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行走，时刻与环境为伴
■解放日记者 王一
作者：王一 日期：2021-06-05
环境问题是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在餐厅吃饭、购买金枪鱼罐头、扔掉废弃手机，都有可能对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产生影响。在这个时代，我们以超乎想象的紧密程度被联系在一起，那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联系？
由美国大学3位教授合著的《环境与社会：批判性导论》（以下简称《环境与社会》）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小事”。书中介绍了环境与社会领域的诸多理论，并以9种事物为例，演示如何用这些方法与视角，去审视我们身边的事物与现象。同时，严谨的实证方法和理论又以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呈现，为关心环境问题的读者铺设一条深入思考的道路。
我们吃的金枪鱼是如何捕捉的？
生物学家山姆·拉巴德应聘成了玛丽亚·路易萨号——一艘金枪鱼捕捞船的厨师，他带着手持拍摄设备，拍到了人们捕捉金枪鱼的全过程。为使产量最大化，捕捞船使用围网捕捞，即在锁定目标周围布一张大网，然后将渔网的底部像手提袋的抽绳一样拉紧，从而把捕获的鱼困在渔网中。
显而易见，这样的捕捞方式会牵连许多非目标物。在金枪鱼的捕捞过程中，大量海豚被缠在巨大的渔网中无法挣脱，其中的大部分等不到被放归大海就已经死去。30年间，有600万只海豚因此而死去。
1988年，这部镜头简陋的影片先后在酒馆、独立剧院和大学校园播出，画面里已死和垂死的海豚画面震撼人心。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罐装金枪鱼——这种随处可见的商品，可能沾染着海豚的血，而购买这种商品，很可能就是在助长罪行。
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非政府组织“地球岛屿”协会发起了一场针对罐装金枪鱼的消费者抵制运动。最终在1990年，美国3家最大的金枪鱼品牌同意只购买“海豚安全”的金枪鱼，这场运动取得了胜利。
故事到这里似乎有了一个好结局，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海豚安全”的绿色标签似乎更偏向于大规模、公司化、集团化的企业，而不是手工作业的小户渔民。即使“海豚安全”的标准确立，围网捕捞也依然存在。虽然这个标签的确立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但是，有多少消费者看见了“海豚安全”并且明白它的意义？有多少消费者认为这个标签等同于“对生态有益”？普通消费者真可能去追踪每个绿色认证的合法性和与之相关的法规吗？
这是《环境与社会》一书中重点提到的一个案例，作者以此来告诉读者：一个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终结，它甚至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和质疑。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简而言之，是环境与社会的问题。
人类是环境的，也是社会的
我们寻找任何没有人的地方时，都会遇到人类创造和毁坏的痕迹，并且，任何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都有非人类的系统和生物，它们完全按照各自的方式运转
读书周刊：环境与社会，是您在书中主要谈到的两个对象，如何理解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保罗·罗宾斯（《环境与社会》第一作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主任）：对于环境，我们是指水体中、陆地上和空气中的非人类世界的全部，包括形态万千的具体事物，例如树木、二氧化碳或者水；连接、改变它们的有机和无机的系统与过程，如光合作用，捕食，或者土壤风化等。相反，社会则包括地球上的人类，以及掌控人类相互关系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等更复杂的系统。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坚持这两个分类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人类显然是环境的生物，依赖有机的过程。同样，环境过程联系着人们并影响人类间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在根本上也是社会的。例如，光合作用是农业的基础，因此在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或许是最关键的环境过程。更复杂的是：人类改变了大气中的碳含量，这可能会进一步剧烈地改变全球的光合作用，并且对人类的粮食和社会组织产生影响。很显然，我们很难辨别环境的终点与社会的起点。
另一方面，关于这些关系和联系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我们在《环境与社会》中所总结的视角展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社会和环境在哪些方面是相关联的，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会改变或者可以被改变，通常什么做法是最佳选择等。这些视角会对思考我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有深刻启发，例如全球变暖、森林砍伐或者世界渔场的减少等问题。
读书周刊：通过将环境与社会的思考相结合，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保罗·罗宾斯：我们常常从两者彼此相连的假设开始。社会系统是一个旨在应对非人类相关的系统，它们相互回应，每个轮子都会带动另外一个。
美国的黄石公园虽被称为荒野，但它是在野蛮地驱逐了许多土著部落后建成的，这些部落曾在这里生活，改造了这里的景观，依靠这片即将成为无人公园土地上的资源生存。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咖啡种植园虽被认为纯粹是经济的、人造的风景，也常有大量野生鸟类、哺乳动物和昆虫出现，它们根本不受农场主、保全主义者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意图所控制。我们寻找任何没有人的地方时，都会遇到人类创造和毁坏的痕迹，并且，任何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都有非人类的系统和生物，它们完全按照各自的方式运转。
因此，作出决定不能仅凭是“自然的”或“社会的”。在这些地方，两者都不存在，也都存在，动植物和因人类的参与作用而产生的水域共同创造出新的栖息地和环境。所以，野生动物公园和咖啡种植园都是人类的风景。这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我们当前的时代，人们对地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要控制这些环境和它们纷繁复杂的生态，又必然是难以实现的。
如果要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并且解决在自然界生存这个更复杂的难题，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才能用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评价前面可能出现的道路。例如，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什么是最符合伦理的，人们是为了谁的利益提出这种观点，我们将以什么标准裁定“好的”政策等问题。相反，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得研究在改造这些泥泞的土地过程中创造或者破坏了哪些价值，挑选出了哪些具体的物种，以及为什么如此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谁的腰包鼓了起来，以及通过专家权力和保护机构的循环，如何控制并且指导决定。
环境难题必须解决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环境与社会中，并以超乎想象的紧密程度同无尽的远方以及无穷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读书周刊：因为人类连接着环境与社会，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对解决环境问题至关重要。
