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孙绍振下饭

（特地选了一张可以展示孙老师那缕桀骜而洋溢的“长发”的照片。人生总有不可控的细节，但捋捋就能平了。）

孙绍振老师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心中的神，自然也是我心中的神，可今天有幸，我和我的神一起吃了顿饭。记得学生时代，我们都爱叫他“老孙头”，这是中文系美才女对孙老师的昵称。

天冷，82岁的老孙头今天戴起了鸭舌帽，我时常怀念的那缕飘逸的长发今日乖乖地躲在帽子里保护着他智慧的大脑。这么多年过去，孙老师依然还是印象中那个才思敏捷、语速惊人、意气风发的大才子，唯一不同的是，他脸上的老人斑却用美容手段去除了，颇有点返老返童之感。孙老师学生太多太多了，却对我这个在博物馆工作的学生仍有印象，难道是因为我是美女？盲目的自信让我想起了老师的幽默散文集《美女威胁论》，有威胁感的美女自然令人印象深刻，更何况我跟王昭君一样正在“插队”。

言归正传。孙老师因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而名噪全国，为上个世纪80年代新诗发展举起理论大旗，而他的《文学创作论》还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获益匪浅，而至今莫言仍念念不忘，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孙老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扛把子，他身上充满着典型文学型气质。然而，我却没料到，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推崇之至；在他依旧热情洋溢地讲演中，我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餐，颇有“拿孙绍振下饭”之感，真真的是美餐，从物质到精神。

为了能跟孙老师吃顿饭，我拉来心中另外一个大神：袁勇麟老师来作陪。袁老师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导，是他这个年龄层的学术担当；而孙老师一见到袁勇麟老师就开始了一番“训话”，反复嘱咐袁老师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时候，一定要融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和背景，没有传统文论的支撑，哪怕是现当代的文学也没有办法深入下去。脱离文学掉进历史研究的坑太久，孙老师的“训话”其实我已听得有些不大懂了，但袁老师态度十分谦和，俯首垂听，孙老师似乎又为福师大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指出一条更加富有发展前景的道路，需得如此，才能如何，不论什么研究都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听得我热血沸腾，一身鸡皮疙瘩，因为鲁迅和沈从文的博物馆工作经历，让我安放在博物馆的文学青年的灵魂又澎湃了起来。

晚餐是因为诗歌而聚的，诗歌自然是需要被点燃的话题。诗人黄曙光让我们欣赏他创作的诗歌《三坊七巷》，孙老师仔细听完全诗，说如果能在这首诗歌中融入传统的文化的背景，三坊七巷的灵魂就能更显现出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并不冲突，现代文学要脱形于传统才能保有鲜活的生命力。黄曙光，一个本该“满身铜臭”的广告界大佬，至今仍有一颗清新的诗歌之心，他说得益于1985年的孙老师。33年来不论从事哪种行业，黄曙光依旧为诗为动，因诗而燃，向每个朋友吟唱他创作的诗歌，这样的赤子之心似乎因为诗歌而不曾沾染俗尘。也许，这就是诗歌之美。

聊着聊着，孙老师兴致开来，跟我们讲了一段他小时候的故事。出生在1936年的他，因为日本侵略战争，一岁的他被父母寄养在盐城的农村四五年；回到父母身边后，在上海又亲历了日本人的抢掠，也亲见日本人枪杀同胞。幼年苦难的经历和面对过死亡的恐惧，让他十分坚定地说：我们这代人是永远不可能原谅日本人在中国做的一切，而中国共产党确实拯救中国，没有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演讲”时孙老师永远发着光芒，我刹那懂了：和平就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谁带来了和平谁就是救世主。

饱餐的我发现幽默风趣的孙老师其实一直“用笔为勺，拿话为飨”，“哺育”着一代代的学生，影响着社会上爱诗、爱文的青年人，用他持久热情带动着文学青年们和他一起感悟生命、体味人生。深受朱德熙先生影响的他告诉我，他其实传达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辩证的方法。师者，传道受业解惑，唯此也。虽然毕业已有15年，我仍然保持着一种热情，每当极度颓废时，总是会想到文科楼前孙老师和我打过的招呼，风吹过他头顶那缕标志性的长发，手一缕又整齐了。

回程的路上，孙老师告诉我，他之所以如今还能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与其在下放期间大量阅读的积累，以及对《资本论》的研读和黑格尔哲学学习有着莫大的关系。只要积累深厚，大器何惧晚成？他还说，北大的谢冕老师现在基本都是散文创作，而他还能用哲学辩证地方法撰写论文，这不，最近他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刚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节选都已经不容易，更何况全文。文史哲不分家，文学青年可别忽视了对历史和哲学的学习。而于我，孙老师交代我去认真研读《资本论》，以及相关的辩证法。我欣喜若狂，砸吧了一下嘴，咕嘟吞了一口口水。

拿孙绍振下饭，美味绝然，此生难忘。

（晚餐时，还有孙绍振老师的老友王炳根馆长在场，他们俩的互动交流也是令人感动，准备另写《友谊》来记录。）

2018年3月10日，凌晨，于水都

PS:

朱德熙，北京大学副校长，一个差点被物理专业耽误的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