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觉不开心,只因未读史铁生

21岁那年,作家王小波激情澎湃地写下: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同样的21岁,回京知青史铁生,扶墙走进友谊医院。

此后数年,他三进三出,住遍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十间病房。

二十一岁那年,史铁生在病床上得出结论:上帝为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为了知道这个谜底,你不得不活下去,永远追寻地活下去。

二十一岁过去,史铁生没有死,也没了行走的能力,他被朋友们抬着走出医院,从此开始了轮椅生活。

直到去世,60年的生命,史铁生有40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伴随着不断的住院,尿毒症,肾透析的间隙,他留下了350万字,包括散文随笔、小说、剧本诗歌等体裁。

周国平说:他是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

深以为然。

命运给了他身体的残缺,他用这残缺的身体,塑造完整的灵魂,生或死,不再是值得琢磨的,生就好了,索性活出历史的风骨。

少年史铁生,在清华附中学习,不只是学霸,还兴趣广泛,尤其是体育。

他自己说,“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他身高腿长,尤其擅长80米跨栏。

这些相对于后半生坐轮椅的史铁生而言,或许就是上帝的一个玩笑,给你十分的欣喜,再夺回欣喜的理由,让你万分心痛。

拥有后的失去,才知道当初的难得珍贵;

拥有后的失去,才明白现在的刻骨铭心。

18岁那年,史铁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响应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去延安农村插队。

同去的20个人,大的刚满18,小的还不到17岁,坐火车,换汽车,一路上嘻嘻哈哈,怀着对未知的好奇,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多年后,史铁生用深情浪漫的笔法,写下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他插队的清平湾:

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

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

很快他们知道,插队既不是旅行,也谈不上浪漫:劳动苦,肚子饿,嘴上馋。

在山里劳动一天,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野菜熬煮的稀粥;陕北的冬天,窑洞冰冷,他们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用大衣裹住脑袋,身体蜷缩成一团来取暖。

超强的体力劳动,冰冷的土炕,再加上史铁生先天的隐性脊柱裂,他的腰腿疼日益加重。

村里为照顾他,派他去养牛。为了养好牛,他就住在牛棚旁边的寒窑里,方便夜里添加饲料。

腰疼遇上寒冷的湿气,越来越严重,几乎每天发作,无法入睡。他忍着,人们只看到史铁生的腰越来越弯,步伐越来越拖沓。

很快,他的腰疼得无法直立,腿无法行走,不得不回到北京看病。

1972年1月4日,是史铁生21岁生日,他一只手扶着墙,慢慢挪进了友谊医院。

上帝一点都不“友谊”,史铁生听到了最坏的结果: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性格有时和绝望是一家的,绝望到了,性格也跟着变了。温顺的史铁生,变得暴躁自弃了。

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向屋顶;他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疼得在床上打滚;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

真正的绝望即是如此,就是生不如死。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的天问,原来是如此这般的体验,史铁生接过来莎翁的思考,是面对现实的困厄,还是走向永远的安宁?只不过莎翁是站着思考,史铁生只能在轮椅上思考。

那个下午,他摇着轮椅,无意中走进了一个荒废的古园——地坛,此后15年,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轮椅印。

几年的静思默想,他终于弄明白: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轮椅上的史铁生,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他走进街道生产组的平房,和像他一样无助的老、弱、孤、残人士一起,在仿古家具上画花鸟鱼虫,画山水楼台,画才子佳人,一天八毛钱,借以糊口。

母亲相信,只有进入一家拥有铁饭碗的单位,残疾的儿子才能有靠。

为此,他摇着轮椅,和母亲一趟趟跑劳动局、知青办,想申请一个固定工作。

单位负责人说:慢慢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还分配不过来呢。

看到别人的冷眼,史铁生发誓再也不去求人。

有些路,单靠腿去走明显不够。

在地坛发呆的日子,他总是铺开一张纸,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

愤懑、痛苦、悲伤、委屈、抱怨、失望、绝望、希望、……所有的情绪,写在纸上,心好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受到轻松和快慰。