保罗·罗宾斯：是的。有这样一个数据，全球一半的粮食供应因粮食浪费而流失，你能想象这个数字吗？是将近一半。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环境与社会中，并以超乎想象的紧密程度同无尽的远方以及无穷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比如，当你在餐厅吃饭，理论上维持你个人所需的地球表面的空间范围也许增加了20平方公里；当你在麦当劳购买一份薯条，千万份与此相同的薯条使得某个“遥远的亚洲国家”，将大片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土豆种植户和薯条供应商，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数百位居民被从这里赶出去；当你扔掉一部废弃手机时，它和其他数百万吨电子垃圾一起漂洋过海，到达非洲西部国家加纳，那里的人们从电子垃圾中回收有价值的材料，却可能付出健康代价。
也正因为生活在环境与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思考过相关的问题。比如，当你意识到人口的快速增长，也许担心过地球的承载力；当各国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你也许质疑过如果其中一个成员不遵守规则，对于其他成员是否意味着不公；当动物保护的运动如火如荼，你也许疑惑是否所有的动物都应该被保护，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
如果我们富有创造力和智慧，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地与我们对环境的关注保持同步。在“人”与“环境”之间进行选择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错误方法。我们需要创新，将人类的幸福与破坏幸福所依赖的环境系统分开。我们能否过上充实而富裕的生活？是否可以使人们摆脱世界各地的贫困，并且我们可以延缓气候变化？是。答案必须是肯定的。
读书周刊：我发现，您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看似彼此矛盾的观点。例如，很难既认为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来自地球上人类的总量，同时又认为人口的增长会提高效率并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即使观点彼此间不矛盾，但是它们确实强调着不同的因素或者问题，并且暗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为什么总有这种矛盾的观点？
保罗·罗宾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仅因为我们作者3个人有各自的世界观，还因为我们作为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来研究不同的事物，从而培养一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然而，我们的确有一些观点是一致的。首先，我们都热切关注全世界的自然环境状况。我们的研究分别聚焦不同的环境主题，包括欣茨教授有关美国西部熊的生存状态研究，摩尔教授对墨西哥固体有害废物管理的研究，以及我对印度森林保护的调查。通过这些经历，我们最终得出一种共同的研究方法，用政治生态学来描述它则再好不过：自然和社会共同产生于包含人类与非人类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什么意思？为了使其尽可能地简单明了，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使形式多样，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它们一直主要受到权力的相互作用控制。这意味着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建构来说，我们对一些主题有某种特殊的认同。
例如，在研究黄石公园熊的保护时，约翰·欣茨认为研究人类如何看待熊，以及了解哪些媒介、假设和故事会影响这种看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预示着人们是否通过政策、规章采取行动，是否支持环境法。另一个例子是，在考察墨西哥的固体废物时，萨拉·摩尔认为谁控制着获得和利用垃圾的权力至关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如何管理废物，问题得到了解决还是被忽略，以及危害和利益流向何处。简而言之，人们对彼此的控制权、对环境的控制权以及对其他人如何看待环境的控制权是我们首选的出发点。
生态系统应是喧闹的绿色花园
我们确实在呼吁生态学思考，它描述的是一种设想、创造和维持人类利用、经过和居住的地方的生物栖息地、生产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科学
读书周刊：在我们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往往是对自然界进行思考，对自然存在的一些现象，尝试着做出解释，就有了虚拟的神、上帝这样的角色，最后又引向了人类社会自身的思考。然而，如今纵观世界，似乎最热门的专业往往与自然无关，金融、经济、社会科学等行业才是比较热门的。我们对生态与自然的思考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保罗·罗宾斯：我们在整本书中，确实在呼吁某种形式的生态学思考。正如生态学家迈克尔·罗森兹维格所说，它描述的是一种设想、创造和维持人类利用、经过和居住的地方的生物栖息地、生产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人类过去的许多行为已经造成了环境问题，并使问题持续，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绝不可能是创造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类的活动、工作、创造性和工艺的世界。这种观点并不否认为野生动物、敏感的物种或者稀有的生态系统创造一个特殊场所（例如保护区）的重要性，但是它确实强调需要通过人类活动，在城市、乡镇、实验室、工厂和农村，而不是凭空想象的自然世界、“远不可及的”某处，实现创造“更加绿色的”世界的重要工作。艾玛·马瑞斯曾描述过这种世界的可能性，她把地球和地球生态系统比喻为“喧闹的花园”，即旷野的自然和人类活动的混合物。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深层生态学”的概念。
保罗·罗宾斯：早在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他的短文《浅与深，长期的生态学运动总结》中创造了“深层生态学”这个术语。正如文章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立刻成为一个对“深层生态学”全新的正面构想和对他所称“浅层生态学”的批判。这些不同的“生态学”并不是科学生态学内的不同部分，而是环境运动的不同分支。通过寻找零碎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例如污染或者资源损耗），浅层生态学无法提出生态问题的原因等“更深刻的问题”，因此无法指望靠它解决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深层生态学全面地批判了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
读书周刊：有些人总是误以为，只要能用上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就准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保罗·罗宾斯：显然，如果没有生物物理科学，比如生物地球化学、大气物理学、植物生态学等，我们当前的可怕挑战（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都无法解决。但是，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迈出的每一步都来自对人们的了解：如人们的想法、人们的行为方式、经济的行为方式、人们的感受和创新的动力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事情，就无法解决我们的全球环境危机。这不仅意味着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咨询经济学家，还意味着需要社会学家、城市历史学家、诗人的帮助。对于单纯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说，这些问题太大了。他们将依靠其他的学科为后盾的新的社会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