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凤英：这盏明灯照我前行
1973年，我是生产队里的放牛娃。在那物质与精神都荒芜无比的年月，我在同伴手里借到一本《广西文艺》1973.2期，像饥渴的饿汉得到甘霖和美味佳肴一样，我贪婪地看阅起来。
在这一期《广西文艺》上，我看到了本县作者莫之棪的《三画老贫农》，故事情节很吸引人，我反复看了几遍。同伴们也喜欢这篇我们当时不知道叫小说的东西，大家都冲着故事情节而去的，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一起都谈论这个故事，都对这故事感兴趣。
在这期《广西文艺》上，我还看到了编辑部的征稿启事，除了介绍征稿投寄的地址外，还告诉读者投稿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整付”，就不用贴邮票即可把稿件寄到编辑部。这启事就像一盏黑夜里的明灯，给我照亮了前行的路。
本着对故事的喜爱，我也学着编故事（那时真不知道我经常看阅的大量长长短短的故事书籍叫小说）。牛儿在山边坡地吃草，我在旁边看书；晚上在豆大的火水灯下写字，山村蚊虫凶恶，我就穿着妈妈的半统水鞋防蚊咬。没有书桌，我拿个小板凳坐在床边把床当书桌。有时为了防蚊，干脆把小方凳搬进床里，把灯和纸放在小凳上，放下蚊帐坐在床里写。妈妈在对面房见我房门缝很晚还透出灯光，就吵嚷着不准我多点火水。我就按从其他书本学来的办法，用破衣烂衫挂在门扇上挡住灯光。我用上学时用剩下的废纸写草稿，然后找个理由向妈妈讨来一角几分钱买信封信纸，一分钱一个小信封，一分钱两张横行信纸（那时根本不知道写稿要用方格纸），抄好稿子后就塞进信封，按启事提供的地址寄往《广西文艺》编辑部，一共寄了三篇。然后我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等待，既不敢奢望所寄文字会得到关注，又万分希望这些文字得到注意。
从春末夏初投稿后，我一直在盼望与失望交加中等待着。一直到秋末的九月，《广西文艺》这盏明灯对我投来了光亮。我所寄的三篇文字中，编辑关注了其中一篇写儿童放牛时发生的事的稿子。编辑委托我县知名作家、《三画老贫农》的作者莫之棪老师上门来对我辅导修改该稿，我就认识了平时我们同伴口中不断相传、羡慕仰望的名作家。
经过莫老师几次上门指点和辅导，我将稿子改出了雏形。11月，接《广西文艺》通知，带稿子赴隆安参加编辑部在那里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才十六岁的放牛娃头次出远门不敢起行，是莫之棪老师送我到南宁后，我就跟随编辑们到隆安去的。编辑们对我百般呵护，安排我与女编辑黄金琏、女兵杨红莉住一个房间，让她们关照我。
学习班上，编辑发给每人两本方格稿纸和几本文艺学习资料，我这才知道了写稿要一个方格一个字，每个标点符号也要占一个方格。我像个小学生，聆听着编辑老师对写作基本常识的讲授，得到文学写作的启蒙。回想我当初写的文字，不工整的字体大小不一，用横行纸写得密密麻麻，像一堆堆蚂蚁在爬，编辑得用多费劲的眼力看阅啊！他们对工作的负责、对稚嫩文字的关注爱护和培养，全在看阅我的稿件中体现出来了。经过编辑具体详细的指导，我将稿件反复修改，将主人公小容的第一人称“我”改为第三人称“她”。知道了别的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不能用“我”去直接反映。编辑说，别人内心怎么想，“我”怎么知道啊。所以把“我”改为“她”，有利于描写叙述“她”的心理活动和事件发展过程，这些基本写作常识就是在这次学习班上学到的。按照编辑教授的知识我反复修改，儿童文学《小容姐弟》定稿了。
