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杨文骢：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下）
清军南下期间，杨文骢在兵部任职，后来中计导致长江失守，率军退到苏州，继而又退到了福建，最终仍然被杀。《南疆逸史》中称：“及大兵渡钱塘，文骢与鲁王大学生田仰同遁至山岛中，军士尚万人，无何。与田仰同遣卒载币帛献贝勒，于道降迎，贝勒受田币而杀杨使者。明日阅其兵，令田兵居左，杨兵居右，各释兵械，驱田兵出，以铁骑园杨兵而歼焉。文骢父子皆死，其监纪孙临，亦不屈死。临字式公，祠城诸生，兵部待郎晋之弟。为人举止风流，文采动人。后避难台州，文骢招之入幕，奏为职方主事，遂与同难。”
根据《南疆逸史》的记载，杨文骢乃是投降后被杀，然正史中却没有这种说法，《明史·杨文骢传》中谈及：“文骢走苏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初，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进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甚，鼎卿赒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
杨文骢退守苏州时，清军占领南京，而后命令黄家鼒前往苏州招降，杨文骢立即杀掉了黄家鼒，可见其不肯投降之决心。《明史》本传中还说道杨氏父子就是因为受马士英的连累，而被后人诋毁。关于杨文骢之死，《明史》本传中称：“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临，字武公，精城人，兵部待郎晋之弟。文骢招入幕，奏为职方主事，竟与同死。”
车停在了水库旁边
从《明史》记载看，杨文骢并无投降之事，更为难得者，则是他被俘之后拒不投降，其家36口人一同被杀，其副将孙临也一并被杀。对于这些宁死不屈之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中赞叹说：“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金声等以乌合之师，张皇奋呼，欲挽明祚于已废之后，心离势涣，败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补。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虽然说，朝代更替乃是天意，但视死如归之人仍然被后世景仰，这样铮铮铁骨之人，却因《桃花扇》和《南疆逸史》的广泛流传而使英名蒙尘，这个结果真的令人感慨。但后世也不全是看热闹的人，多有学者为此鸣不平，比如陈昌繁在《杨文骢与马士英亲眷关系的新考证》一文中谈到了《明季南略》对马士英早期生平的记载：“马士英，字瑶草，贵州府贵阳人，崇祯辛未进士，本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与袁崇焕同里，居北门街，又同辛卯年生。士英本姓李，年五岁，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而去，故从其姓。”这里称马士英早年本姓李，过继之后才改姓马。同时，又用杨文骢所撰之诗来说明杨之妻姓越，然而杨文骢的其中一位妾姓马：“杨文骢纳有数妾，其中仅一位姓马名婉容的是秦淮歌妓。《马云龙墓志铭》中，未见明卿另有小女的记载。即使是有，论辈分、习俗也不可能去嫁给姐姐的女婿当小妾。论辈分，马士英比杨文骢还高一辈，故杨文骢只不过是马士英沾边的甥婿而已。”这些考证说明，杨文骢虽然与马士英确实沾亲，却是远亲。
这是养小龙虾的池塘
还有人注意到，马士英给《山水移》的题诗中落款为“社弟马士英”，而同社的周祚新是杨文骢的妹夫，他在《山水移》的落款则署为“眷社弟”，这里也说明杨文骢与马士英乃是远亲。
