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时全国降半旗为他哀悼，但5年后，他的骨灰却被逐出八宝山

自1949年建国以来八宝山就一直用于安葬为我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士，逝世后能被安葬于此是一种光荣的象征。

康生在逝世时得此荣耀被安葬于此，但他骨灰呆在八宝山的这5年，凡是去八宝山祭奠革命先烈的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康生献花，他的墓碑前留下的只是数不清的垃圾以及唾沫。

时间久了，墓地管理处还收到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反对康生骨灰存放于此的投诉，上级在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对康生生前的所作所为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才发现康生的真实面目。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笔名鲁赤水，中国山东胶南县人。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泽东给大家平反道歉。

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泽东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泽东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重新获得他的理解与信任。

1952年初，毛泽东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

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

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