学习班结束，各地的作者都回去了，但编辑部却把我留下来。因为我的双足先天性内翻畸形，用脚背着地脚底朝天艰难地行走；小时候土医用土法矫治过，十岁那年左脚板慢慢地扳正过来，但右足还是原样。自治区创作办公室及《广西文艺》对我呵护备至，要给予我治疗。领导派黄金琏女编辑专门负责带我到广西医学院（现在的广西医大）、自治区人民医院诊视，挂号的过程很艰难，排号很少。黄编辑的孩子那时才几个月，但她每天都要提早到医院为我排队也很难挂得上号。在等待入院治疗的日子里，我免费住在自治区文化大院招待所里，离《广西文艺》编辑部不远。我时不时到编辑部里坐坐或借书看，就认识了小说组的编辑老师：主编符昭苏，编辑叶宗翰、梁发源、潘荣才、凌永庆、李宝靖、武剑青、黄金琏等，这些老师都对我非常关爱。
12月27晚，在自治区文艺创作办公室跟自治区卫生局沟通下，在挂号难床位紧张的情况下，我获优先住进了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当晚，是自治区文艺创作办公室科室严灿南主任送我入院的。我住的是该院骨科最大的女病房——六张病床，值夜护士抱来床上用品，严主任亲自为我挂好蚊帐、套好棉胎枕头、铺好床单。一再叮嘱我要听医生的话安心住院，他和其他同志会来看我的，就像慈爱的父亲对年幼的女儿那样关切。由于足残我从小身心病痛交加，精神与肉体都饱受折磨而面黄肌瘦、头发干枯，一副黄毛丫头萎靡不振、发育不良的状态，根本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倒像个瘦弱的小孩。病房里的病人都以为我们是父女；黄金琏编辑带我拿X光检验结果到医生办公室复诊时，医生也以为我是她的孩子。我心怀感激，他们与我非亲非故，却胜过亲人，这是我生在这个年代，不幸中的大幸，终生都无法报答。
手术前后，《广西文艺》的符主编及小说组全体编辑、文创室的严主任、我县莫之棪老师（他经常在南宁改稿）都先后几次到医院看望我。1974年的春节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除夕前一天，区文创室张烈山主任与科室主任严灿南同志（严来过几次了）及编辑部的几位编辑到医院来看望我，张主任还到医护办公室向白崇恩主治医生询问我的情况；黄金琏编辑带来几本《广西文艺》1974年1期，我在隆安文艺创作学习班上修改好已定稿的处女作、儿童文学《小容姐弟》就发在这期。她也给医护办公室送去了两本，后来医生护士看了我这作品，都说作品有生活气息，有护士问我所写的事是真的吗？是不是写我放牛时发生的事？写得那么像！
张主任他们走后，白医生就到病房安慰我说：“小韦，你们领导今天来看你了，你就安心在这里过年，这么多阿姨姐妹做伴，放心过年吧！”他的话更引起我无法言说的感激感谢感动和感慨！我要把这激动的一幕抒写出来！
住院70天后，可以右脚裹着石膏筒出院回家疗养了。接我出院的还是《广西文艺》的编辑。搭人的三轮车不准开进医院，只能停在大门外。黄金琏编辑提前一天到医院代《广西文艺》给我结了大部分的住院费，出院这天她早早到了医院，从住院部将我背背停停，停停再背送到停在大门外的三轮车上，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莫之棪老师与潘荣才叶宗翰等几位编辑已等在火车站，亲自把我送上火车由莫老师陪送我回家，然后编辑们才回去上班。
我非常感念自治区文学界及《广西文艺》对我的救助，给我交了大部分的住院费；从住院到出院，都没用到我家人的陪护接送，我要对这社会，对《广西文艺》感恩三辈子也不为过。
拆除石膏筒后，由于年岁太大了才动手术（医生都说10岁以下动手术是最佳的），脚板扳正了但仍瘸。是的，我至今走路仍有点瘸，可是这要比原来好了许多许多倍，起码能用脚底着地走路，能穿正常鞋袜了，还能骑单车呢。
1974年4月下旬拆了石膏模，倒霉的是右脚后跟内侧早已被坚硬的石膏模壳磨擦出一个伤口，未作任何处理，伤口感染化脓凹进去。本地卫生院给药打针老是不好，拖到8月，我无奈地又上南宁去。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况且我去过一次了，已知路程怎么走，便独自前往。8月正值洪水期，晚上从县城坐船到贵县近郊跨江而过的铁路大桥下时，水涨船高无法从桥下通过，只得就地泊岸，好在此时天已亮了。天气炎热，我提着行李满身大汗，瘸着残足艰难费劲地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坐上来接船的班车，到火车站排队买了票又艰难地上了火车。
