题后来成为中国宋史学界关于宋代生产关系变化和日本学界唐宋变革期争论的焦点问题，杀婴习俗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津津乐道、不断讨论的议题之一。《南宋亡国史补》主要从军备、民生与国计方面考察南宋亡国之原因，每一考察均从宋初溯其渊源，究其必然，言简而意赅，并且指出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不得不亡也。对赵宋武备之内重外轻，财政之楮币与公田法诸问题之论述，无不发轫后来。另外《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宋史·兵志＞补阙》《＜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所考究的问题也多是首次揭举。1938年9月至1940年7月期间，张荫麟为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过宋史，课程以《宋史纪事本末》为教本，要求学从生中自选六十篇作提要，每篇提要不得过百字。又课上只讲专题，每两三周则提出一个问题，指定几卷书，要学生从中找材料，去解决那个问题，以后问题越来越难，指定的书越来越多，最后不再指定，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书看，用这种方法一步步指导学生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张荫麟英年早逝，执教生涯不足十年，但为宋史研究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清华开设宋史课，学生中治宋史者为丁则良，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弟子有李埏，在浙大执教时，则有弟子徐规等。丁则良（1915－1957），祖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出生于北京，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47年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50年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赴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因被错划入右派反党集团，1957年8月自沉于北大未名湖。丁则良治宋史主要是在20世纪30至50年代，陆续发表《王安石日录考》《杯酒释兵权》《沈括生卒年考》《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性质》《宋代的土地问题》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论文，其研究议题明显受张荫麟影响。1945年发表的《杯酒释兵权考》一文，几乎穷尽相关史料，后世相关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李埏（1914－2008），云南路南人，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史学系从张荫麟治宋史，颇受赞誉的《北宋楮币起源考》即在张荫麟指导下完成。后来李挻在北京大学从姚从吾治宋史，仍写信向张氏求教，1942年夏应张荫麟之邀赴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1943年因母丧反归故里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执教。李埏主治唐宋经济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不自小斋文存》等。1996年至2002年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培养大量宋史研究专门人才。徐规（1920－2010），浙江温州苍南人，1939年秋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中文系，1940年赴遵义浙大总校，转入史地系研习历史并成为张荫麟的弟子，修学张荫麟《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并在张荫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李焘年表》。1946年，徐规以《宋代妇女的地位》获硕士学位，浙江大学回迁杭州后留校任教。1949年浙江大学史学组被撤销，徐规先后任教于温州中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与 1998年重新合并的浙江大学。徐规治宋史以人物谱传、史事考评、文献整理为重点，有论著百余篇（种），主要著述收入《仰素集》，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荫麟仓卒南下，在天目山小住，为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冬间，一度到长沙临时大学。此后回东莞短期居住，1938年夏初到香港，和陈寅恪等乘海轮自越南入云南，仍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和哲学两系教授。张荫麟抵达昆明后，住在吴晗家中。吴家时常高朋满座，被戏称为“陋巷小沙龙”。这时吴晗将《中国史纲》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部分誊录，张荫麟见到此稿，非常高兴，立即为《中国史纲》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及长篇自序，这就是现今所见《中国史纲》的全貌。《中国史纲》的《自序》初稿应该写作于1938年下半年，1940年以《通史方法略论》为题在《益世报·史学》上提前发表，这可谓张荫麟在西南联大时最重要的成果。此后继续修订，将选择通史史实的标准由五种增加至六种，同时强调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厘清统贯史实的程序。