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
诸法、真性、行相、方便门等等，都是佛家的词汇，唐玄宗爱用佛家概念解释老子思想。诸法即所有的事物，真性即道，行相即人类活动的外在形式，方便门即简捷途径。体了，心悟之意，对道只能用心去悟，不能执着于语言与解说。语言与解说，即所谓言教。诸法之中没有两个道理，悟了大道，即可明白万事万物的根本道理。坚信这一道理，不再产生其他看法，即一以贯之，不生他见。能明了大道，就不必再对事物进行具体的计算与计较。这样就能保持法性的清静，而与道合。行、言、计，都是不离具体事物的活动，而悟道则是超越具体事物的活动，道不是物，所以以超越具体的物，才能悟道。
明太祖注：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无夸己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无，安有瑕谪？吾心终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将欲窥侮之，其来既非理道，安得不为我所制？其为计乎筹乎？
心与道通，这是精神领域的活动，没有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无辙迹。以道顺物，使物自化，同样不必有所活动，故亦无辙迹。无辙迹，并不是无活动和无作用，而是更高明的作用与活动。无辙迹的活动，不是具体可见的，是超越了具体之物的，所以既无瑕谪，又不必筹计。道能如此，得道之人，亦能如此。事物繁杂，故以万称之，道则唯一，故以一称之。通于一就是得道，所以可以说万事毕。万事毕，指不必再为众多事物操心，以道的精神对待物，则物各安其理发展变化，不必人为的干涉。明太祖认为，道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所以说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行人，好比说路人，即指一般人。得道的君子，不求世俗之功，所以不自矜自夸，不作妄言妄行，其他人虽想谋算于我，亦不可得。清世祖认为，得道之人的言行都能符合于道，从外形上看则无痕迹，从效果上看则无过失，又能洞悉万物之理，不用再象一般人那样斤斤计较。
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
得道之人的精神世界，无边无际，无形无象，其他人难以理解。唐玄宗认为这是其高明之处，但也有其弊端。即为他人所难知，则必难以相互沟通。他又强调得道之人的虚忘，虚忘就是对世事的不关心。一是让人难知，二是自己虚忘外物，这样就能达到心照清静的境界。所谓的坐忘遗照，一无所染，不滞系心于诸法，都是虚忘清静的不同说法。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唐玄宗对得道之人的赞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却象一个自我封闭者的样子，其心灵必定是一片死寂，其身体则是绝对的孤立。
守神退藏，是得道之人的心态，他并不想让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这在外人看来，就是城府甚深。若以此种心态谋害他人，就变成了阴险。宋徽宗说不言而饮人以和，不行而使人自化，这样的效果，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又如何才能保证?
明太祖注：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军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虽无关键绳约，而结者孰能善可开而善可解？所以善闭善结者，皆譬言道，养天下之人，则天下之人为吾闭，而为吾结矣，解之乎？
明太祖这段话颇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意思。他总是把老子的道落实到政治上来，念念不忘巩固政权，而不像唐玄宗、宋徽宗那样只从个人的角度说道。
得道才能全德，看来道在个人身上就体现为德。但得道的个人，不仅仅用于其自身，而是要对万物起到母亲的作用，即生之养之长之畜之。这是老子的道所以能为皇帝欣赏的重要原因。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救人救物，就是救世。人与物为何要救?是因他们不合于道。圣人者得道之人，以道看天下，则不尽合于道，故要救人救物。这是圣人的胸怀。然而圣人救人救物，却不想以此为功，所以要密用。密用即无迹之用，如天生万物而不言一样。如何救人救物?唐玄宗以为即用以上所说的善行善言善计善闭善结教人，必令释然而达解，都能明白道的精神，然而才能言行合乎道。但是，既说是教，就不能无迹。这一矛盾，不知唐玄宗如何解决?圣人无位，只能自善其身。圣人有位，才能救人救世。圣人有位，就是内圣外王。皇帝有位，却不一定内圣。唐玄宗不知是否认为自己即内圣外王者?
