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让她走得艰难且坚定 ——北漂残疾人赵树丽的故事

编者按：本期要隆重推介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本文的主人公赵树丽，另一位则是本文的作者张骥良。尽管成就不同，但他们都是文学本真意义的非凡写作者。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他们都做到了。

赵树丽是一位身残志不残的伟大女性，她给了我太多的震撼。

听人介绍，赵树丽的家庭是双残家庭。生活的苦难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她依然乐观向上。本着帮助她的心理，我在一年半前认识了她。在与她相识、相交的日子里，她越发地让我刮目相看。从经济上和体力上来看，她都需要帮助，可是她不但没有申请低保，而且连朋友的接济她都婉言谢绝。她精神太富有了，老天怎么舍得让她承受如此大的困难？在我看来，她虽然双侧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可是她心里的光亮，以及那份对生活的执著与热爱，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健全的公民。

认识一年多，我们彼此像老朋友一样，没有任何芥蒂。她随性自在，充满活力，尊称我为“骥良老师”，却没有一点拍马屁的味道。她喜欢写散文，喜欢用文字温暖世界，传递正能量。我给她介绍过几位散文大咖，她说“打铁需要自身硬”，先充实自己，再拿出文字向大咖请教。她的婉拒让我吃了一惊——与名人套近乎，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可她对此却十分理性：自己只要学识不够，努力不足，就无法与所谓“大咖”建立真正平等、长久的友谊。所以，先不着急见“大咖”。她说到做到，每天挤时间读书写字。据我所知，她练笔的习作不低于一百万字。

对她的了解越多，我就越发感到震撼。她和我想象中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双残家庭，经济困难、身体困难，又不享受社会救助，这本身就不可思议。这样的家庭出来的人，应该是凄凄艾艾，充满负能量的。可她完全相反，她阳光自信，不抱怨、不伸手，默默地充实自己，把简单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把时间安排得妥妥当当，野菜都让她吃出花样，这样热爱生活的人，怎么会被遗忘在人生的角落?

她曾经是一个北漂，残疾给她带来的不幸，从她一出生起，就像蛇一样，死死地缠绕了她几十年。先天髋骨错位、先天骨发育不全、先天营养不良……听她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双眼盈满泪花，真心地心疼她。可她却像是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那么云淡风轻。

听完她的故事，我觉得是“责任”二字在支撑着她，并一直支撑着她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笃定前进。

“责任”这两个字，看似平平常常，却一次又一次将赵树丽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我看来，她与死神之间的殊死搏斗既惊天动地，也感天动地，时刻震撼着我的心灵！

亲爱的朋友们，请跟着我这支笨拙的笔，去认识一下这位残疾女性。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去领略一下这场搏斗的悲壮与惊心动魄吧！

她一出生就被医生断定养不活：皮包骨，瘦小得无法形容。四、五岁才会摇摇晃晃地走路。从小，疼痛与她为伍，在生死与病痛之间，她的父母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先保住性命。中专毕业后，她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去北京打工。父母好像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女儿行动不便不说，关键是疼痛就使她难以忍受。她走路艰难，从来不会弯腰下蹲，在家里还需要父母的照顾，加上在北京举目无亲——她去北京，怎么生存？她能养活自己吗？

但是父母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她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但父母并不知道，女儿远走千里正是为了他们。父母岁数大了，她不愿意让父母看到整天病歪歪的女儿，不愿意整天让父母为自己操心受累。她要和自己的不幸叫板：即便是自己输了，只要能远离父母，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痛苦的样子，那他们就再也不用时时为自己揪心揪肺了。

离开父母的日子，在北京的艰难是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她来北京的首站是房山区一家私人服装厂，她在厂子里当一名缝纫工，每天连续在电机上工作十多个小时。下班后，浑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双腿像灌了铅，连步都不敢迈，双腿钻心的疼，根本睡不着觉。她流着泪问自己：“难道我来北京这一步走错了吗？”她苦苦地思索着，任泪水肆意流淌。只要父母看不到她所受的苦，路就没有走错。再苦再累，她没有向人张过口。她忍痛干活，从来不请假。她也时常为自己的身体担心：这样下去，是等死还是医治？可是当她打听到医治的费用时，她望而却步。她必须咬紧牙关坚持着，不能让父母知道自己的疼，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除非生命甩掉她，她绝不轻言死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只要父母健在，自己就不能轻言放弃。

她在这家服装厂干了半年多，命运又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在服装厂改组的时候，有人给她介绍了个对象，是房山本地的居民耿春，介绍人说耿春人老实，就是反应慢。第一次到耿春家，着实让她吃了一惊——北京还有这么穷的人家么？用“家徒四壁”形容耿春的家一点也不为过。她冰雪聪明，一看就知道，耿春不只是老实反应慢，智力还不正常。她的怜悯心和同情心泛滥，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一下耿春。虽然没有答应婚事，但也没有拒绝。后来，在公公三番五次的请求下，赵树丽答应了这门婚事。这样，既能给耿春一个家，自己又能在北京有一块立身之地。然而嫁进这个家，对她来说，恶梦才真正的开始。耿春不仅智力有障碍，还伴有狂躁型精神问题，只要稍不满意，顺手抄起东西就摔就砸，家里没有生活的样子。她从身体的疼到心里的苦，都无处诉说。

