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云、陈建功、华罗庚，他们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农村放牛娃的命运
谢庭藩，1935年生，江西玉山仙岩镇周源村人；
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中国计量学院院长。
讲述 | 谢庭藩
主笔 | 团团
做了一辈子教师，也研究了一辈子数学。
其实我自己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就是一个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穷小子。我很幸运，一路求学，遇到了很多好人。
徐瑞云、陈建功、华罗庚，是我的老师们，彻彻底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们问我，人生最初的记忆是什么？
我脑袋里蹦出了一个画面。很久远，也很清晰。
1943年夏天，日军进村了。高头大马，长枪刺刀，他们高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见到村民就抓。
8岁的我跟着家人跑到山里躲避，一整天都不敢回村。远远的，能听见枪炮声，此起彼伏……
傍晚，大家偷偷溜回村里。我看见，堂祖父躺在泥地上，一动不动。他中枪了，浑身是血，已经没了呼吸。
恨啊，我的心中只有恨！亲人被杀害的痛苦，我至今清楚记得。
我的老家
1935年1月，我出生在江西玉山的仙岩镇周源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我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放牛羊。父母对我最大的期望，是将来能当个小学老师。
记得小学第一课是“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第二课是“亡国奴最痛苦”。
自堂祖父走后，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家”什么是“国”，没有国，哪来的家？
我从小立志，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为国家做贡献。
村里上学条件艰苦，四个年级一起上课，全校只有一个老师。
但好处是，能听到高年级的课。一年级，我就学到了一点四年级的内容，还想学更多的知识。
老师课上教的内容太简单，比如数学，学会写“12345”就行。
我有个堂叔父，他经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题目给我做。
他也是个农民，弄不明白什么高深的学问，别人考他的，他不会，就转头来考我。
一天，他问我：“老李家有一群羊，3个3个数，多2只，5个5个数，多3只，7个7个数，多2只，那么一共有多少只羊？”
我一听，便回屋拿一把豆子，洒在地上，挨个比划。想了很长时间，才算出结果。
其实这是一千多年前，《孙子算经》中的一道算术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这就是初等数论中的“孙子定理”，是中国古代求解一次同余式组的方法。
没过几天，堂叔父又问：“100个和尚吃100个馒头，大和尚一人吃3个，小和尚3人吃1个，那有多少大和尚多少小和尚？”
我想不明白的，就埋头写写算算，一开始只能用凑的，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就是“对分法”。
有时候堂叔父给的“难题”一会儿就做出来了，有时候，几天也搞不懂。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个“难题”：十六两等于一斤，那么一斤10块钱，一两是多少钱？
堂叔父说，村里有人买东西，算不清账了，有时也让我给算算。我算了好久，也算不出来。
后来我知道，10除以16，等于0.625。但人手算，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
越想不明白的事，我越好奇，对数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
我有一个小舅舅，比我大几岁。家里想让他帮着算帐，便从村里请来人教他打算盘。
他摆弄着手里的算盘，拨上拨下，学了一会就烦了，不想学。我坐在他旁边，边玩边看，学会了。
很快，村里人听说，老谢家有个小孩儿很会打算盘，就都拿着自家的账本，来找我算帐。
一个小鬼头名气大了，很多人不服，有找我“斗算盘”的，还有找我打赌比赛的。
在村子里，值得思考的问题多得数不清。买卖粮食，测量田地，计算牲口……看似简单的农桑问题，背后都离不开数学。
我常常一边放牛，一边看书，脑袋里想着数学题目，时间一晃而过。
小学毕业，我考进玉山中学。
在学校里，我常和老师一起探讨数学问题。
有一次，我问他：“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为什么还需要证明？”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藏了很久，上大学才慢慢搞明白，几何要从公理出发。
初中，有个很有趣的事。
1948年，我初二。校长因为贪污被举报，学生老师一起闹，把他赶下台了。
没有校长后，伙食费由学生自己来管理，我成了膳食委员会的出纳，负责记账。
这一年，国民党滥发纸币，搞得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眼看大家都要吃不起饭了。
我们想了个办法，用“大米”当硬通货币。正好班里有个同学家是开米店的，我们就把所有同学的伙食费，都在他们家换成大米，按照原有的价格固定采购。
每天去买菜，就按“米的数量”兑换，对方拿着我们付给他的米票，去米店换粮食就行。
钱已经不值钱了，但大米，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想吃饱。
