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编纂村史 为子孙留下根文化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讲好故乡故事，留下根文化，历时两年，7旬老人张保中编纂的村史《故里乡贤》出版印刷……连日来，这一消息在威县邵梁庄村不胫而走。

5万字  全景式描绘村史

《故里乡贤》一书的封皮呈米黄色，“故里乡贤”几个字苍劲有力，样式设计简单大方。全书分五部分，着重从历史演变、时代精英、战斗堡垒、群英风采、鹏程万里等方面收集记录了邵梁庄村发展历程，约5万字。

全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结构、简洁的文字，全景式描绘了邵梁庄村的乡村文化和民俗风情，详细记录了650余年间全村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

留住文化的根、精神的魂

邵梁庄村，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曾出过以王伯廉、刘啸东、刘杰为代表的一批时代精英，他们的名字已列入威县名人馆。邵梁庄还有“圣人府”美誉。在清光绪年间，出了文武两个举人，一个岁贡。文举人刘啸东，武举人杨奠山，岁贡王以锷。这些人前仆后继，用智慧甚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赞歌。

“老一辈英勇、光辉事迹不但影响了我一生，已深深烙在了我的灵魂深处。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人和事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愈发清晰。”威县民政局退休干部张保中说，2017年春，他萌生了编纂村史的想法，想给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的根、精神的魂。

听口述、查资料  不辞劳苦

由于原始资料积累太少，为客观记录史实，他与村里退休老干部王英社、王银杰等人走街串巷，找当事人或知情人，了解情况。

“有时候去了找不见人，或者找到知情人，由于年事已高，谈吐不清，只能动员其家人找可靠的文字材料。”张保中介绍，为核实事情真伪，他曾经一天往返县图书馆10多趟。他先后召集事件亲历者开专题座谈会20多次，搜集群体记忆。为求证一个问题，他曾一天之内给一外地亲历者通话10多次。

村民看到老人着实辛苦，后来都主动找到他讲述自家前辈的故事，并提供有价值的文字资料。

村史在手  知晓古今不少事

在老人的书房里，记者看到一大摞手稿，一页页手写的稿纸上工整地记载了邵梁庄村村名起源、建村历史、历史名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堆在书桌上的历史资料则足足有2尺高。

两年时间内，在老人的精心打磨下，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口口相传的记忆碎片最终被编纂成册，成为了一本本内容翔实可以传世的史书。

“有了村史村志，才能讲好故乡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有了村史村志，这个村才算真正有了根，有了魂。”首发仪式上，村民们手捧这本书感慨不已。

“这是威县张营乡的第一部村史，不但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根，更是为全县编修村史、村志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威县政协副主席蒋志华说。

志书编纂是七分资料三分写。如果没有资料搜集，编纂就成为“无米之炊”。可以说，资料搜集既是志书编纂的重点，又是志书编纂的难点。

说其重点，是因为资料是志书的基础。资料愈丰富，志书功能愈强大;资料愈真实，志书价值愈珍贵。清代方志大师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及信史。“全史”是指资料的广泛性与丰富性，“信史”是指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胡乔木亦曾说：“方志有多种特性，如地方性、时代性、综合性和资料性等等，但资料性是其本质属性，只有通过资料，才能体现其它各性;方志的功能也只有通过资料，才能发挥出来。”所以，自古以来，所有修志者都把资料搜集当作修志工作的“第一要务”和重中之重，在这方面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例如：孔子修《春秋》，“得百二十国宝书”;司马迁著《史记》，“代为史官，亲掌图籍”;班固撰《汉书》，“选择前书，缀集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