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

黄河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次数就达到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格局都造成重大影响。最近的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1855年，即清朝咸丰五年。那年夏季，黄河流域大范围有暴雨，导致水位短时间内暴涨，加之下游河道易淤塞，黄河从开封兰阳县（今开封市兰考县）铜瓦厢决口北流，浊浪滔天，夺大清河后从山东利津县入渤海。这次黄河大改道造成山东多地受灾，洪水退去后土地沙化严重，很多农民为了生计走上闯关东之路。想了解更全面的历史故事吗？来看下方《中国历史地图集》，含300多幅地图，限时98元包邮哦！

《中国历朝地图》

中国黄河改道史

黄河的每一次改道，不仅改变了若干个王朝的国运和生死，还影响到今天中国北方省域的划分，以及北方人们的性格地图。

黄河的三次主要改道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炎黄文化的发祥之河，没有太大争议。除却黄河河套平原等沿岸灌溉功能，以及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对早期炎黄文化的滋养，历史上黄河的每次改道、决口给中国北方人民带来的祸害之深，应该更没有争议。

黄河究竟决了多少次口，改了多少次道，从殷商时期屡次的迁都，到抗战时期花园口被炸后的人为溃堤，应该没有准确的数字了。

郑州花园口决口

从黄土高原南下的黄河从潼关往东，北有中条山、太行山，南有北邙山，出了孟津口，黄河才成为一条历史泛滥决口之河。

从这里向下，黄河才开始携带上流泥沙，呈扇面状，北至海河水系的易水，南至淮河，规律性改道决口。

虽然黄河决口不计其数，但从历史上看，黄河的长时期、大规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道有三次：

一是信史之后，北宋之前的历史时段，黄河从北线，今河北、天津渤海湾入海。线路大概为：河南延津、滑县（滑台）、卫河、京杭大运河河北段、河北中东部、天津入海口。

有些人可能一直纳闷，春秋战国时期，今天山东境内的齐国，怎么就一下子越过河北省打到了今天北京首都地界的燕国。是的，春秋战国时期，燕赵齐三国的分界线便是当时的黄河（沧州以北）和易水的交叉点。

今天，河北的沧州以南沿海地带、东南部，当时的黄河南岸、东岸，都属于山东齐国。

在中国北宋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邺城（安阳）、洛阳、开封为三角的中原核心地带，经常会频繁出现枋头、滑台等历史战事的地名出现。

滑县庙会

唐代中期，其实，滑台便是今天的豫北滑县。慕容氏建立的南燕小国还曾经将都城迁到滑台，但终因是四战之地，最后又迁往山东益都（今青州）。

中唐诗人李嘉祐曾有一首《送马将军奏事毕归滑州使幕》的名诗。诗曰：

吴门别后蹈沧州，帝里相逢俱白头。

自叹马卿常带病，还嗟李广未封侯。

棠梨宫里瞻龙衮，细柳营前著豹裘。

想到滑台桑叶落，黄河东注荻花秋。

巧合的是，在全唐诗中，比李嘉祐生卒年月较晚一些、“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崔峒也写了一首几乎相同的《送冯八将军奏事毕归滑台幕府》一诗。

王门别后到沧洲，帝里相逢俱白头。

自叹马卿常带疾，还嗟李广不封侯。

棠梨宫里瞻龙衮，细柳营中著虎裘。

想到滑台桑叶落，黄河东注杏园秋。

唐大历年间为766-779年，李嘉祐虽然生卒不详，但有章可查的是，李是天宝七年（748年）中的进士，理论上讲，无论从诗人年代的先后上，还是从崔诗的更朗朗上口上分析，应该可以断定是李诗在前，崔诗仿照在后。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一首在滑台（州）幕府“想到滑台桑叶落”的借物言志的诗，会被反复传唱至今。可见当时河边“黄河东注”的滑台位置的重要性。

滑县道口古镇大运河

事实上，在黄河北线入海时，滑台（今黄河北岸的滑县）是黄河南岸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和军事要地。

