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三地委】忆辽东沈抚本三角地区斗争（一）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到我战斗的太行山根据地，像严冬后迎来了明媚的春光，军民奔走相告，精神振奋，热烈欢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久，传来了党中央发布进军东北的命令和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的决定。

东北是我的故乡，沈阳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爱祖国，同样热爱家乡。记得我19岁那年，正在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蹂躏了我东北三省的锦绣河山。我父亲当时是邮局职员，因不甘心事敌，和我母亲带着年幼的妹妹去到上海邮局工作。我则孤身一人，满怀悲愤。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又在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执行投降卖国政策，任凭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我神州大地。蒋介石拱手把东北三省让出，又破坏了淞沪抗战和热河抗战，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失去的土地怎样才能夺回?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这个青年学生应该怎么办?正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唤起了一切不甘心当奴隶的爱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洪流汹涌而起。东北大学的学生们目睹国土一片片沦丧，身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之害，再也不能安心埋头在书桌上了。党在东北大学的地下组织，在进步师生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和组织大家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云雾一经拨开，方向一经指明，我和许多同学从一度苦闷彷徨中觉醒过来，随即满腔热血地投入了势不可挡的抗日洪流。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我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我刚从东北大学毕业，“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奉党组织之命，离开北平，先到上海做统战工作，“八・一三”后又经河南到山西太原，转到了太行山。在党的领导下，与太行山人民一起，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抗战八年中，家乡的沦丧和父老的苦难萦绕脑际，从未忘记打回东北老家去。如今，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东北就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我们很快就要重返可爱的家乡，喜悦兴奋的心情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当时，我正在太行三地委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0月初接到太行区党委的通知，调各地委和专署一级东北籍干部即刻前往东北工作。我欣然受命，即与当地军民话别。在抗日战争中，我和太行军民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一旦离别，不胜依依。我的爱人冀峰同志正在怀孕，不能和我一起前往东北，大男孩才一岁，寄居在老乡家。临行前，我们一起去看望孩子，向抚育孩子的老乡表示感激之情。我和冀峰则相互勉励，盼望早日再见于东北。随即匆匆离开了太行三地委所在地山西武乡，到了河南省涉县赤崖(现划归河北省)。赤崖一带是太行分局、太行区党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的驻地。我到涉县后，在太行地区工作的东北籍干部高扬、杜者衡、郭峰、王铮等同志也先后到达。那时大家都还年轻，想到抗战胜利了，要回到家乡东北去，没有一个人不是精神振奋。10月中旬的一天，太行分局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李雪峰同志接见了我们。他们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指出东北是全国战略要地。一直有我党领导的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今天，能否控制东北，对全国的革命胜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党中央已命令几路大军进入东北，并正派大批干部，包括东北籍干部前往工作，以迅速夺取东北，依靠我党我军的力量保卫东北人民的胜利果实。几位领导同志还告诉我们，党中央已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陈云等同志已到沈阳，在原来的张作霖“大帅府”办公。让我们到沈阳后，就去那里报到，听候分配。接见后，送给我们每人一枚银质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10月下旬，我们一行十几个人自涉县骑马启程。高扬、杜者衡、郭峰、王铮和我，原来都是流亡北平的东北籍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都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八年抗战中又都在太行地区工作，可以说是并肩战斗多年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如今又肩负着党的重任，踏上重返东北家乡的征途，真是归心似箭，巴不得一步就跨到关外。从涉县出发时，我正患着严重的皮肤病，两腿和臀部生着疮，不能骑坐，只能两手抱着马头趴伏在马背上，一路上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经河北邢台，横穿冀中平原，越过平津铁路，到达冀东丰润。接待我们的兵站同志告诉说，美国军舰已将国民党军运至秦皇岛登陆，正向山海关进犯。去东北已不能走原来的道路。我们立即改变了前进的路线，折向西北，过长城直奔热河承德。到承德后，改乘火车去锦州转沈阳。那时的火车，因缺少燃煤，只能用劈柴和豆饼做燃料，车速很慢，但比马走快多了。过了锦州，沿路见到不少扔弃的废钢铁，我感到太可惜了。在太行打游击时，连一小块废铁都当作“稀有金属”，把它拣起来造手榴弹。这回到了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并充分利用这里的丰富资源和物产，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敌人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把家乡这块宝地建设好。

12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我们在沈阳西郊马三家子车站下了车，往南步行到了几里外的一个村子。村里已来了许多关内的干部正在待命。我们被安排在老乡家里住宿。过去流亡在关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今，胜利归来，喜庆相逢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入夜时分，我漫步庭院之中，遥望沈阳方向，只见万家灯火，一片辉煌。沈阳啊!沈阳!一别十四载，如今您是什么样子?遥看东南，则是黑洞洞的一片原野，万籁俱静。故乡啊!故乡!我已回到您的身边。过度的兴奋驱散了我长途跋涉的疲倦，这一夜，我转反侧，难以入眠。

第二天，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告诉说，再等两、三天就可以进沈阳城了。我的心是多么地焦急啊!过了几天，去东北局联络的同志回来讲:驻沈苏军当局说他们的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要把沈阳城交给国民党，要我东北局及军队撤出。这样，我们这些在城外待命的人就不能进城了。