第二年夏天，国民党被打跑了，玉山解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和大家一起，敲锣打鼓地游街，欢迎解放军。
毕业后，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上饶的高中，我回到村里，帮着家里干活。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衢州师范学院寄来的。
信上说，因为我在初中的成绩一直不错，学校愿意接收我，不需要考试，直接去念书就行。
但学校要收取一笔学费，我家没钱，拿不出来。
父母知道后，很着急，到处想办法。眼看我就要没书读了。
就在这时，外祖母来了，她说愿意从家里拿出一百斤囤粮，给我抵学费。
小舅舅用担子挑着一百斤大米，送我去学校。我们从下镇坐火车到衢州。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求学。
1952年夏天，我从衢州师范毕业。
这一年，浙江师范学院刚刚成立，他们希望招收一批优质的学生，培养成老师。
我在衢州师范时，成绩还可以，机缘巧合下，直接被保送到浙江师范学院。
经过测试，我进入数学科学院学习。
我一直对数学感兴趣，但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只能在课余，抓紧时间自己看书补课。
毕业后，我留校做老师。
1954年 浙江师范学院毕业合影
徐瑞云先生是我们数学系的系主任，也是系里唯一的女教授。
徐先生对老年教师十分尊重，加以照顾，对我们青年教师则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对生活上有困难的教师更是倍加关心，不吝援助。
徐先生是一位体态素雅，和蔼可亲的长者，她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非常平易近人。
徐瑞云先生
当时教授不多，能由系主任、教授亲自授课，大家都觉得意外和兴奋。
徐先生上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她上课声音宏亮，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楚。她板书也写得一丝不苟，清晰合理，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徐先生就像长辈一样，对我们都特别好。
她常喊我们去家中做客，一有什么好吃的就分给我们。她家里干净整洁，生活简朴。
徐先生对我们的学业也很关注，她常常指定一本书，让我们自己回去自学，然后再讲给她听。
她边听边提问题，我们答不出来，要“吊黑板的”（一个人在黑板旁边站着）。
和徐先生在一起工作学习，我进步得很快，收获很大。
原本弄不懂的地方，都理顺理清了，许多更深更难的问题，我也能自己独立思考了。
1956年，我考上研究生后，学校决定把我送到复旦大学进修，师从陈建功。
陈建功先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数学界公认的权威，毕生从事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
他主张教学科研相辅相成，提出数学教育的三大原则：实用性原则、论理性原则和心理性原则。
时至今日，这些思想和方法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亦因此获益匪浅。
陈建功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回到浙大任职时，浙大数学系仅有5名学生，陈先生既是数学系主任，又担任科研和教学工作。
陈先生的理想是改变中国科学落后的面貌，培养和造就一支国际一流的数学学派。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陈先生和苏步青二人及其弟子连同浙大数学系一起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
现代数学在上海迎来高峰。
和白正国、苏步青先生在新安江（我，右一）
我到复旦进修时，陈先生已近花甲之年。
他为了在复旦大学建立起一支数学队伍，常常同时指导一、二、三年级的十几名研究生。
在陈先生看来，培养人比写论文意义更大。
课堂上的陈先生像是一名战士。
他上课像打仗一样，要充分准备，讲一个新内容，一定要讲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他的课堂除了讲公式定理，还会介绍前人研究问题的曲折历程和数学故事。
“上讲台精神百倍，下讲台满身白粉。”苏步青曾这样描述陈先生。
陈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但不是没有。他每年都要新编，老的删掉，补充新内容。
他的教学还有一大特色，即数学教学一定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陈先生常说，要教好书，必须靠搞科研来提高；反过来，不教书，就培养不出人才，科研也就无法开展。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陈先生在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中开设“数学研究”讨论班。
讨论班分为甲、乙两类，前者精读一本最新数学专著，后者读懂一篇国际数学杂志最新发表的前沿论文。
然后，我们轮流登台讲解，陈先生和其他学生可随时提问。
如果我们准备不充分没讲好、问题没答好，便会遭到当堂“训斥”。
面对专业和外文两大挑战，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治学方式，让我们不得不更加刻苦钻研，不敢有丝毫侥幸和懈怠。
每周，我们还有一次“论文介绍课”。
每周三上午第三四节课，陈先生给我们介绍最新论文，告诉我们研究什么问题、什么时间提出来的、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哪些还没有解决等。
我们受启发写论文，陈先生会亲自修改指导，并推荐到高水平期刊发表。
