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军重要领导人，后来去了朝鲜，成为朝鲜第二号人物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任教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第2路军总参谋长，那么他该是什么级别呢？

这样的资历，即使不是开国元帅，授开国大将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这个人在中国是没有军衔的，但在朝鲜，却是朝鲜人民军第一任总司令、仅次于金日成的“次帅”，名叫崔庸健。

作为一个朝鲜人，崔庸健为什么会来到中国参加革命？又为什么会远赴万里之外的云南上军校呢？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位朝鲜英雄的传奇经历。

崔庸健1900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在他刚刚4岁时，就爆发了日俄战争，朝鲜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崔庸健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一直拒绝日本的奴化教育，经常参加反日游行。

不过，年轻的崔庸健思想还不成熟，以为上街游行就能让日本侵略者让步，但现实却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人的残酷镇压，崔庸健也被捕入狱。

在狱中，崔庸健逐渐认识到，仅靠一部分学生的斗争是无法拯救朝鲜的，而且朝鲜国内还有大量的亲日派，因此，崔庸健一出狱便立即决定逃到中国，在中国学习军事，报效国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崔庸健本来想在上海学习军事，但上海鱼龙混杂，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也在上海非常猖獗，崔庸健与一道逃亡的多名朝鲜青年再次被捕。

崔庸健再次出狱后，听说云南有一所讲武堂可以接受外籍学员，便决定动身前往。云南在中国西南边陲，政治相对宽松，日本人也追不到那里去，对于像崔庸健这样的朝鲜流亡学生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经过长途跋涉，崔庸健于1923年进入了云南讲武堂，开始了两年的军校生涯，与朱德、叶剑英、龙云、卢汉等人成为校友。

在这里，崔庸健不光学习军事知识，也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到共产主义不光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朝鲜，于是，崔庸健就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年后，孙中山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急需大量的教官，很多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都受到了邀请，崔庸健也不例外，等到毕业后就去了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

北伐战争开始后，崔庸健也随军参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中国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也让他备受鼓舞，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朝鲜也发动这样的革命。

在北伐战争期间，崔庸健还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就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到了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崔庸健又追随叶挺、叶剑英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特务营二连连长。

广州起义失败后，崔庸健受党的委派来到东北，参加地下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崔庸健是我党在三江流域的第一位党员，并在中国的最东边设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入日寇之手，崔庸健就率部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开始了长达14年的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崔庸健率领部队沿着乌苏里江不断袭击日伪军，队伍也不断壮大，崔庸健相继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参谋长、第7军军长、第2路军总参谋长，成为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人。

由于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扫荡，东北抗日联军遭到了惨重损失，残余的部队被整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是著名的周保中，崔庸健则担任旅参谋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导旅的第一营营长名叫金日成。

抗战胜利后，崔庸健也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开始回到朝鲜，报效祖国。

因崔庸健巨大的声望和在军界的成就，很快就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并担任朝鲜民族保卫相，也就是国防部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担任总司令，崔庸健则担任副总司令，率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一起抗击联合国军，取得了一场艰难而又伟大的胜利。

1953年，崔庸健被授予朝鲜共和国次帅军衔，仅次于金日成，并在1957年升任元帅。

后来，崔庸健担任过内阁副首相、共和国副主席、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长期都是朝鲜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

崔庸健还多次访问中国，并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向东北抗联烈士李兆麟敬献花圈，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国的共产主义者，从抗日时期起，把鲜血流在一起，亲密携手斗争，这形成了我们两党之间牢不可破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根深蒂固的传统。”

1976年9月19日，崔庸健病逝，享年76岁。

9月20日，中国的领导人向朝方发去唁电，对崔庸健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崔庸健同志长期肩负国家重任，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为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争取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崔庸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他多次访问过中国，为加强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很多贡献。崔庸健同志的逝世，不仅是朝鲜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