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故事[夹生饭随笔]

书痴故事[夹生饭随笔]

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在《纸房子》书中，开篇写到：

一九九八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

书中没有交待布鲁玛·伦农读的是哪首诗，只是说有两派人马在随后的葬礼中，争论是那首诗还是那辆汽车夺了他的性命。这是一个关于精神与物质谁是杀手的哲学问题，我也想知道，却没有答案。不证自明的是，书始终脱不了关系。

另一个书痴的死似乎伟大得多。香港作家梁文道在《我执》书中讲了一个书痴临刑就义的故事：

从前有位匈牙利贵族查洛斯特公爵酷爱读书，且生性幽默。在一次革命中，他被推上了断头台。押解途中，他仍一边走路一边看书，镇定如常。等到脖子被架在断头台上，他还从容地掏出一支笔来，趁刀子还没掉下来，在刚刚读到的经典句下划线做记号。

这又是一个有疑问的故事，那是一本什么书，书名叫什么，在哪个经典句下划线，这都引起我无限猜想。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也流传了许多书痴故事，只是不见上面这般潇洒的死法。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至今已广为人知。听说明代有个李维柱很想得到钱牧斋的宋版《汉书》，说了一句狠话：能得此书，当每日焚香礼拜，死即殉葬。让书同归于尽，这想法有点政治方向错误，书是一种文明的象征，难不得吾等与疯狂的专制者一样，也要让文明断送在其手中？

书痴几乎算不上一种身份识别标志，因其偏执狂的一面，常还惹来世人的嘲讽。在中国明代的《笑林》一书中，就编造了另一个车胤和孙康的故事：

一天孙康去看望车胤，没有见着人，问看门人，回答：出外捉萤火虫去了。没几天，车胤回访孙康，只见孙康闲极无聊站在院坝中，就问：为何不读书呢？孙康回答：我看今日这天不像个下雪的。

法布尔的《昆虫记》说，萤火之光虽然鲜明，照明力却颇微弱，拿一个萤火在一行文字上移动，黑暗中可以看出一个个字，但不能时间太长，这样的灯光也会使读者失掉耐性。周作人结合考证后说，囊萤读书的美谈大抵从唐朝一直流传下来，很有点可笑，“说是数十萤火，萤光能有几何，即使可用，白天花了工夫去捉，却来晚上用功，岂非徒劳，而且风雨时有，也是无法。”钟叔河更是以自身实践论证“映雪读书”的太幼稚，“有次弄到一本《儒林外史》急着想看完，便围上围巾站到雪地上的月光下去，虽然有‘明月照积雪’映着，小说书上的字却再努力也只能依稀辨识几个笔画简单的，终于无法卒读，只能回到冰冷的被窝做好学生。”

周作人与钟叔河都是很会读书的人，但让我辈不求甚解的人读到这样认真的考证文字，那么美好的传奇意境，竟然被解构得可笑之至，真是郁闷得很。

但我始终还是坚信，天下的书痴总有那么几个具备点特异功能。近读美国人汤姆·拉伯的《嗜书瘾君子》一书，于19页载：“16世纪作家托卡图·塔索曾凭借家中豢养的猫咪眼中射出的幽光进行阅读。”看来真是无独有偶，好耍得很，事关读书的闲情趣闻多哉。

我喜欢看这些书痴故事，因为自己也患有这慢性病。一天不看书，三、五天不买书就神情委顿，呼吸困难，与癌症晚期病人有得一拼。常常想，我生而平庸，死时如能与书合作编排一出好戏，让读到这个故事的人——正如我读到这些书痴故事——由衷的睡不着觉，冷嘲热讽的写进笑话集中，那也不愧了爱书一场。不过，要想有一个赶超前辈，可能青史留名的创意，纯靠努力是不够的，还要靠天份和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