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他的躯体被固定在轮椅上,心魂却在黑夜出行,脱离一切现实的束缚,在夜的世界里,像风一样自由游走。

写作,带给史铁生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心情。

在他最苦闷的时候,除了写作,还有一个少女,不期而至,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爱情。

他们在地坛约会,“我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

又一个早春的礼拜日,史铁生摇着轮椅,兴冲冲地穿街过巷,去找恋人。

史铁生的突然出现,让女友面有难色,女友尴尬之余,言语闪烁,史铁生敏感而要强,匆匆告别。

很快,迫于家庭的压力,女友给他写了封绝交信,远走国外去留学。

史铁生看着绝交信,拿起桌上的陶瓷笔筒,用力地摔在地上,又一拳砸向桌上的玻璃板,发出犹如困兽的嚎叫。

血,顺着握紧的拳头,从指缝里快速滴落在地上,炸裂开来,像一颗破碎的心,四分五裂。

对于这段夭折的爱情,史铁生痛而隐忍着,隐晦地记下了: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史铁生失去双腿,丢了身体的拐杖;失去爱情,丢了灵魂的拐杖。他一下倒在了自己的悲痛里,忽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母亲。

他不知道,儿子的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双倍的。

看着病重的史铁生,母亲当他面强颜欢笑,背地里却常常痛哭懊恼。

母亲找遍了全市的庸医、名医、巫医,筹划着把最后一点钱,去购买偏方、药方,她一次次请来会扎火针的、会扎长针的给儿子治疗,期求几万分之一的希望。

希望一次次破灭,汇成失望的海,把这位苦难的母亲淹没。

母亲倾其所有,钱包日渐干瘪,史铁生的病情不见任何好转,脾气却越发的暴躁。他不接受任何人靠近,母亲只能悄悄地躲藏在一旁,偷偷地关注他的动静。

一日,母亲发现史铁生在偷偷写小说,母亲开心地说:那就好好写吧。

史铁生一心想着写小说,看不到母亲隐忍的爱与付出。

直到,母亲因肝病大出血,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

母亲去世后,史铁生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母亲”成了禁忌,有十年,他都不能听人提及这两个字。

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他越发沉默,只是每天摇着轮椅,摇进地坛,摇进家门。

关于生命和爱,史铁生有了更加深厚的思索:

“上帝为什么早早召母亲回去呢?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1979年,史铁生的处女作《爱情的命运》,在西北大学校刊《希望》上发表,母亲已不在人世。

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大学生陈希米,读到这篇小说,被史铁生的才情打动,成为他的笔友。

十年后,史铁生病重,陈希米收到信,不顾一切地奔赴北京,来到史铁生身边照顾他。

二人初次见面,史铁生说“你正是我想象的样子”。

陈希米是年轻的,美丽的,温柔的,在史铁生身边,朋友们感叹,她“简直是尊右腿轻残的维纳斯”。她带着天使的笑容,做了史铁生的眼睛和双腿。

陈希米说,我们遇到了,看见了,就再也无法分离了。

陈希米,成为他的妻子。

1980年,史铁生的肾病越发严重,又一次住进医院。

正在电影学院读大三的田壮壮,选中了史铁生的小说《我们的角落》,打算拍成电视剧。

为了真实,田壮壮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轮椅,要换史铁生那辆旧的。

史铁生认为,这种交换很值得。毕竟,生病多年,这个家早已被病魔掏空。

新轮椅,值得他再多活十年。可惜的是,拍完片子,田壮壮又把新轮椅换走了。

史铁生,把一双干瘪的腿放在旧轮椅的车蹬上,摇着出院了。他插着尿管,带着尿袋,身上总有一股尿味。

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

几年后,肾病发展成尿毒症,肾衰竭,需要隔一天透析一次,就是“洗血”,把全身的血在体外用仪器循环过滤,洗干净杂质,再输送回体内。

殷红的血,过滤,再循环,再过滤,血通过盘绕的红色软管,又一圈一圈回到他的身体。

每周三次透析,每次四个半小时。这样的日常,延续了12年。

通常在透析的第二天,史铁生精神很好,还有点儿力气。这样,他每周有12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作。