同样，枋头则是当时黄河沿岸与卫河（白沟运河）交汇的一个重要水利枢纽，枋头者，正是当时水闸工具之一。

另外，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曾经很牛的一支劲旅叫瓦岗寨起义军，所谓瓦岗便是在当时靠近滑台，黄河岸边南岸的一个据点。

我们后面还会说到，由于黄河出了太行山-北邙山这一峡口地带进入黄河中游平原以后，不断钟摆式南北扇面状改道的影响，黄河以北，发源于太行山系的水系，都受到其百般蹂躏和侵扰、侵道。卫河、漳河、以及更以北的滏阳河、滹沱河和易水等今天海河水系都受到其占道入海过。

物有两极，黄河的侵道，虽然造成了河北东南部中下游平原的洪水肆孽（今天衡水湖的产生便是当时黄河侵占滏阳河等河流造成。衡水名字便是来自历史上的河北大泽——大陆泽——今衡水湖。）

衡水湖

由于黄河的充沛水量，从战国、三国曹魏开始便开始在河北地区，依靠卫河、漳河以及黄河河道，修筑通往幽州（今北京地区）的白沟等运河。黄河虽然屡次占道侵道，但其暂时性侵道之后，上述被侵河道往往能又成为运河的天然建造基础。

北宋时期，易水和黄河入海口一线之所以能成为防御北方辽金的边境，便是由于当时此地（今天的雄安新区）河网密布，稻田纵横，让北方游牧骑兵难以作为。

古淮河

而正是当时北线黄河岸边，首都开封的最后一道防线澶州（澶渊，今天黄河河道北岸的濮阳），被辽兵攻破之后，北宋才最后败亡。

二是南宋至清代中后期，黄河从南线，开封经菏泽，徐州，泗水（京杭大运河）入淮，占古淮河入海口入海。

黄河这次钟摆般从1点钟方向从河北、天津入海，变成南下5点钟方向豫东、江苏入海，从南宋至清代中后期之前，稳定了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可以这么通俗记忆知识点，就是，北宋灭亡之后，有民族气节的黄河也不愿沦为北宋亡国奴，转而掉头南下，东南追随南宋偏安朝廷，南线侵淮入海。

开封天波杨府

当然，在侵占淮河，南下东南入海的黄河，和在北线入海时一样，也不安分，最凶猛时，曾经在元代末期，屡屡从开封南岸决口，侵占淮河支流颍水、汴水等淮河北部水系河道。造成今天，豫东南、鲁西南、皖北，苏北等面积庞大的历史黄泛区。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徐州作为连接南北方的战略要地开始重要起来。京杭大运河，正是从明代起，经由徐州，沿黄河、泗水水系北上。连通南北的运河不再经由开封的汴水水系向西折弯，再经由卫河运河达到黄河以北。而是从徐州至德州，山东段直接取直。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进一步缩短。

和北段黄河一样，南线入海的黄河也一样屡屡改道侵犯京杭大运河河道，泥沙淤积大运河，造成漕运的不通。明朝治黄名臣潘季驯的方法简单说就是，以黄治黄。在运河水道旁开两个堤坝，一个堤坝河道利用黄河之水的冲击力束沙冲击河道，防止河道淤积，另一个河道则是阻止黄河的侵占运河河道，事实证明，潘的这一方法十分有效，被世人认同，沿用到后世。

但面对黄河的不定期性的泛滥，只要一个强力有充足财政财力支持的政府存在，以及这个政府具有整体动员、人力协调能力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运河和黄河的并行不悖，相安无事。所以，明代、清代中后期，运河往往因黄河侵扰、淤积等被荒废。

直到，清代中晚期，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再次改道，回到历史钟摆的中间位置，今天，豫东一路山东滨州、东营入海的今天的黄河河道。

三次相对稳定的改道，第一次北上，东北方向侵占海河，第二次南下，东南方向侵占淮河，第三次中部彻底侵占古河流——济水，形成今天的黄河中下游河道。

从西汉汉武帝亲自到黄河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地带，命令他以下的所有大臣都去背石头填堵缺口，并有感而发做了一首《瓠子赋》：“瓠子决兮将奈何？……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到抗战时期的黄河花园口决口，造成今天的中国歧视地图——狭义的黄泛区。漫长历史上，黄河决口的次数真正罄竹难书。

