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岚观察】雾霾，河长制与生态文明

【经岚观察】16143

雾霾，河长制与生态文明

文/李志青

冬季未到，雾霾已到。今年的雾霾似乎比往年来得都更早，这其实并不怪“雾霾”，因为是有其成因的。成因是什么呢？伦敦、洛杉矶、东京等城市走过的道路，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证据，而根据各种科学报告，雾霾的成因也已经是盖棺定论的，从煤炭（能源）、工业生产一直到秸秆焚烧。不过，即便基本的成份已定，但其中有关结构和比例的争论却没有停歇。我们的研究（2016年）表明，在雾霾成因的结论中，不同的报告受到了各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特征的影响，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大大的“迷”，有待我们揭开其中的真相。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当我们把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停滞下来后，雾霾是可以没有的。G20蓝其实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通过限产和停产的措施来控制雾霾，而且很成功。略显遗憾的是，为何控制的范围是300公里，而不是200或400公里呢？对此，有待环境经济学者的研究给出答案。但有意思的是，在雾霾来临的当口，G20后的第一次深改组会议上，推出了“河长制”。

明明是雾霾，为何反而要治水？找了一遍教科书，没有发现河长制的先例，无疑，这是中国首创，首创并不是不好，而是首创背后必有故事。显然，这个故事就是，当前水的问题比雾霾更为严重，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水环境受人为影响的程度比大气更强。雾霾的问题的确严重，但其一目了然，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最严重的情况，同时，大气的问题具有季节性，全球性以及容易防护等特征，相比于水污染的隐蔽性，雾霾的较高“可见度”其实是一件好事。相反，水环境呢？与大气环境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其实是在间接消费水环境，所有消费者直接饮用的水资源都是经过水厂再生产后形成的，这意味着，我们与水环境的接触主要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关系。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水污染的可见度较低，公众对于水污染知之甚少，无法引起足够的警惕；第二，经过水厂处理后的饮用水，消费者其实也无法感知其质量。这两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水环境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众的视野，而失去必要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从雾霾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肮脏空气本身的存在是触发公众敏感度的重要原因。但是水呢，脏的我们看不到，看到的都是“干净”的。我想，河长制的确有行政过度的嫌疑，但在非常时期，也不得不用非常手段了。

由河长制，我们还可以想到生态文明，文明的张力无疑在于感化，任何一种完全依赖于责任、监督、奖惩机制的文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这是因为，没有一种责任、监督和奖惩机制可以解决人的自律和激励问题，也没有一种责任、监督和奖惩机制是没有漏洞可以钻的，在雾霾和河长制面前，我们更需要研究的是，什么是撬动生态文明的那个支点和临界点，就此而言，学术研究和政策应用也有必要开展“创新”和“创业”。万一，其中有一项成功了呢？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