到南宁后正值《广西文艺》在市招待所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编辑们为了解决我的食宿和往返路费，就将本不在邀请之列的我安排食宿在学习班，发误工补助和往返路费（农村来的没有公职的才有）。还是黄金琏编辑带我重回自治区人民医院，还是白崇恩医生给我认真检查伤口，他温和地说：“小韦，你这伤口是拆掉石膏模后没做好杀菌包扎，被细菌侵蚀发炎的。还好不是手术的刀口，每天用淡盐水清洗后再用干净纱布包好就会慢慢痊愈的，不用打针吃药。”他的解释让我放心了，就这么简单我却打针服药那么长时间，要不是重回自治区医院诊治，后果不堪设想，《广西文艺》又一次救助了我。
这次文创学习班，共有6位女学员：去年隆安学习班与我住一室的柳州158部队医院的女兵杨红莉，南宁市某单位的傅燕南，桂林师院（现在的广西师大）中文系在读的高正琴、邓辉嫦，从梧州市插队到昭平县后当民师的知青陆严洁。6人都是未婚女子，就我是农村来的，但她们对我都很友好。
某晚，她们找来辆单车，让我坐后座，女兵杨红莉抓车头拉我（城市不准用单车搭人），（上图是女兵杨红莉）一起到南宁新华照相馆照了张6人合影，在相片左上角题字“文坛新兵，74年仲夏”。2011年《广西文学》（1978年6月《广西文艺》改为《广西文学》至今）创刊60周年，原副主编潘荣才写了总结文章《往事如歌纵情唱》，他向我要了这张六人合影照片插入文中，于当年在《广西文学》第6期刊发。
上图前排左起：韦凤英，高正琴，邓辉嫦。
后排左起：陆严洁，傅燕南，杨红莉。
学习班结束，需留下改稿的作者都回到文化大院的招待所住，我也回到那里住。编辑们知道我来途的艰难，担心我的安全，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去，便派黄金琏编辑送我回家。她买好火车票给我，说好第二天早上在火车站会面后上车，她在广西艺术学院的家离火车站也很远的。
我们坐的火车是南宁——广东湛江，途经贵县就上下车，发车是早上7点多。当天我早早起床到大门外等公汽，当时大约6点左右公汽开始运行。车到时已是6点多了，我免强挤得上车，到南宁饭店附近下车，还要步行到朝阳广场边的站转乘另一路车才到火车站。我赶到这个站时正值上班高峰期，人群拥挤不堪，我无法挤上车，便放弃挤车改为步行。还好，到火车站不算太远了。当我赶到火车站时，火车早已按时开出去，我心慌得快要大哭了，赶忙拿车票到售票口改下一天日期（当时火车票限二天内乘坐）。我疲惫不堪残足疼痛走不动了，干脆在火车站呆着，明天就能坐上火车了（那时允许乘客在火车站过夜的，只要有车票）。饿了就买面包吃，渴了车站有开水。我就在候车室长椅坐了一天，将学习班发的文艺资料看完了。
夜深了，警察来查过车票，我头枕行李包躺在长椅上迷糊，突然听到：“老潘，在这里！”原来是《广西文艺》副主编李宝靖和潘荣才、凌永庆两编辑找来了。凌编辑说黄金琏从贵县哭着打回电话，快急疯了；说她早上赶到火车站，以为我已上车她也就上车了。车到贵县她到贵县文化馆住下等我。小说组的编辑接电后都放下工作分头在大街小巷找了大半天，都担心我是否被拐骗了。找到很晚了抱着一线希望找到火车站才找到我。然后潘编辑用单车拉我，步行那么远将我从火车站送回文化大院。
夜很深了，留下改稿的作者还没睡，都在等我的消息。早已认识的男兵钟开梅说：“小韦，我们真担心你被拐骗了呢。”并说我太早出去了，他们起床后想送我到火车站却不见我了。
第二天一早，编辑昨晚定好的人力三轮车提前来，潘编辑送我上火车，反复叮嘱不要让人骗了，要平安到达贵县，黄编辑在那等我。那话语那情景比亲人还要操心，我感动感激中怀着深深的内疚，我给他们带来了焦灼与麻烦。