其实我倒觉得这样的考证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从事实上必要性不大，因为马士英人品再差，也并不影响杨文骢慷慨就义的英名，况且后世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者，比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杨文骢所绘的《兰石图卷》，卷首有吴庆坻所署“离披夭骄”四字，此语乃是取自杨文骢所撰《题兰》诗：
离披夭骄人不识，赤脚蓬头走荆棘。
国香一种自天然，不用胭脂卖春色。
从此诗可以看出，杨文骢不屑与淤泥为伍，此卷后还有扬州藏书家马曰璐所题跋语：“诚以兰之性情，盖在幽芳独茂，不与众草为伍也。然写兰者，亦视人品之清浊何如耳。人品清高，其翰墨自多俊逸。……尤精于画兰，得兰之神理。每一涉笔，无不舒和清韵，由其气节之概，流露豪翰之间。固非区区庸流所能仿佛其万一也。”
都先生走入林中如履平地
马曰璐在此高度夸赞杨文骢有着兰花一般的高洁人品，而张宗祥在给该画的跋语中对杨文骢与马士英的人品作出了比较：“殉国犹全晚节名，沅兰湘蕙有余清。南郡名迹知多少，愧煞当时冯玉瑛。”此诗中的冯玉瑛其实就是马士英，《过云楼书画记·画五》载：“龙友与马瑶草在明季俱负诗画名，顾瑶草画后世至改名为妓女冯玉瑛作。”
马士英也是位绘画高手，然其人品低劣，后世就将他的作品落款“马士英”二字添加笔画，改为了同名妓女冯玉瑛，以此来表示对马士英的厌恶之情。然而高居翰在《山外山·晚明绘画》一书中作了一番辨析，该专著的第五章“多重流派：业余文人画家”中将杨文骢与黄道周、倪元璐一并论述，而将此三人并提的原因，高居翰的解释是：
这三位晚明画家一向都被中国作家拿来相提并论。这样的归类方式既不是按照地理区域，也不是严格地按照画风的属性，而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归类方法，系按照画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来加以区分：这三位画家都是朝廷大臣，都曾在内阁任职，他们三人也同样都是以明代遗民的身份，随着明代的覆亡而壮烈殉节。
脚下无路
对于这样的分类方式，高居翰说：“在这一类的例子当中，画家的生平往往可能比他们存世的画作，来得更加多彩多姿，而且更能震撼人心。”接下来，高居翰在其专著中探讨了画家生平跟画作水准的关联问题：“中国人在评估这些人的绘画成就时，肯定会因为景仰他们具有儒家的操守，而受到影响；换成我们（按：指西方人）来探讨这些画家时，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也犯同样的毛病，比方说，因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将他的绘画创作放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欧洲画史当中，大书特书？”
这个话题探讨起来颇为有趣，但一个社会观念业已形成之后，却很难出现实质性的改变，这正如书法家所强调的人正则笔正。虽然这种论证方式更多者是以情感代替理性，但谁又能改变社会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呢。
高居翰在文中也提到了杨文骢在松江任职期间，因为结交董其昌而受其影响：“身为画中九友之一，他接受董其昌及其文圈所提出来的美学处方：他不太尝试为景致营造一种气氛感，或是使其呈现出一种真实感，他作画也不设色，否则就背离了'南宗’严格的批评。方以智赞美他是同辈画家中，三位'墨妙’者之一，并且是'非复仿云间、毗陵’风格者。他的画作的确和董其昌很像，都专注于纸本水墨语汇的优雅细腻，而较不在乎图画的生动与否。”但高居翰同样注意到杨文骢的画作不同于董其昌之处：“和董其昌许多作品相比，杨文骢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地公式化；下笔较轻，布局一般也比较随意松散，其中他最好的作品达到了一种自然的境界，但与自然主义的画风相去甚远。”