世丧道，天下皆失恬淡寂常之性，这是宋徽宗对天下的基本看法。本来道对万物都起作用，为万物之母，长之育之，为何却落了一个世皆丧道的下场?道的作用哪里去了?道对人的作用为何不起作用了?这是讲道的人都不能回答的一个问题。你说人受物欲的引诱而失道，失道就是对本性的迷失。这时道为何不能让人抵挡住外物的诱惑?道既有莫大的作用，为何在小小的物欲的进攻下就毫无还手之力?人的本性既然是道的体现，为何必须圣人才能体道见性，而常人见道如此困难，非要圣人来救之不可?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清静虚寂，为何又要圣人出来救世?此类问题，都是道之学说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我们似乎并未得到回答。
明太祖注：圣人之心，无善无不善，善者何？盖谓道常善被于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无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无善人物者，圣人未尝有心弃之，奈何人物自弃焉？所以不弃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从斯道者，是谓不弃也。
道常善被于人物，就是道对人物起着支配作用，人物只能按照道的精神活动。但人物却不能自觉地顺从斯道，这就反映了道对人物支配的无力。圣人得道，再来按照道的精神救人救物，这是替天行道。道既无所不能，为何还要人来替它行道?这是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解决的难题。老子的道论，只是说明道的意义，并未曾想发展为一种宗教，而后来的解释者则有此企图。人人以救世的圣人自居，但都不能救世。人类社会仍然按照自己的样子存在和发展。
圣人藏其明而不露，那么，以真常之善救人救物，是否藏其明而不露?人人皆在教育之中，物物皆在化育之内，这是藏其明还是露其明?道的自然作用，与圣人的救援活动，谁是真常?
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为要妙。
把人分为善人与不善人，其依据就是得道与否。得道的人为善人，因为他能按照道的原则去生活，未得道人的则正好相反。这种观点，是相信老子的道的人才持有的。若非这种信徒，则不会这样来区分善与不善之人。首先区分出善人与不善人，然后区分二者的地位与作用。即所谓善人可师法，不善人可取役使。此种看法，也是自以为得道的人才相信的。若不信道，则根本不会同意。唐玄宗大概以为自己是得道的善人，可为天下未得道的不善人所师法，并相信自己可以役使天下不善人。这是他为皇帝统治天下人找出的一个理由。贵与爱，都是一种欲望，有这种欲望，则妨碍得道悟道，所以二者都要去之。这就是说，得道的善人，虽然可为不善人之师资，但不善人却不能通过学习善人而得道。善人所得之道，不是靠学得来的，而是靠悟得来的。不善人若期望通过学习而如善人一样得道，则是一条死路。所以说学无所学，既不要师资之名，也不要贵爱师资。得道的善人，他只能为不善人做一个榜样，这就是他的师资作用。至于不善人如何得道，则要靠自己的悟。
善的作用，就是让人认识不善，然后改正不善而趋于善。天下皆能如此，则善与不善可以彼是两忘，不必再来贵爱善。这一过程，是圣人的大同于物，亦即圣人以善化物。问题是如何让天下人知善之为善。善恶的标准，因人的立场不同而不同，不可能有一个天下人共同认可的善。这一点作不到，其他都是空谈。
明太祖注：善教人者，不为人师，乃能使人为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渊，身安乎？荡荡然与相处者，其有学乎？故不善人师，而人善也，所以无辙迹是也，汝知资乎？不教人而习我，是谓不贵其师。不与人之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谓不爱其资。如此似乎无知，乃有机，是谓要妙。
只是善人还不够，还要善教人，让更多的人为善。善教人者，不是以教师的身份教导别人如何为善，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人明白什么是善及善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对善有真切的感受和欲善的愿望。为人师者，更不一定必善，因为人们观察他的行动，就可看出他到底是真善还是假善。
不善人可以为善人，这是以善化天下的前提。人的善与不善，都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善又有常善与非常善之分。常善即常道之善，乃得道人所具备的善。一般性还不是常善。圣人得道而得常善，此道与常善又有救世的作用，圣人的任务就是化行常道常善于天下，使天下人都合于常道常善。这种圣人，就是身居帝王之位的圣人。他以常道常善为统治天下的原则，期望天下人都符合他的常道常善。如此一来，天下就会永远太平和美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