有一回记者问他的职业,史铁生笑答:“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这是玩笑,也是事实。生活中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此,别人看着的玩笑,都是自己的悲催往事。

对他来说,写作起初只是发泄情绪的窗口,后来成了被逼无奈的事儿,是为着谋生,最后写作是为着有尊严地活。

他想用写作证明,虽然腿死了,肾也死了,未必精神就不能赢,就不能活得更好。

那个21岁生病的史铁生,一度曾经打定主意,“不能站起来走,就不活”;也曾整天把“肿瘤”两个字,用目光写满病房的天花板……

其实不过是为了抵制内心深深的恐惧。

在几十年如一日和命运的较量中,他已然明白:恐惧只是你伤害自己的借口,一念地狱,一念天堂,所谓地狱和天堂,不过是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

在生病的间隙中,他独享“写作之夜”的静宁。他转而往内心走,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

最初他的写作,不断探讨的,是活下去的理由。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那对徘徊在门外想收养孩子的残疾夫妇;

《插队的故事》里,“白老汉”寄来的十斤陕西省粮票;《足球》中,两个摇着轮椅去看球赛的残疾人。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追求自我价值的詹牧师;

《命若琴弦》里,那一老一小两个瞎子说唱人;《原罪·宿命》中,只能躺着的“十叔”和骑车被茄子滑倒而遭遇车祸的“我”……

在这些作品里,史铁生怀着善意的悲悯,进入那些身体有缺陷的小人物内心,真正懂得了人人“生而不平等”,各有命途。

他学会了坦然面对自己的轮椅,从悲苦而辛酸的命运中走出来,找到了真正的自尊。

1991年,他发表了最广为人知的散文集《我与地坛》,那是他心中“可以逃避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史铁生与地坛公园相遇,又在此对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反复叩问,他终于抚平了心里的伤痕。

著名作家韩少功甚至说,1991年即使只有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文学的丰年。”

一个写作者,有此成就,足以告慰一生。可史铁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更没有停下思考的大脑。

后来,在更艰难的身体条件和更难以忍受的病痛中,他又有《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等一系列作品问世,成为文学经典。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做完透析刚回家的史铁生突发脑溢血。

昏迷中,他被救护车送到离家不远的朝阳医院,生命体征越来越差,陈希米签订了放弃治疗同意书,随后他被转运到武警总医院,等待完成器官移植手术。

陈希米说:“捐献器官是史铁生生前的郑重嘱咐,他希望把自己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31日3时46分,史铁生停止了心跳呼吸,表情轻柔而安祥,“像睡着了一样”。

肃宁的安魂曲中,现场所有的医护人员向史铁生鞠躬致敬,虔诚地取出他捐献的器官,认真、细密地缝合,为他整理好遗容,送他有尊严地走。

9个小时后,他的肝脏和角膜在两个新的生命中苏醒,他的大脑和脊椎也捐献给了医学院做研究。

2010年,整个华北地区,只有5位器官捐献者,史铁生是第5个。

至此,那个困扰史铁生一辈子的问题,生还是死,有了终极的答案,在这追寻答案的过程中,生亦或死,都已经有了意义。

生,活出了历史的风骨,

死,亡出了崇高的尊严。

史铁生,这个冬天来冬天走的人,还有4天就满60岁了。

朋友们,约好一起为他庆祝60岁“生日会”,张海迪送来了60朵玫瑰,铁凝送来了一篮樱桃,因为史铁生曾经说过,“樱桃我爱吃”。

史铁生不在了,这句话还久久回响在耳边。

. END.

【文|  落雪】

【编辑|丹尼尔李 】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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