第一座坟不是寻访目标
看来杨文骢以自然为师，使得他的画作有了别样的境界，虽然高居翰认为与自然主义画风相去甚远，但这也足以说明杨文骢在绘画上有取法自然之处。而倪元璐在《题山水移》中点明了自然之景对杨文骢画风的影响：“向平遍游五岳，而宗少文则便之以图画。二子各得其一端，龙友兼之。然则，龙友既圣矣乎！”
从杨文骢流传后世的画作来看，他也经常临摹前人，比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拟梅道人山水图》显然是取法吴镇，杨文骢在该画的题词中写道：“梅道人避兵武塘，自署其墓曰'梅花和尚’。及乱兵至，而草木无恙。其智识超卓，已通于仙，故其一笔一墨，俱带仙气，余闲居神仙山水之乡，日与逋仙、西子为伍，孤山之阳种梅花千树，以香魂洗其笔砚，吾知和尚再来。”
虽然有不少的临摹之作，但杨文骢依然强调我笔写我法，比如他在《山水移》所录的自作诗中，有一首名为《画兰自有律，余岂不知之，然耻向他人逐脚根也，宁用我法》，题目即是观点，他在该诗中写道：“淮阴能将兵，多多则益善。武穆雄千古，步伐皆野战。岂无规矩成？庸人自不见。我有秋兰情，执笔开生面。一笔无卿法，纷披疑杂乱。吹气索根株，万法自相贯。纸上有孙吴，痛哭耕破研。”
杨文骢在其当世已有很大的画名，周亮工《读画录》中称：
杨龙友文骢，一字山子。贵州孝廉，家秣陵。工画，善用墨。初为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然负质颇异，不规规云间蹊径也。后贵阳之势渐张，急于功名，不复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题册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时习，无心赞毁，间作生活者。”
路越来越斜
周亮工提到杨文骢善于用墨，又从董其昌那里学到了画理，但其画风并不被董所笼罩，而是另辟蹊径画出了自己的面目，后来因为忙于政事无暇作画，于是前来求画者，多由他人代笔。
究竟如何区别代笔之作，这是鉴定家的问题，而杨文骢的亲笔画作颇爱后世看重，比如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夸赞说：“杨龙友文骢，天资潇洒，下笔有风舒云卷之势，盖其负质异也。余见尺幅数种，均系一时兴到之作，不为蹊径所拘，而静逸之趣充溢缣素间，纯以士气胜也。”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杨文骢《赠尧夫山水图册》册后有罗振玉所书题记：“杨龙友画在有明末季独树一帜，与吴中诸家颇别，而能奄有众长。”
关于杨文骢之墓，我从搜得的资料上得知，其址位于安徽省桐城市龙头乡平桥村枫香岭东南麓，其墓名为双忠墓。操鹏编撰《桐城市旅游实用手册：文都揽胜》中有《双忠墓》一文，文中有如下介绍：“位于桐城枫香岭东南麓，距县城16公里，今属卅铺镇平桥村，乃明末唐王时监军副使孙临与兵部侍郎杨文骢之合墓。墓地长9米，宽4.5米，面积40.5平方米。冢高1.2米，冢后有碑，高1.5米，宽0.53米，厚0.1米。砌石作圹，垒石为坪。碑正中阴文大字：'明孙氏显考兵部职方司主政武公府君’，碑左上方，阴刻铭文：'大清康熙元年岁次壬寅仲冬月少司马中丞杨公讳文骢字龙友桂阳人同兆’，碑下款阴刻：'男中础、中岳立墓。大清雍正十年岁次壬子仲冬月谷旦’。据碑知：孙临、杨文骢康熙元年（1662）同葬于枫香岭，雍正十年（1732）立碑。”
杨文骢乃是贵州人，其何以葬在了安徽桐城，此事与他的副将孙临有关。当年清兵将杨文骢一家36口及副将孙临杀害之后，当地人皆重其气节，等清军离开后，附近的村民将杨文骢和孙临的遗体移到一棵大树下掩埋，为了后人能够找到遗迹，村民将这棵树的树皮刮下一些后将两人的名字刻在树上。两年后孙临的侄子孙中韦奉祖母之命前往福建寻找孙临的遗骨，等他从地下挖出时，已经完全无法区分其中哪一具是孙临，于是孙中韦只好将两具遗骸焚于东峰僧舍，之后将两人骨灰一同带回，六年之后，将二人的骨灰葬在了枫香岭，并在墓旁建祠堂来合祭，故当地称此墓为双忠墓。
