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欧洲还要多社会？
欧盟今天将在波尔图讨论成员国在社会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因为这些社会事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国家的监管，各国对特定准则存在不小的抵触情绪。
三年半之前， 2017年11月，欧盟在波尔图2500公里之外的瑞典哥德堡首次商定了共同社会基本标准，这包括恰当的最低工资，男女待遇平等，终身培训权利以及良好的医疗保健。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哥德堡商定了“欧洲社会权利的支柱”。
这次，他们再聚葡萄牙沿海城市波尔图，将要讨论这一社会权利支柱是否真正起作用。然而不期而遇的新冠大流行让欧盟成员国的社会体系承担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新冠危机期间在意大利排队领取食物的长龙
欧盟社会事务专员尼古拉·施密特（Nicolas Schmit）在波尔图举行会议呼吁，发出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欧洲的政治信号”。欧洲委员会为此设定了具体目标：在十年内让大约80％的成年人找到工作，每年60％的成年人应该参加进一步的培训，而处于贫困风险中的欧洲人的数量应该减少1500万。
根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目前在欧盟27个国家中，约有9100万人处于贫困或被社会排斥的风险中。各国首脑将在波尔图举行的社会峰会上讨论欧盟相应行动计划。
实际上社会政策是国家事务。但是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条约第153条认为，欧盟只是提出倡议，由成员国自己做出决定。然而欧盟还是就此施加了压力：秋天，社会事务专员施密特（Schmit）提出了有争议的关于欧洲最低工资的指令草案。该指令草案虽然没有设定最低工资，但是却在规范成员国如何确定其最低工资。
欧盟内部的小时工资差异很大：保加利亚的最低时薪为2欧元，卢森堡的最低时薪为12.73欧元。德国是9.50欧元，排在欧盟的前三分之一的水平。欧盟委员会还希望在今年提出一项立法提案，以改善Uber司机或披萨外卖公司等非正规员工的工作条件。
这样的场景在欧洲很常见
在波尔图举行峰会之前，基民盟欧洲议员拉德克（Dennis Radtke）呼吁制定雄心勃勃且可衡量的社会政策目标：“通向更加社会化的欧洲的大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我们作为欧洲议会的一员将继续向社会各界施加压力。国家和政府也要打开大门。”葡萄牙社会事务部长戈迪尼奥（Ana Mendes Godinho）也提出：“必须言行一致，战略必须转变为具体行动。”
但是，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持相同观点。东欧国家捍卫自己不受要求的约束，因为由于它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在社会福利方面无法跟上所有欧盟伙伴的步伐。他们还认为低工资是一种相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北欧国家担心欧洲的最低工资规定会破坏其较高的社会水准。峰会之前，有11个国家警告不要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进行更多干预，并强调欧盟只能补充国家行动。这些国家包括奥地利，荷兰，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国家。
德国政府尚未签署欧盟的这项文件，默克尔总理也没有前往波尔图的社会峰会。其发言人称，考虑到德国紧张的疫情局势，可以通过视频连接参会。事实上，默克尔也缺席了2017年哥德堡的社会峰会。当时正值组建联盟执政的艰难磋商，理由也非常充分。
社会民主党欧盟议员Bischoff对默克尔总理两次都没有列席欧盟社会峰会感到遗憾：“我不认为这是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总理两次都不参加社会峰会是一个好的信号。我本来希望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