车到贵县我下车往出口去，远远就见黄编辑和贵县文化馆吕馆长挤在出口前，双眼焦急地往下车旅客人流里搜索。一见我，黄编辑双眼马上溢满泪水快步迎来，一手接了我的行李，一手搂住我肩头说：“好担心你啊，我以为你上车了，谁知找遍所有车厢也不见你。早先我不该给你车票，两张车票我都拿着就没这事了。你肯定要找见我才能上车。我好担心你一个脚不方便的农村妹，被坏人欺负了怎么办？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啊！”她充满焦急和内疚的话又一次使我自责，我不该这样令编辑们为我焦虑和操心！
吕馆长接着说了在火车上找我的经过：他昨天刚好也坐这趟车从南宁回贵县，便遇见黄编辑正在一节节车厢找我。问明情况后，他安慰泪眼汪汪的黄编辑：“别急！若是上车了，肯定能找见的。”他俩就继续一节节车厢找寻，仔细辨认年轻的脑后扎两束头发（我当时的发型）的妹仔。吕馆长与我是一年前在地区文创学习班上认识的，他不知道我现在胖了还是瘦了、体貌起了多少变化。他从侧面看一个妹仔很像我，就拍拍人家肩头问：“妹仔，你是姓韦的吗？”那妹仔抬头仰脸不作声狠瞪他一眼，妹仔以为他想讨便宜的呢。他又往前找，又看到一个妹仔太像我了，这次他不敢拍妹仔肩头了，小心礼貌地问妹仔是不是姓韦的，妹仔摇摇头，他又叫妹仔伸出右脚让他看看，那妹仔也真的将右脚伸出来，没包有纱布，才确信不是我。他说完，我也将编辑们在南宁找我的焦急状说给他俩听。他听后笑着建议：“以后你要把这次漏车经过写成一段短电影，够精彩的。镜头一会出现黄金琏泪眼汪汪的焦急特写；一会又出现我被妹仔狠瞪眼；一会又出现另个妹仔听话地伸出右脚让我辨认；一会又出现南宁大街小巷中编辑骑单车匆匆穿行的身影；还有警察手拿三节大电筒在车站候车室查夜的情景；编辑深夜在候车室找见你的惊喜；编辑向警察出示工作证才把我接走。那场景一会是南宁市，一会是火车站，一会是火车上，一会又是黄金琏搂紧你悲喜而泣，这场面好感动人的。”他说得很轻松，而我这次漏车却给编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我深感内疚，又一次感到，编辑们与我不沾亲不带故，都在为我操心。今生让我遇上如此关爱我的人，使我激动和感动，我要把这关爱这恩情常驻心间，永不磨灭！
黄编辑送我回到平南文化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乘坐县党委领导专用的吉普车，与文化馆长一起亲自将我送回到家。我奶奶千恩万谢，连声慨叹：“这世道真好！你们是大好人！”
扳正残足后，1974年秋，公社党委决定免除体检（当时上高中也要体检的，我就因足残，大队小学附设初中毕业后未能升高中而回生产队放牛）让我入读公社高中。两年后毕业，又安排我当民办教师。由生产队的放牛妹升格为教书育人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我万分感激新中国的广西文学界、《广西文学》及各级政府从上而下对我的拯救！
别了，牵了两年多的牛绳！在《广西文学》这盏指路明灯指引下，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中我重生了！
《广西文学》每时每刻都在记挂我，许多年来都给我邮寄每期的《广西文学》，赠与我阅读。还有，1975年冬，《广西文艺》小说组长梁发源和编辑叶宗翰到桂平出差，专门绕道平南来看我。给我带来一本长篇儿童小说《戈壁花》和几本文艺学习资料，两本方格稿纸。几百里外亲自送来的，这笔不菲的精神财富包含着无法估量的关爱啊。编辑部里只要有人来平南，总委托他们见见我。1980年11月10日，我接通知到县文化馆参加文艺会议，我赶到时已迟到。原来是《广西文学》李竑编辑来讲小说写作课，听课的人不多，都是县内写作的重点作者，与李编辑对面坐了三排。莫之棪老师向我介绍了李竑编辑，他从座位站起来（他正坐着讲话），热情地向我伸出右手说：“就盼你来，我来时部里的小说编辑都叫我一定要找见那个女孩子，代他们看看你，刚才还叫打电话找你呢！就算下午来也能见上一面。”莫老师接口说：“刚才又打电话到你大队，说你已来了。”我又一次感动，这是多么持久的牵挂！会后，李编辑又和我交谈了许多，我问他原来的编辑都还在编辑部吧？他们都很好吧？他说你认识的都在，都很好，新加入我和韦一凡。哦，韦一凡我虽未见过面，但读过他的作品，也向他主编的县刊《绣江》投过稿。