她说她把自己嫁给了智障的爱人，人生的重大选择，她没敢和父母商量，更没有向父母说明真实情况。她一直是报喜不报忧的女儿。她咽下所有的苦，只为让父母安心。她说从小到大，除了疼和苦之外，她从来不向父母撒谎；父母对她的信任，是支撑她远行的力量。相隔千里，实话实说让父母干着急，又解决不了问题，不给父母增加心理负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爱人智障，婆婆的智力也不如常人。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家庭，她心里十分明白：自己遇到了无法解决问题，可是既然选择了，就得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从来没有做过饭的她，从煮挂面学起。自从她走进了这个家，这个家才有家的样子。可是，却苦了她。

她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休息日。她说休息日比上班更累，家务劳动全归她所有。婆婆没有家的概念，还很会摆谱。爱人不犯脾气就算是帮助她。我无法想象她是怎样走过来的。她只淡淡一笑说，看着一家人吃着她做的饭，肚子填饱时的满足，就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2008年，女儿出生，给原本不宽裕、身体又不好的她带来沉重的压力。月子期间，她没有做过饭，却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半碗粥是一顿饭，煮个鸡蛋也是一顿饭。饥饿缠着她。只要她稍微流露出没有吃饱的神情，婆婆便大吵大骂。为了家庭和谐，她只能忍。刚出生的女儿，黑夜与白天的作息全部是颠倒的。因此，白天她要顾及家人的情绪，晚上还要照顾女儿。这些，都使她的体力严重不支，甚至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生完女儿第三十天，厨房再度成了她的专用地。由于严重缺乏营养，又要哺乳女儿，她的骨质流失严重。双腿疼痛加剧，使她行走困难。既便如此，家里的一日三餐仍然靠着她扶着墙去厨房准备。身体的累、睡眠的不足、营养的不良，还有经济的压力，让她无法喘气。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倒下了。

这次，她倒得彻底。解放军总医院给她的建议是：尽快手术，手术费用大概十五、六万。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耿春本来就是花钱不眨眼的主儿，只要让他见到钱，他一定拿出去花个精光。结婚几年，她微薄的收入，天天藏到这儿藏到那儿，哪有闲钱治病?再说，女儿嗷嗷待哺，她要是治病，女儿谁管?

她说，她亲眼看着女儿尿床，却无能为力抱她起来。那种痛，比身体任何痛都扎心！女儿八个月时，交给婆婆不到半小时，胳膊就被开水烫出鸡蛋大的水泡。她心疼得直掉泪，却连一句责备婆婆的话都没有说。她说，作为女儿，她不能让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作为母亲，不能让女儿没有妈。再苦再难，自己也要扛着。

在不能去医院，自己又不能自理的时候，她遇到了好心的张大夫。张大夫给她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按摩治疗，并且将她的治疗费用减免了三分之二。这段治疗的效果是明显的，疼痛得到了缓解。可是欠张大夫的情，她一辈子也还不起。在稍微能够走路的时候，她停止了按摩治疗。她说，她要靠自己摆脱疼痛，给女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听她说，公公是个好人，对她好，对孩子更好。公公是城管协管员，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回家就领孩子出去晒太阳，为了还公公帮她带孩子的人情，她尽量把饭菜做得合老人的胃口。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公公刚退休就患了喉癌。公公的病没能引起婆婆和爱人的注意，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懂，依然我行我素。只是这一切，苦了赵树丽——自己本身都无法自理，还要照顾女儿和家里的一日三餐，再加上要照顾患喉癌的公公。她说，那几个月，她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大多数只是眯一会儿，她绝不能让身患绝症的公公受到冷落。

我没办法想象一个无法自理的她，怎样完成这些繁重的工作。她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在她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她忘记自己是个病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病重的公公，老天给了她很多奖赏，这些无法与外人道。

我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只想听她是怎样战胜困难的。她轻轻一笑说：“真的，老天是公平的，付出得到一定成正比。老天给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您不知道天窗照进多少阳光温暖我。”

她说，公公病重后，整天就给她谈一件事：把家交给树丽。但她弱小的肩，哪能承担那么重的担子啊！直到公公咽下最后一口气，她都没敢答应公公。可是公公死不瞑目，她只轻轻一说“放心走吧，有我呢”，公公便真的闭眼了。

她接着对我说：“如果说是我战胜了困难，不如说是责任迫使我不敢放弃。您想想，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女儿年幼不懂事，婆婆不如常人，爱人需要照顾，我哪有放弃的权力？只能努力向前。”