他十分爱护学生，我们发表文章时，他会倾尽己力帮助我们完善文章，但自己却不署名。
陈先生很好，他每个礼拜都要跟我们介绍世界上最新的课题，我学到很多东西，进步很快。
陈先生学识广博，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就是跟陈先生学习三角级数和函数逼近论。
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学到了一些理论、方法与技巧，并且应用到研究当中。
渐渐地，我自己也做出一点东西来了。
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改为杭州大学，陈先生被任命为副校长。值此，杭州大学成为陈先生一手创建的第三个数学高地。
没有陈先生，杭州大学数学系不会发展得这么好。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根据学术论文及其影响力对大学进行排名，杭州大学位居前列。
而我，很有幸跟随陈先生在复旦学习，读研回来后，又成为了杭州大学的一名数学教师。
在杭大，我一边教微积分，一边自己做研究。
国家鼓励将理论研究成果用作解决实际问题，为“工农兵”服务。我也做了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项目。
比如为工厂提产，桥梁设计，研究进口机器的结构，以及大坝孔附近的应力等等。
1964年，全国召开函数方向的学术交流会议，陈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会议由华罗庚先生主持。
华罗庚先生比陈先生小18岁，年纪轻，但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了。
华罗庚先生
就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华罗庚先生。他站在讲台上，我坐在人群中，只是远远地望着。
华先生的演讲，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听说了他的故事，更是为之感动。
1925年，华先生初中毕业后，因为家中贫困，父母已经无力继续供他念书，他只好缀学回家，帮助父亲打理家中的那间小杂货铺。
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而是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冬天在寒风中苦苦学习，他后来因病左腿致残。
华先生的经历感动了我，他的勤奋好学与刻苦努力，是我学习的榜样。
1970年，华先生在上海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把数学用在实际生产上。
省科委组织了一批同志去上海学习，我也跟着去了。
回来后，我向省里汇报说：“华罗庚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在生产上很有效果，但具体是怎么运用的，我还没有弄清楚，希望能继续学习。”
不久，我得到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批示，派我到北京师从华罗庚，深入学习，以华罗庚为榜样，认真严谨广开思路。
科技局副局长，我，还有一个干部，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北京。
十多天后，另外两人要回杭州，华先生对他们说：“让谢庭藩留下来帮助我工作。”
能留在华先生身边学习，我求之不得。
从此以后，我就常常留在北京，到华先生家里去学习。他要到外省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也叫我跟着一起去。
和华先生相处，我才了解，什么是对数学真正的热爱和执着。
1973年9月 华先生在湖南株洲推广优选法（我，右一）
一开始，我很不习惯。
他会傍晚的时候，突然丢给我一本书，让我第二天给他报告书里的内容。我熬一个通宵，也没法这么快看完整本。
第二天，如果回答不出华先生的问题，就会挨骂。
华先生原本有两个助手，但有一些题目，他会直接让我做。做不出，难免又是一顿大骂。
骂着骂着，我也习惯了，只是更努力地去研究。
有一天，华先生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我做了好几天没做出来，我想让他教我，他说：“你都做讲师了，题目还做不出来？”
我被他这么一说，不敢吱声，回去埋头苦解。
过了半个月，我再去找他，我说这题目我真的做不出来，太难了。
他哈哈大笑着说：“你是应该做不来的，我也做了很长时间没有做出来，但还是比你高明，我今天做出来了！”
其实，华先生看问题透彻，每每让我研究的问题都很有意义，我收获颇丰。
到北京几个月，我连颐和园都没去看过。有时，华先生家里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们对面对坐在书桌前，他讲我听。
除了数学和工作，其他事情，华先生都很随意，甚至完全不在乎。
有一次，华先生说：“你今天别出去吃饭了，就在家吃。我昨天晚上请陈省身吃饭，一大桌子菜，还剩了很多，你陪我一起吃。”
陈省身先生和他的夫人（第一排左一二）（我，第二排左一）
还有一回，浙江一位领导请华先生去人民大会堂看表演。我陪着华先生一起去，坐在他旁边。
表演正进入最高潮，华先生突然用手肘推推我，小声说：“带纸了吗？”
我以为他要去方便，就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他拿出笔在纸上飞快地写起来。
不一会儿，华先生突然站起来，跟身边的领导说：“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不出所料，他又回去继续研究数学问题了。
1981年 华罗庚先生来杭州大学讲学（我，右一）
只要是与数学相关的事，华先生就有无限的热情。
华先生平时对学生们严格要求，他常说：“如果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问题了，就不是数学家了!”
