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中华道德体系的起源和时代发展
编者按：2019年5月27日，“社会工作与传统文化培训班”在重庆市南岸区乐和书院举行，此次会议由重庆市南岸区民政局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本文依据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会上的讲演整理而成。
到国外旅行，我们会看到世界上两大文化截然有别：一种是地平线上高耸教堂尖顶或宣礼塔尖塔的文化，一种是地平线上没有耸立尖顶、尖塔的文化。前者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神教文化，后者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大道智慧文化。前者围绕着神构建，后者围绕着人构建——前者是神本，后者是人本。所以《左传·桓公六年》说：“夫民，神之主也。”而一神教文化必须反过来说：“夫神，民之主也。”
如果我们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化是地球上唯一超越神话、神本的文明体系！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野蛮”异教徒文化。
因为世界文化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当代人类道德体系也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西方以《旧约》为基础的一神教道德体系（摩西十诫），二是中华世界以社会自然秩序（名位）为基础的道德体系。
东、西方早期道德伦理与礼俗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道德体系。神话、习俗、礼节制约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时期，宗教、神话信仰与道德伦理是相分离的。具体表现为神并不具备完美的道德，神同普通人一样，具有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道德缺点。比如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常常缺乏基本道德，它们贪婪、好色、残酷……
两千多年前，西方一神教实现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的统一，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因为神是完美的、全能的，所以神吩咐的道德也是完美的，是道德的标杆。在一神教中，人类道德是通过对神的敬畏来维系的。
《旧约·出埃及记》的“摩西十诫”在一神教世界十分重要，内容兼具神性与世俗性，前四条讲神性，后六条讲世俗道德。后者与我们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多有相通之处，只是其道德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它们是：
第五诫、当孝敬父母。
第六诫、不可杀人。
第七诫、不可奸淫。
第八诫、不可偷盗。
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诫、不可贪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邻居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
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不是基于神，而是基于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自然分层，是一种基于名位的道德体系。
名和位是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的基本概念。名位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不同社会角色，比如一位男士，在家中可以是妻子的丈夫，也是可是孩子的父亲或父亲的孩子。在社会中，他或处于上级（君位），或处于下级（臣位），也可以根据环境不同而改变。
基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名位，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叫职分。完成职分对应的道德要求，就是仁、义、忠、信之类的德目。由名位而职分而德目，中华道德体系由是生焉！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战国楚墓发掘出804枚竹简，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有《六德》一篇，系统论述了中华道德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六（名）位、六职（分），六德（目）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为使读者对中华道德体系的基础一目了然，我们依据《六德》，列表如下：
请注意，中华道德体系的主轴是职分。现代一些父母，只知爱孩子，却不知道要完成教育孩子（父之教人）的职分，不仅使孩子陷于溺爱，还导致诸多家庭、社会问题——这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到汉代学者编辑大小戴《礼记》的时候，已经将中华道德体系细化了，当然其基础还是六位，即两两相对的三纲，包括上下、父子、夫妇。我曾辑出《礼记》中有利于现代社会伦理建设的部分，收入《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一书，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如果我们将社会生活（人生）比作道路，那么伦理道德就是交通常识。一个人要在人生道路上行走，就不能不懂基本的交通常识，否则会出大事故，后悔莫及。一如“绿灯行、红灯停”，所有复杂社会的基本人伦（六位）不变，其相应的职分和德目也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所以，过去一百多年来有人一味将中华传统道德称为“旧道德”，显然有失偏颇。伦理道德是文化的基础，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历史证明，如果一神教道德体系不能整体引入中国，而基于“自然科学”的道德体系不过是中国西化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幼稚幻想，那么我们就不能抛弃基于社会自然分层——名位的中华道德体系。
在世俗化越来越明显的现代世界，中华道德体系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任何社会都有自然分层，都需要相应的社会秩序。在此意义上，中华道德体系更具有普世性，是通行于所有复杂社会的人间大道。
古人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是说伦理道德是人生道路的交通法规，时刻都要遵守。我们依道德行事，不是在做“好人好事”，而是为了使自己，也为他人的人生之路顺利平安，道德学问是一种真正的“为己”之学。
在以利害，而非对错判断一切的现代中国社会，我们亟需恢复道德之学，包括对名学（涉及名位概念）、心性之学的研究宣传。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将自己打扮成圣人的模样，到处大谈人心不古、仁义道德，连中华道德体系本身都搞不清楚——这样何以教人！
更有甚者，一些人将东汉、宋明极端化、绝对化的道德作为中华美德，到处宣传，这有害无益。现代社会不适合再讲“埋儿奉母”之类的孝道和“夫死不嫁”之类的贞洁——将屠杀下一代的故事画在学校墙上宣传孝道，实在有些过分！
还有搞传统教育的女士，大谈女德，说什么家庭出了问题，责任全在女性。我听了大为惊讶——难道与男士没丝毫关系？
中华道德体系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在了解其内在逻辑体系及演变进程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立21世纪适合于全球化时代的道德体系、人伦规范——这才是正确的返本开新之道，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又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