黄河对中国北方水系和省域划分的影响

千百年来，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再没有黄河这么蹂躏中国北方的其他水系的了。

北到海河易水、永定河，南到淮河上下游。黄河南北挨个收拾。黄河以北，黄河先灭了济水。

济水作为中国一条古老的水系，直到今天其轨迹依然可以找寻到，从上源发源于王屋山，今天的济源，到中游今天山东西北角菏泽的古济阴（今定陶）、济宁，再到省会济南，直到1855年，黄河回到中线侵占并彻底灭亡济水（大清河）入海，济水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存在的。

向北，黄河依次侵占过卫河、漳河、滏阳河（滏水），并形成连锁反应，造成滏阳河侵占滹沱河、滹沱河侵占易水。造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水系依然容易在中游积淤泛滥。

向南，黄河曾经从开封南下，侵占到颍河河道，沿颍河水系安徽入淮。西到河南中部的颍河，东到山东南流入淮的泗水，黄河无一没有侵扰过。直到今天，西起颍河，东至泗水，开封至徐州，黄淮之间的东南流的若干河道，已经难以分清谁是谁。乱流至今，已经很难细分出汴水等古河道。

古诗里的“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的诗意，在今天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四省交界地区，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让人还能感受的到，黄河千年侵扰之前，此地水系发达的明证就是这条水系，产好酒。东到鹿邑大曲，口子窖、扳倒井、古井贡酒、西到洋河，无一不是淮北水系，沿开封至宿迁西北-东南走向，黄河故道下的名酒带所产好酒。

黄河不仅影响了历史的水系，还影响了中国北方的省域划分，某种意义上就是黄河的改道决定了你是河南人，山东人，还是江苏人。

黄河北流河北入海时，黄河曾经是河北（燕赵、冀州）和山东（齐鲁、青州）的划分界限。河南（豫州）、山东（青州、兖州）的界限。

黄河入海口日出

黄河第一阶段，北流入海时，整个济水水系，包括今天山东的曲阜等山东西南地区，甚至都属于古豫州。而直到黄河第二阶段，南流淮河入海以后，才形成今天的河南和山东省界。

同样，正是为了治理黄河的便捷，新中国成立前后，豫北、冀南，鲁东南地区，沿黄河中游两岸成立了以今天河南新乡为省会的平原省。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黄河岸边，河南东北角的台前等几个县才从山东划到河南。

徐州之所以成为苏北重镇，划为江苏，便是由于明清时期，管理京杭大运河的便捷。历史上，徐州和鲁南地区，传统都是一体的。甚至直到民国时期，徐州都是被山东北方军阀习惯性占领。尤其北洋系复辟的张勋占领徐州时根本不受江苏督军位于省会南京的节制。

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便是在今天的山东省枣庄市。

由于近代黄河从淮河改为中线（济水-大清河）山东东营入海。造成了今天河北和山东以京杭大运河为省界；河南和山东，山东和江苏、安徽，以黄河南线古道为省界。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明清时代位于北京的京畿首脑地区的财赋都要靠京杭大运河的通联，而运河和黄河更是相爱相杀。没有古黄河钟摆式南北游荡，京杭大运河不会有充足的水量供给以及古河道可以低成本利用。

而同时，运河又伴随着黄河的屡屡侵扰，在明清两朝，治黄的重要性在专制王朝朝廷上如此要紧，某种程度上不是因为百姓生死，而是为了维护运河漕运。所以才屡屡治黄。屡黄屡治。

当然，大运河的存在，也改变了中国北方尤其冀鲁豫三省、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的经济版图。形成了徐州、德州、临清、大名府等明清一系列经济重镇的存在。甚至上述运河形成的经济重心重镇，直到近代中国铁路的出现前还在发挥作用。