可惜天不假年，修正尚未完成，最后以遗著《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这篇论文修改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学生李埏称这不仅是张荫麟写作通史时遵遁的纲领，也是他治史的总则。徐规则回忆称，张荫麟原计划将《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论历史哲学》《论历史科学》《近代西洋哲学之趋势》（后两篇为译作）四篇论文整合成书稿，题为《通史原理》。其中《论历史哲学》即《论传统历史哲学》一文，也以遗著形式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9期，其初稿则曾在1933年《国风》杂志上发表。另外两篇译文分别出自英国史家 J. A. Froude 和 R. H. Cretton 的作品，皆在生前发表。《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指出，判断史实重要程度有六个标准，即新异性标准、决定性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和现状渊源的标准，较《自序》多了“决定性的标准”。许冠三认为这是自司马迁以来“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回答”。而张荫麟自谦称，这六标准不是由他新创，而是“过去一切历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选择出重要的历史片断之后，如何将之贯穿成有秩序的通史作品，是张荫麟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他比较推崇时间的秩序，即编年地体裁，虽然最原始、最粗浅，但最客观、最少问题，可打下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时间的秩序不能弄清史实间的一切关系，在时间的秩序基础上，还需要认识因果、循环、演化、矛盾发展和定向发展等五种秩序，这五种秩序并没有高下之分，是任何通史应当兼顾并容的。这五种秩序中，强调矛盾发展和定向发展的秩序，是界定唯物史观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李埏就指出，《自序》初问世时，史学界所受影响很大，尤其是一般有志于史学的青年，为《自序》的新颖理论和进步思想所吸引，争相传诵。但张荫麟也强调各种秩序兼用，也无法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在《论传统历史哲学》抨击了各种先验的历史哲学，比如黑格尔的目的史观因偏重主观意志而显得问题重重。张荫麟又反对“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公式，去世之前四个月又发表《论中西文化差异》，指出不能只根据《共产党宣言》去讲唯物史观，马克思晚年所著的《资本论》已经放弃了前述观点，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和海外市场的需求都是英国产生资本主义的动力，蒸汽机的发明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论中西文化差异》同样批判地吸收地理决定论的观点，一方面论为地理环境所助成的文化发生史上的差异，研究比较文化的人不容忽视，因此中西文化有内陆农业文化与海洋贸易文化的区别，另一方面则指出环境并非一切，史家同样不该将地理决定论理论化。张荫麟认为，对于史家而言，判断某种理论成立与否，应该用历史事实来检验，“苟与事实不符，则其所依据一切理论上之演绎俱无当也”。而且史家只有寻觅到秩序开始时的偶然史实，才最终尽到解释之责，换言之，各种秩序的发生，都具有偶然性。其说显然不承认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实际就否认了各种目的史观或先验的历史哲学，始终坚持经验主义的史学立场。因此历史解释中，张荫麟时持认为贯穿史材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而不是现成的史观，求之于现成的史观只是不得已而思其次。至于有学者声称张荫麟自认《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也为译作，则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1940年7月，张荫麟离开西南联大，转往遵义浙江大学任教。之前他对西南联大的待遇不甚满意，同时也遇到了感情上的波折。张荫麟与容庚是多年好友，容庚的长女容琬十年来不断有与张荫麟通信及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章与译作经常得到张荫麟的精心校改，对张荫麟十分钦慕。结果张荫麟回到昆明后，住在欧美同学会，地址偏僻，少与同事往来，这时与容琬“十年多潜伏着的爱苗，因而长成”。但当时容琬已经订婚，张荫麟有婚姻约束，两人又有辈分之别，因此最终理智制止了这段感情。容琬1939年从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张荫麟劝容琬回北平完婚。但也有传说容琬并不承认这段感情。这时张荫麟将家眷接到昆明，以断情思。然而夫人伦慧珠带来的不仅是庞大的家庭（除子女外，还有伦母和姨侄女），还有持续不断的激烈吵闹，有时还有住在楼上的冯友兰太太出来调解。结果张荫麟与伦慧珠感情破裂，以离婚收场，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在舆论上也陷于受指责的境地。离开西南联大之前，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争相聘请张荫麟。张荫麟则因为与主政浙大文科的张其昀相熟最终选择浙大。在浙大，张荫麟先后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要求学生选读《左传》《汉书》《通鉴》《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等原始史料，注重书写历史的笔法，还在课上提出比论、对照、校正、补缀、实证和显示等处置史料的方法，对学生多有启发。当时张其昀已经步入政坛，深受蒋介石器重。1941年4月，张其昀临行重庆前夕，走访遵义老城石家堡三号第三层阁楼张荫麟寓所。经过一夕详谈，两人达成共识，创办刊物，刊行“国史长编丛书”，于是促成《思想与时代》月刊与学社的创办，以及《中国史纲》的出版。