在他的严格教导下，学生们兢兢业业，勤奋不息，一刻不敢懈怠，即使假日也不休息。
他总是尽力把题材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有时也对一些数学定理证法的妙处赞叹几句。
我向华先生学习到的，不单单是学知识，还有做人。
华先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中，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高水平的教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就是低水平的教师。
和华先生在杭州
1983年，我担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92年调任中国计量学院院长。
这些年里，我搞过生产，创过企业，当过领导，也一直没停下手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其实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当领导，也不会做管理。当学校的一些问题都落在你手上的时候，做事是很难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这辈子，就想做个个实实在在的人。
我觉得，做人不能乱来，做的事要对老百姓有利，做校长要对师生有利，对教学和生活有利，做一个单位的领导，就应该为这个单位的人着想。
但凡事要实事求是，这样做人，才能心安理得。
我也曾见过认识的人从三清四白到贪赃枉法，最后锒铛入狱。人是会变的，官越大，变坏了，危害越大。
我最喜欢的，还是教书育人，研究数学问题。
和学生们在一起
这些年，我对学术研究始终没有停止。
教书四十多年，我培养三十多位硕士，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1996年，我从校长岗位退下来，空的时间多了，就到处去走访，重新抓起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2001年，我在中国计量大学给计算机系的学生开课。
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我也没有准备什么教材，教案，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教书，是快乐的。
现在的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真的很幸福。
在我们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先进的知识，是无比困难的。
除了要自己努力，也得不断抵御环境的干扰。
我在浙江师范教书的时候，也要去劳动。大夏天，暑气最盛的时候，一干就是好几天，中暑晕倒是常有的事，只能坚持。
文革时期，更是没法好好上课。大家都在街上游行，批斗这个，批斗那个。
我出生贫农，境遇稍好一些，被批斗过，被贴过大字报，没关牛棚。
但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们，就在这场浩劫里，陨落了。
在大街上被人群推攘着前行，口号声震天响的时候，我满心只想回到我的小书桌前，有一张纸，一支笔，一盏灯，就足够了。
要是我也生长在现在这样的好时代，定要加倍努力地学习。
这世界上的知识，太多了，一辈子也学不完。等着我去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只是我越来越老了。
我和夫人赵桂英是同行，两个人都研究了一辈子数学
2010年，我查出来得了大肠癌。
我家对门邻居就是医大校长，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手抖，不能帮我开刀了。
他推荐了一位上海来的专家，据说是亚太地区第一号的肿瘤专家。
手术后，我恢复得很好。教学工作一直在做，研究工作也没停过，还去国外访问了几次。
我的脑袋也开过刀，现在这里还有一个洞，没骨头的，但是头发挡住了，你们看不出来。
脑出血，血液占了脑部的四分之一，把脑组织都挤到一起了。
开刀后也没留下什么大问题，就是手和脚不如以前利索了。
到现在十几年过去，没有复发，真幸运。
头部手术之后 在浙江医院和家人一起
很多人都跟我说，您86岁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
其实主要是心态要好，把脑子用在业务上，不要整天去想那些病啊痛的。
除了数学研究，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钓鱼，喜欢拉胡琴，也喜欢唱歌。
前几年还去学校晚会上唱了，虽然唱得不好，但是很喜欢，哈哈。
我们一大家子
现在就是记忆力差了，许多事都忘记了，很多新论文也看不进去了。
但脑袋里还是经常会想，反思自己这些年在教学上没做好的事，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我最近在研究“π”，对，就是圆周率的那个“π”。我想把它搞明白，搞透了。
你们看我这张小书桌，80年代我就在这儿看书做题，一晃四十多年。
房子老了旧了，我也不中用了，但接下来的人生，还是要好好过。
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快乐。
一生热爱，方得始终
4月23日，一个周五的午后。
在中国计量大学理学院诸位老师们的引荐下，我跟着计量大学的马老师、王老师，以及四名计量大学的同学，一起去拜访谢庭藩老教授。
谢老是中国知名数学家，与王斯雷一起，被誉为浙江数学界函数论研究的双子星。
他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中国计量学院院长，浙江省科协常委，中国数学会理事等重要职务。
也是浙江大学函数论学派的传承人之一。他先后师从徐瑞云、陈建功、华罗庚先生学习与研究数学。
谢老至今发表过一百多四十篇学术论文，攻克了一些问题，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
他是个非常简朴的人，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热爱的工作当中。80年代分配的房子，他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谢老今年86岁了，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
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客厅里整面墙的书柜，摆满了数学书籍，书桌上也堆满了演算用的草稿纸。
客厅的窗户大大地开着，阳光洒进屋里，这个季节的风，正是清凉。我们就围坐在窗前的四方桌旁，天南地北地聊。
谢老说自己年纪大了，很多过去的事都想不起来。还反复说，自己没什么故事，最要感谢的，是他的几位老师。
一个从江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家里祖辈都是农民，家境贫寒，求学不易。
他从小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靠助学金在衢州师范毕业后，准备去当小学老师，结果机缘巧合被保送到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科学院学习。
1956年全国招研究生，学校决定把他送到复旦大学进修，师从陈建功。
后又在1970年得到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批示，到北京师从华罗庚，深入学习。
两位大师影响了谢老的一生，他一直秉持华罗庚的学术理念，尽力把题材化繁为简，化难为易。
他不仅在数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绩，而且在数学普及工作中倾注了极大心血。
谢老退休后，一直发挥余热，向大、中学生作过多场数学普及报告，鼓励年轻人们投入到学术研究与数学教育中来，激发了新一轮浙江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热情。
他一生乐观积极向上，两袖清风，坚韧朴实，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初心。
听着谢老的讲述，我的心里也涌起一阵暖意。
面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仍有一颗滚烫真挚的心。
一方书桌，一张纸，一支笔，就是他想要的全部。
我们需要的其实也并不多，一生热爱，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