下午听课间隙，李竑编辑与我们照了相，这是唯一一张我与《广西文学》编辑照的相，我是这照片里唯一的女性，是编辑们时常记挂的女孩子，我充满感激感谢，又充满幸福感，所以我终生保存着这照片。
上图前排左一：韦凤英，左六（抱衣者）李竑编辑。
后排左五：莫之棪老师。
1994年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当了18年的民师我获转正了。3月我从农村初中调入大安高中，这是我县当时除了县重点高中外最大型的高中，还招有初中班，属县直单位。我没有高等学历又是个足残者，在人才济济的县直学校里，自然会被排斥：我被安排进学生食堂给菜农支菜款，给学生出售饭菜票，工作琐碎又繁忙。在受尽排斥和白眼中，我曾气得想回归农村初中去仍旧站我的讲台，不愿在这县直学校里憋气受罪。
1996年5月，《广西文学》刚退休的原主编李宝靖和副主编潘荣才、凌永庆到我县来访。他们听说了我的状况后，就由我县莫之棪、方运学新老文联主席陪同，到大安高中看望我。在我校领导办公室，莫老主席向我校领导介绍了他们后说，这三位领导是特意来看望、关心我的。学校领导到食堂把我叫去，19年了（1977年4月在南宁文创座谈会上见过他们后就没见过），我又见到了他们，尤其是孤独地忍受排斥的此刻，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我激动得马上有液体在眼眶里游动。他们向学校领导热情地述说了我的经历，使领导了解了我的过去，便在当年秋季期开学的全体教工会上宣布，将我从学生食堂调到初中部，任教两个班近二百人的语文课。
《广西文学》这盏明灯，又一次在我人生遭遇灰暗的时候，及时地给我亮出光明，指引我前行！
我很珍惜这工作机会，也很卖力，工作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有我的学生在全校演讲比赛中获胜而被选上县参赛的；也有在上级的征文中得奖的；也指导有学生习作登上县报的；我也获得学生的喜爱，频频得到学生在校园广播点歌指名献给我，使许多人消除了对我的排斥与偏见，连续两期获得年级老师投票选举的优秀教师称号；我当班主任的班级也获得过学校的先进班级流动红旗。
在文学写作上，多年来我分别在《广西文艺》《广西日报》《金田》《贵港日报》《桂林日报》《速读》《辽河》《微型小说选刊》及一些县、地市级内刊上发表作品。退休后我仍在写，除了热爱外，很大程度上我是回报《广西文学》这盏明灯对我的照明和指引，在这盏明灯照耀下，我于1999年底加入了广西作协，于2003年2月出席贵港市第一届文代会，担任过贵港市作协理事，获得过地市级的多次作品奖。
我像记流水账一样，写下这些记录《广西文学》这盏明灯照耀我前行的文字，我觉得这些文字好像是我人生之旅的一行行脚印。我是足残者，现实中的脚印，当然是歪歪扭扭极不雅观的；这一行行文字记录我人生旅途中与《广西文学》相遇相知的脚印，自然也与现实中的脚印显现歪歪扭扭不太雅观一样（文字不够漂亮）。但每一步，都是我比常人更留心地尽心尽力、并且吃力而又认认真真地走的。在我人生旅途中，荣获《广西文学》诸多的热情与诚意，给我鼓励和指导，对我亮出无私无限的光明照我前行，我将尽我所能，步步认真地（虽然迈出的步伐，写出的文字不够漂亮）走下去，回报《广西文学》对我的殷切期望，不辜负这盏明灯对我的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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