各方面的压力，都聚集在她一个人身上。与其说努力向前，不如说忍辱负重。

赵树丽跟我说，因为耿春捡一个废纸箱子，邻居就说是耿春偷了自己的纸箱子。她没有责备任何人，在安抚好耿春的情绪后，她又给邻居讲废纸箱子的来历。邻居不分青红皂白，骂声不绝于耳。她不断地请邻居谅解，并拿出比破纸箱子值好几倍的钱赔了邻居。这是她第一次亲手处理耿春被欺负的事。

当她给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简直没人道。她嘿嘿一笑说道：“这算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计其数。”以前，她都是息事宁人，赔礼道歉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邻居只是气不顺，要拿耿春撒气，还声称要替赵树丽教训耿春的时候，她报了警，并写下事件的详细过程，发到了网上。从此，社区在这种事情上才出面调解。加上她本人的忍让和大度感动了不少邻居，近两年耿春被欺负的事情才渐渐结束。

外面的事情解决了，家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多大的地震：耿春精神狂躁，稍不如意，就摔就砸。赵树丽说，她既心疼东西，又心疼耿春，因为耿春发起脾气来是不受理智控制的，想必他自己也难受。最可怜的要数女儿，每次耿春犯脾气，她都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好。耿春不管不顾地砸，赵树丽就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女儿的周全。她说，从女儿出生到现在，她从来不敢错眼，不敢让女儿单独和爸爸相处。不管多累，只要孩子安全，一切都值得。

因为基因的原因，女儿各方面都不如别的孩子，智力稍弱，学习很吃力。但赵树丽没有选择对孩子放任自流，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和孩子一起学习。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她最关心的是女儿的心理健康。她说，自己对女儿要求很低，就是做个好人。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女儿出人头地，也没有想过让女儿出类拔萃，无论学习成绩如何，孩子的品德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女儿，她要求必须懂得恩情，学会感恩，要有同情心、有爱心，要会关心和帮助人。她不只是这样要求女儿，而且还身体力行地示范给女儿。在家将婆婆和爱人侍候得体贴周到，并且时常告诉女儿要尊老敬老。不管老人做了什么，晚辈尊敬老人是应该应分的事。出门在外，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她还带女儿进山区看望困难家庭的孩子。她走到哪里，笑声带到哪里，熟悉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好人，心宽似海。

她知道我视力不好，不会用电脑，主动帮助我录入文稿。我心想：录几篇还行，几十万字的书稿，她肯定坚持不下来。没有想到，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她从来没有流露出为难情绪。每次我都不好意思，她爽朗一笑，说我给她提供了学习机会，在录入文字的过程中，自己不光学习了如何写文章，从字里行间，还学到了大师的人品。每一位大师都是人格大师，够她受用一辈子。

这些年，在照顾家人的过程中，她没少碰壁，但读书是缓解压力的最好办法。在读书的过程中，她将文字转化为力量，学以致用，懂得了不少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她和朋友建立修性养德共创和谐微信群，定期学习交流。她说，要紧贴时代脉搏，不能被生活甩掉；不能做社会的累赘，有光发光，有热发热，没光没热就努力修为自己，借他人的光亮辐射别人；哪怕当个家庭主妇，也要有品有趣，要灵魂生香。人活着，就必须拿出活着的姿态；热爱生活，必将被生活热爱。

每次走进她的家，总给我温暖如归的感觉。她一刻也不得闲，婆婆和爱人都坐等吃喝，她毫无怨言。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习惯了。我问她腿疼不疼，她笑着说不疼。我瞠目结舌：“原来告诉我的疼都是假的。”她哈哈大笑：“我的人生不掺假，疼是真疼，现在不累不气真不疼。”

她先天疾病，与疼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突然说不疼了，我才不信呢。她说：“要相信没有超越不了的困难，心中装着他人，老天自会想着自己。这么多年，我都在为别人活，心里装的是父母、是耿春、是公婆、是女儿，还有那些帮助我的人。当然，我会力所能及地回馈他们。这就是我的良方妙药。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地好转。我相信，爱能够创造奇迹，只要我有足够的爱，付出爱，快乐就会在心底发芽，健康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未来，我仍然会爱下去。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我相信我能做到。”

这就是北漂残疾人赵树丽。她扛起责任，不问原因，只管风雨兼程。我说她一点儿都不残，残的只是身体——她的灵魂十分饱满，到处生香，何残之有?

2020年11月10日

作者简介：张骥良，男，1954年6月出生于北京。残余视力0.01，接近于失明。1972年7月初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残疾人写作学会会长。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溥仪：终结一个时代的人》，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骥行千里》，诗歌、散文集《地平线的呼唤》。在《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华儿女》《知音》等全国近百家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纪实文学、通讯、文学评论约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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