密不透风的树林
2019年7月24日，我继续在安徽境内寻访，此次从舒城县乘出租车前往枫香岭。司机说他并没有去过此处，但他称开车多年，很相信导航能带我们到达准确的目的地。沿途的公路多有修造段，故绕来绕去，令司机忍不住一通抱怨。五十余公里后，渐渐驶入山区，今日天气已超过38度，虽然有云朵飘过，但依然挡不住烈日的暴晒，蓝天白云下的青山虽然颇具画面感，但我的脸被晒得生疼，而车上也并无可遮阳之物。
终于找到了双忠墓
进山之路越开越窄，好在路面全部用水泥打造并无坑洼，到了导航的目的地，看到的却是一个鸡窝，于是下车找人打问。烈日之下难见行人，走到坡下方遇到几位老人，在他们的指挥下，拐入了更窄的一条水泥路，又开出几公里，终于来到了百岭村，然而村委会的大门却上着锁，我请司机在车内等候而后入村内找人。
趴在地上细看上面的字迹
在村中看到三人，向他们打问双忠墓，三人均能指明方向，但他们所说的当地话我仅能听懂一半，于是请来司机翻译之。他说舒城虽然距此不远，但语言却有较大差异，他也只能听懂一部分。从大概意思了解到，双忠墓处在一片树林中，既无指示牌也无道路可通。这样的寻访最难找到目标，于是我请求三人能否带路，这三人商量一番而后，由其中一人上车带我们前往。
孙临的名字比杨文骢大
出村后继续向上开行，而后车停在了一个小型水库边，带路者告诉我二人说，双忠墓就处在水库对面的山坡上。但水库边缘没有道路，故车只能停放于此，而后我们步行前往。在路上我向带路者请问姓名，他告诉我姓都，其说了几遍我才听清楚，竟然是这个字，而该姓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都先生走路大步流星，他很快穿入树林，而脚下连羊肠小道的痕迹都没有，只能踏着落叶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树林内向上攀登。走出不远就看不到他的影踪，我只能大声请他停下来，他让我停在原地别动，因为他也不确定双忠墓的具体位置。
旁边的塑料花
山林密不透风，我跟司机呼哧喘着气站在原地，无论怎样擦汗都止不住，双眼被汗水刺得生疼。不一会儿听到了都先生的喊声，他说找到了双忠墓，听声音他已经在山的下方，于是我跟司机寻声慢慢下行，跨过两道沟终于找到了都先生。
上面刻着“杨公讳文骢”
眼前的双忠墓已经看不出墓丘的形状，墓前的三块石碑因为山洪的冲刷已成向前倒伏状，附近没有其他的碑刻或标记牌，也未找到文保牌。我趴在地上细看石碑，果真看到了孙临和杨文骢的大名，见此，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要拉我下山的都先生
从周围的环境看，这里看不到一块能够建造祠堂的平地，不知当年的祠堂是否建在水库的位置，但即便如此，也应当修一条道路通到墓前，否则后人如何来祭奠呢。然而我在墓旁却看到了一束红黄相间的塑料花，说明此前确实有人来这里祭奠过这两位英烈，他们又是如何在密林中找到此墓的呢？都先生向我解释了一番，可惜我始终没听明白他的所言。
下山同样无路
拍完双忠墓，而后沿着树林下山，依然找不到羊肠小道，我一脚踩空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好在地上的落叶起到了缓冲作用，丝毫未感到疼痛。都先生拉着我的手缓慢下行，终于走到了山下。开车将都先生送回村中，在其下车之时，我拿出100元钱塞给他，他坚决不要。都先生不断地说：“我是此村人。”总之，他认为我能在大热天来朝拜这位先贤，他就应当做这样的事，同时欢迎我到他家去喝茶。因为天气太热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告诉他我还有下一程的寻访，于是向这位好心的都先生挥手告别，之后奔桐城市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