在蒋介石的鼓励与资助下，《思想与时代》月刊于1941年8月正式创办，张荫麟撰征稿条例称，“本刊内容包涵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诸项，而特重时代思潮与民族复兴之关系”，具体内容则包括：同时张荫麟负起刊物主编之责，约请众多知名学者撰稿，于甄选稿件不辞劳怨，以期树立刊物严格之标准，也因此得罪不少好友与同事。1941年5月，浙江大学出版《中国史纲》石印本（共八章），6月重庆青年书店出版铅印本（共十章）。《中国史纲》的出版，是张荫麟个人学术事业的巅峰。1948年正中书局出版《中国史纲》，将之前两个版本的内容加以统一。《中国史纲》出版后，陈梦家、翟宗沛、苏诚鉴、童书业均撰有专业书评，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贺昌群、贺麟、张其昀、谢幼伟、王焕镳、梁方仲等人均有品题，或赞赏史学见解的卓越，或佩服文章的优美，或推重长编修史法的科学性，或赞赏内容结构的合理安排。经过众多名家的评鉴，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形成了无可争辩的学术地位。1941年，张荫麟患肾病。张荫麟生活习惯不甚健康，饮食无度，起居不节，常常工作至午夜后。1940年的家庭变故所导致的心情抑郁，被认为是患病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张荫麟“孤单一人，蛰居于城角的一间民房之中。一榻一桌，别无长物，起居饮食，全需自理，这真使他感到无法科理个人的生计了。抑郁孤寂的生活，过渡了将近二年，终于文星失色，在人间收敛了未曾吐尽的光芒。加上抗战时期医药条件简陋，导致张荫麟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医治。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遵义因肾病去世，葬于遵义老城南门外碧云山（一说旗杆山）天主堂坟地。11月29日浙大举行追悼会，由张其昀主持，并决议成立遗族赡养基金、浙大设置纪念奖学金。张荫麟逝世，张其昀首先在10月27日的《大公报》上撰文悼念，孙次舟在11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申报》刊发逝世消息，《文史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燕京学报》均刊登悼念文字，《思想与时代》更为张荫麟编有“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收有张荫麟遗著和七篇纪念文字。12月4日，张荫麟在昆明好友在西南联大举行追悼会，吴宓作演讲，致辞者尚有梅贻琦、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陈寅恪撰有悼诗两首。吴晗、贺麟、冯友兰又筹款万元，在清华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荫麟纪念奖学金。1949年以后至80年代初，有关张荫麟的研究多出自港台地区或海外学界，主要集中于《中国史纲》一书。如宋晞于1953年发表《评介〈中国史纲〉》，苏联史家 B.鲁宾于 1957年发表《评张荫麟〈中国史纲〉》一文，刁燕娥于1968年完成硕士论文《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林丽月于1978年发表《张荫麟史学理论评析》，黎华赵于1981年完成硕士论文《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许冠三1986年出版的著作《新史学九十年》中专设《张荫麟：既是科学亦是艺术》一章。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荫麟重新回到内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李埏在1987年发表《张荫麟先生传略》，徐规多年不断校正《中国史纲》并整理著作目录，李洪岩1991年发表《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等论文，张云台在大陆首编《张荫麟文集》。王家范在2000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论》中收入《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一文，桑兵 2001年出版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则将张荫麟置于学术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李欣荣于2007年发表《主流与旁支：张荫麟与民国学界》一文，朱潇潇则于 2011 年完成博士论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 年代的张荫麟》。张荫麟的文集，先后有 1956 年伦伟良编的《张荫麟文集》、1977 年李毓澍编的《张荫麟先生文集》、1993 年张云台编的《张荫麟文集》、2005 年李洪岩编的《素痴集》，以及 2013 年陈润成、李欣荣编的《张荫麟全集》。李欣荣又与陈润成编有反映张荫麟生平、交游、史趣的纪念文集《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2009），并与宋史学者曹家齐合作撰有《张荫麟评传》（2014）。本文主要依据李欣荣、曹家齐合撰《张荫麟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编写。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本书收录了张荫麟多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涉及史学理论与方法、宋史研究、学术与社会评论等内容，集中展示了其史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导论:天才的史学家张荫麟
史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史纲
宋史研究
学术与社会评论
其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