没隔几天，接到了领导上的通知，要我们前往本溪报到。我们一伙人步行到了本溪。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同志给我们做报告，讲述了东北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大致内容是:国民党军要大举进攻东北，我们要暂时撤出一些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创建农村根据地，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农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创建根据地积蓄力量，用战争解决问题。林枫同志分配了我们的工作后，我还同辽宁省委书记白坚、组织部长饶斌和省政府主席张学思等同志见了面。

组织上任命我的职务是沈阳市委副书记兼沈阳市保安司令部政委，负责在沈阳南郊开展工作。当时的沈阳市委书记是孔原同志，他自沈阳撤出后，在沈阳北郊工作。我和程萍夫妇等一行二、三十人从本溪到了沈阳东南郊，与沈阳市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志超同志率领的部队会合。

这时，从沈阳撤出的沈阳市市长白希清、副市长焦若愚、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士英、市府副秘书长张世军、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赵尚红，还有韩天石、佟云等同志也先后到达那里，加强了领导力量;由城里撤出来的其他干部则派到基层充实区的机构。

我们的驻地陈相屯，离我的老家蒲草洼仅有八里，为了了解情况。便于开展工作，一天，我独自去蒲草洼探望家乡父老兄弟。

一进家院。看见老祖母正在院里干活。我大声招呼道“奶奶!奶奶!我回来了!”祖母出乎意外地见我突然归来，又惊又喜打量我片刻，回身便朝屋里高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大孙子回来了!”我随着奶奶的喊声，走进了屋门。祖父、叔叔、婶娘及本家弟弟、妹妹们，个个喜出望外。祖母凑到我的身前，双手抚摸着我的军上衣，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问道:“大孙子，你是中央军吗?”，我回答说:“不，我是八路军。”接着，我向全家人讲述了共产党八路军如何打鬼子，如何领导穷人闹翻身。全家人听得津津有味，家中弟弟妹妹们更加入神。他们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村里的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也纷纷来看我，打听各方面的消息。我乘机向乡亲们讲述了抗战后的国内外形势，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策。话匣子一打开，就止不住了，直到深夜，乡亲们才回家休息。

这次回家，我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有利于随之而来的和减租减息及其他各项工作，家中有四名弟弟妹妹和亲属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另一方面，我也了解到，当地有人还对国民党存有幻想。

我们那时以陈相屯为中心，活动在沈阳南郊，东起祝家屯，西至沙岭堡，北至浑河铺，南至十里河子，分为祝家屯、柳匠屯、苏家屯、瓜茄台等区。主要的工作是接待并转自沈阳撤出的干部，收集与转运战争物资，发动群众，除奸反霸，减租减息。开仓济贫，改造旧政权，建立农会，发展党组织，扩军备战。

1946年2月14日，在陈相屯召开了沈阳市参议会会议，有沈阳各界代表人士参加。会上选举了白希清同志为市长、焦若愚同志为副市长。孔原同志也自沈阳北郊前来参加。会后商定，由我去抚顺见东北局负责同志(东北局这时已由本溪迁至抚顺)，要求把从沈阳撤出的一支工人武装大队拨给沈阳地方，因为这支队伍的战士多是沈阳当地人，将他们留在沈阳，对坚持地方武装斗争有利。第二天，我去抚顺请示彭真同志，说话间，林彪来了，他不同意。我再三讲明道理，林彪执意不肯。后来，我听孔原同志说，他与林彪也谈过这件事，林彪就是不同意。

1946年3月，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沈阳南郊地方工作，经省委批准，在姚千户屯腰建立了沈阳县委和县政府。事先，焦若愚同志与沈阳县委的成员谈了话；第一次县委开会时，我和张士英同志到会部署了任务。沈阳县委的成员为:朱洪祥(书记兼保安团政委)、郭洪林(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华春(县长)、张志超(县保安团团长)、张荣轩(县公安局长)县委和县政府的其他领导成员有沈流(宣传部长)、纪刚(副县长)、郑重(县政府秘书)。沈阳县委和县政府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奸除霸，减租减息，征粮，将苏家屯等地仓库物资转移到东北山区，准备战争。

张志超同志自沈阳市内带领出来的沈阳市保安司令部，有官兵千余人，是我们仅有的武装力量。最初，保安司令部还有一支几十个人组成的別动队，以苏家屯的一个烧锅为据点，到沈阳市内搞情报。后来，这支别动队交给市委城工部韩天石同志指挥。沈阳县委和县政府成立后，沈阳市保安司令部的队伍改为“辽宁省独立团”，在地方上称为沈阳县保安团。建制后，主要是打击危害百姓最甚的国民党建军王丹部队，在苏家屯、祝家屯、白塔堡打了几次，并曾活动到沈阳西郊马三家子一带俘虏敌人五、六十人，还打过国民党正规部队五十二军工兵连。

正当我们发动群众，反奸除霸，在一些乡村开展减租减息时，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3月13日苏军撤走后占据了沈阳，并向我苏家屯、陈相屯地区发动进攻。我们逐步向南方向转移，沈阳市委在南郊的同志和沈阳市政府的同志到了本溪。沈阳县委、县政府及沈阳保安团于5月份在沈阳、抚顺边界与抚顺县武装会合；6月底全部撤出沈阳县境。到达抚顺清河城，8月1日在抚顺马圈子与抚顺县合并为沈抚联合县，以抚顺西郊为依据，向沈阳东南进行活动。沈抚联合县与沈铁抚联合县，以浑河为界，一南一北。

我到本溪不久，辽东省委和军区领导人肖华同志即派我去新宾永陵组建辽东三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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