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昶的云南行迹及其金石活动 ——兼论王昶的金石学思想
摘 要：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曾两度宦滇，其在云南的行迹与金石寻访，对研究王昶的生平及考察其金石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由王昶的金石文创作、金石文选录亦可总结王昶在编纂《金石萃编》时的态度、理念及方法，并由此总结王昶金石学的研究特点。
关键词：王昶；云南行迹；金石学；思想史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兰泉，乾嘉时期文学家、金石学家，编有《履二斋集》《春融堂集》《金石萃编》等著作。对金石碑刻的关注贯穿于王昶的学术始终，王昶为官五十载，宦游之地，遍及宇内。王昶两次入滇，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卢见曾案革职，后得大学士阿桂保荐，随军远征缅甸，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才返回京城。第二次入滇则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期间担任云南布政使，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回京。宦滇期间，王昶搜集并撰写的碑刻成为后人研究云南碑刻重要参考。
清代学者的金石学研究体现出迥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清人出于赏玩、证经、考史、商略波磔等种种不同的目的从事金石学之研究，对知识界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大量碑碣文献的资料流通于世。”清人的金石寻访最初并不以学术为目的，一方面延续了明末学者的访碑风潮，以金石文服务于传统古文字学；另一方面“地不爱宝”，古器物、古碑刻的不断出现，使赏玩金石成为一时之风尚。由此，不断积累的金石文献在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下积沙成塔、积少成多，最终形成了《金石萃编》，成为后世学人研读金石文献的渊薮。然而，对于此书的编纂、选文及由此所见王昶的金石学思想，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基于王昶的云南行迹及与之相关的金石寻访，试图解决《金石萃编》在编纂、选文方面的疑问，并由此总结王昶在金石学研究中的思想倾向及学术史意义。
王昶曾两次入滇，在《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均有明确记载。第一次入滇，《年谱》（三十三年戊子）载：“七月，两淮盐使提引事发，先生与赵君升之坐言语不密罢职。时缅甸未靖，诏以伊犁将军阿公桂为兵部尚书、定边右副将军，总督云南、贵州。阿公，文勤公克敦子也，素知先生学问干济，由是请以从，诏许之。十月初十日，发京师。十二月二十四日，入滇境。二十七日始抵云南府。”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初九“奉旨赏给主事，随往四川军营办事”，结束了第一次入滇之行。第一次入滇历经一百十驿，历时七十七天，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昆明。《年谱》载王昶“十二月二十四日，入滇境。二十七日始抵云南府”。按：《滇行日录》王昶于二十一日“行三十里入云南境，过宣威岭，上有坊额云'滇南胜境’。”“二十六日，行五十里至省治，冯君（光熊）留入署。”冯光熊（1721—1801），字太占，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三十二年（1767），随将军明瑞赴云南，授云南盐驿道，缘案革任。《滇行日录》记载第一次入滇时，王昶沿途所见碑刻情况，如“己丑元旦（1769），晴。登螺峰山，山在五华山后……岩隙诗版甚多，又有吴道子画观世音像及憨山大师观世音变像二石刻，甚工。”正月十一日“行十余里，过飞来寺。景泰六年中涓某所修，按察使池阳沈君为文，陷置壁间。”十六日“桥东山壁有诸葛武侯祠，幅巾深衣，宁静淡泊之意，倏然如见。”
王昶第二次入滇时间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七日，“入平彝境。十三日，至省城，总督富公纲、巡抚谭公尚忠同司道来迎，遂抵任。”第二次入滇路线与第一次无异，此时王昶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他在《宋瑞屏〈滇游集〉序》中谈到入滇之难：“考滇于汉元封间置吏，其取道大氐，从邛都走灵关、孙水以达牂牁，及唐宋为南诏诸蛮所有，迄元始属都督府，至明乃隶于直隶布政司。故唐宋诗人罕涉其境者，而自明以来，由辰沅而黔，由黔而滇，取道亦异于昔矣。”