河北大名府

黄河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省域划分，还决定了朝代兴旺。

甚至，某种程度说，元朝直接原因便是因黄河改道灭亡的。我们之前讲颍水的时候已经说过，元朝末年，最后一个皇帝还算清明，甚至出现了脱脱（时任宰相）新政。名臣贾鲁治黄也算成功。（为了保证黄河不改道北流侵占河北沧州沿线朝廷赖以维持的盐场，疏导黄河继续从南线开封-徐州古河道入海。）

但就是因为治黄时民工的大量聚集造成白莲教的借机在此发动起义。其实历史荒诞的是，贼王八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紧接着黄河又连续泛滥，终其大明一朝，也没治理个头绪，直到中期潘季驯的出现。

黄河改道所影响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焦虑症

在中国漫长的旧中国专制时代，有两件事情是伴随整个封建王朝朝廷和士大夫个人政治命运的永远争议，这就是：关于太子的废立和黄河治理。这两件事，几乎在每个朝代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争论和组团拉帮结伙争论的焦点。

太子决定了未来的皇帝，黄河的治理则决定了漕运和生民的生死。旧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梦想治国平天下，黄河一日不能河清海晏，士大夫自然一日不可不虑。

黄仁宇所著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其实便是源于其在美国时所研究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研究基础上写的社会学散文。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黄河治理的最后一次大讨论余波甚至持续到今天。那就是上游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这场讨论涉及知识分子之多，讨论漫长至今。简单说，两派，一派以黄万里为代表等坚决认为的水库未来会淤积，水库成为废库，同时黄河蓄水将倒灌渭河，使渭河河床提高千年良田受淹。另一派认为水库修建，将科学地一劳永逸解决黄河下游“地上河”泥沙淤积所造成泛滥、改道问题。

我国地理学家、气候学家，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创始人竺可桢先生早在1955年为《学习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黄河年输沙量年平均十三亿八千万公吨，如果建造大型水库，15到20年后就会被泥沙淤满，失去水力枢纽控制防洪、发电、灌溉、运输的一切功效。”他委婉指出，“……因此，目前除了建设水库可以暂时拦蓄泥沙外，在根本上就要大力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这是治理黄河的关键。”（《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然后，在整个社会充满了一劳永逸把黄河治好的美好愿景下，1957至1960年，三门峡水库开建。

三门峡水库

关于黄河治理的讨论，其实技术层面已经破解，那就是贾鲁、潘季驯等人的疏导和堤坝共举。其实新中国建立之后，之所以解决了黄河泛滥问题，其实是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彻底解决了封建王朝治理黄河时财力捉襟见肘，挖西墙补东墙的修修补补的问题。

再一点就是，彻底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对于黄河中下游泛滥和改道的影响。虽然现在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毕竟整个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竺可桢先生曾经在文章中（1963年11月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所宣读论文）赞赏并引用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一个观点：统计显示，“自秦到西汉末年，253年黄河大决口凡62次，自王莽至隋朝初期580年只两次。自隋初至元末779年凡448次，自明初至1936年568年凡461次。”因此，谭先生认为，自王莽至隋唐，黄河所以安澜，是因为那时候黄土高原隶属于兄弟游牧民族管辖，把已开垦土地恢复为草原之故。

竺可桢先生在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认同。并指出，（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利用山地必须牧业森林为主，如大面积开垦必定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竺可桢先生

竺可桢先生不仅是教育家，还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今天被广为传播并奉为圭臬，甚至都有点口水化了的中国人口经济学分界线——胡焕庸线（瑷珲至腾冲）的提出者胡焕庸先生便是竺可桢先生当年在南京高师的弟子。

他的另一位学生张其昀后来跟国民党阵营去了台湾，做至国民党中宣部长、教育部部长，也终成台湾地区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研究一代大家。

黄河湿地

竺可桢先生一系是从地理学开始研究历史、地理交叉学科，谭其骧、顾颉刚等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历史学一系研究历史、地理交叉学科，两者在治黄问题上终于相遇。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一桩幸事。（文中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