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在意结不结婚？ | 宇帆·早茶夜读
瞿同祖先生的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从目录就可看出，有别于其他讲述中国法制史的著作。它是从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法思想切入，而不是以历史朝代发展，或是针对某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典进行论述。瞿先生的叙述中是直指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本质——法律儒家化。他对“法律儒家化”是这样描述的，“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
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书中花了较大篇幅来讨论二者。中国的家族是绝对的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掌握一切权力。我本以为中国人强调婚姻的必要性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家族的延续，当然，这也是重要原因，但书中说到，祖先的祭祀比家族延续更为重要。可以说，结婚的第一且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祖先能永享血食，故而家族才能永久延续。结婚被赋予了宗教属性，是子孙对祖先的义务，这便是为何会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说法。
在刑法规定中也体现了家族性，比如盗窃罪发生在亲属之间和在陌生人之间，罪名是完全不同的。关系愈亲，则罪刑愈轻；反之，关系愈疏远，罪刑愈重。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和睦亲爱。
那么，假如亲戚偷了别人的东西，作为亲属要不要告发呢？按理来说，为了维护国家秩序，对这种不法行为应该及时制止并告发。但儒家提倡的是以孝治天下，受此影响，法律也提倡亲属相容隐的原则。也就是，亲属犯了罪，包庇、藏匿、甚至帮助他逃匿也是无罪的。同时，也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前几期我们读到的《公主之死》那个故事就有体现这个原则。朝廷在审判驸马和人通奸导致公主死亡一案时发生了争辩。力主为公主报仇的一方，提出要将两位通奸者的哥哥处以连坐之罪，因为他们对驸马和自己妹妹的奸情知情不报。这时，坚持儒家伦理的官员就搬出了容隐原则，认为兄长属于相隐范围，这都是可以谅解的。反过来讲，若是亲属犯罪，你去告发了，你反而会受到惩罚。若那个人是你的尊长父母，惩罚会更重。不过，我们也常听到一个词叫作“大义灭亲”，这也是不矛盾的，忠孝两难全时，忠重于孝，国永远先于家，这个“大义”就是对君国的义。
父权至上，意味着父祖可以随意责骂、处置子孙，并禁止子孙私有财产，擅动家财，但也不能随意杀害子孙。然而这并不是出于对生命的重视，这是因为法律认定，生杀权是完全属于国家机构和国君的，任何人无权逾越。不过，不同的朝代，针对父母杀害子孙，惩处有轻有重。
婚姻是结“两姓”之好，同姓不婚，这是因为姓的起源本是血署的一种标志，最初的同姓都有血统的关系，为了伦常和子孙，法律对同姓结婚会给以惩罚。而随着姓氏失去原来的意义，法律也就采用不干涉态度了。而在“两姓”婚姻中，最高意志仍然是家长祖先，所以仪式躲在宗庙祠堂中举行，就是为了获得祖先的同意。
法律条文是僵化的，儒家伦理是浸布在家族社会之中的，在面对具体问题/案件时，法律也会根据实际社会环境而做出相应的考虑，或以消极应对，甚至有意放松。而这些充满各种伦理人情的缝隙，也是维护中国几千年社会秩序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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