乾隆五十二年（1787）冬，谭尚忠撰写了《游龙泉观观梅记》，记述布政使王昶、总督富方崖游昆明龙泉观一事，王昶亦有跋文：“犹忆乾隆辛卯（1771）二月，昶以从军在昆明时，春日不雨，明公德步祷于潭。”王昶回忆初次入滇，诸事不顺，但今时不同往日，再次入滇却以布政使身份，心境上更为从容。
此次入滇，虽然时间仅一年，但在金石搜访上却收获颇丰。太和令江西杜钧工篆书，嗜碑版，因得段氏平定南诏碑文，又得安宁《唐王仁求墓碑》，遂属知州董杰封其墓，为文记之。又属保山令王彝象修杨文宪公慎祠于永昌牂牱处。”《金石萃编》卷62《王仁求碑》，此碑为王昶翻阅《省志》发现，遂嘱人首次拓出，乃为世人所知。王昶录此碑后，武亿《授堂金石跋》云：“右河东州刺史王仁求碑，同年王述庵侍郎任云南方伯时所赠，向来收藏金石家皆未著录。”王昶按语：“此碑从未经人椎拓，诸家金石书皆未著录。昶官滇藩时，阅省志见唐刺史王公仁求墓在废三泊县南二十里。三泊县元置明存今废，并入昆阳县，属安宁州……因属太和县知县杜君钧，使善拓者拓之，于是始得其大略……因拓其旧，碑多翻遍，遗诸同好，其鉴赏之。”
王昶两次的官宦行迹主要经过云南府、楚雄府、姚安府、大理府、永昌府等地，第一次主要目的是到位于中缅边境的永昌府担任中缅战争书记一职，负责起草公文。《清史稿》卷三〇五：“上命大学士傅恒出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永昌府处于中缅边境的要塞地位，王昶曾数次往返保山、腾冲之间，第一次入滇时间虽比第二次更长，但在金石的搜访上却收获不多，留下的论碑诗却是不被学者注意的。如王昶途经大理与提督乌大经饮酒，亭下有泉水激流，作诗以记。王昶在诗作中或描绘访碑之难，如《题何上舍梦华得碑图》：“此碑之出本何所，乃于孔庙危墙侧。沙砾纷披杂苔藓，杉楠飒沓樷剂棘。”或记述碑文行款，如《观魏大飨受禅二碑》：“吾见此文亦已久，朅来亲读披蓬蒿。三十二行行款正，加以隶体无残凋。”或表达对碑刻的倾慕，如《永明林明府昆琼以澹山石刻见示》：“澹山本澹远，疑是神仙居。我常慕其胜，寤寐时萦纡。”
王昶第一次入滇身负重任，但在心境上不远如第二次，这一次有“戴罪立功”的意味在里面，王昶写给陆伯琨的书信就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感情。《与陆璞堂》：“昨在楚雄，作一书奉寄。滇中风景想能知梗概也。顷过博南山，盖汉宣帝时所开，下俯澜沧江，路如螺旋，然数十百盘。至江浒，度铁索桥下，石刻如剑；水沸如雪索，簸漾空际，始知真落蛮荒矣，不觉涕下。放翁《入蜀记·登秋风亭》“重阴、微雪”，使人有流落天涯之叹。放翁至夔州，尔已有此喟。若仆者所阅，荒怪奇险。若此感怆，又当何如耶。明晨抵金齿，俟舍馆定再寓书，以慰高堂之念。援毫菀结，夫复何言。”陆伯琨（1742—1802），字重晖，号璞堂，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从书信上来看，这封信应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初五至十四间，王昶正在前往永昌府永平县的路中。南山位于永平县西南，又名金浪巅山，《华阳国志》载“博南县西南，高三十里，越之度澜沧水。”山高水深的云贵高原，加之王昶的郁郁不得志，方有流落天涯之感。王昶在《滇行日录》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初五日，逾两山趾，行七十里，路稍平，道中有石峰拔起，旁有庵，曰“石云”。右有亭曰“别有天”。其前山田如罫，风景幽绝，至禄丰，山城仅如斗大。馆舍系一老贡生家，颇雅洁，庭前有滴乳石二，长各二尺许，玲珑嵌空，如蜂房、如莲菂、如笙脚苗孔，皱透兼而有之。余所见山石佳者唯安宁州段氏家及此，而段氏石视此才半耳。把玩良久，始行。……盘屈上下行三十里许，至梅子大慈寺，稍憩。寺旧名法崇，亦建于万历中，有碑嵌置壁间，其文浅率不足录也。
正月初四，王昶一行渡过了螳螂川，经凤山抵达草铺；又三十里抵老鸦关后“盘旋十余折，又三十里抵炼象关”，于初五抵达禄丰。由当时的地图可以看到，王昶入滇及到永昌府的路线，由贵州普安厅抵达平彝，到平彝已是云南境内，向西直抵沾益州，过嵩明州到云南府；出昆明继续向西到安宁州，安宁向西渡老鸦关到达禄丰县城，禄丰西依次到楚雄府、镇南州，过沙桥驿为普淜堡，再往西就到大理府境内，依次经过祥云、下关、太和三地，到太和后再往西行可到永平县。
据统计，云南碑刻有目可考者9037 种，王昶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搜集了十余通云南碑刻，收录于《金石萃编》卷中，其中七方碑刻王昶都做了详细考证。王昶还有《金石萃编未刻稿》一书，其稿大半碑刻录自云南从军时。王昶在滇三年，曾作《滇行日录》，诗云：“伤心赋已同开府，誓墓书真愧右君。铁鹿连樯江外渡，铜鞮旧曲夜深闻。莫辞堕泪碑前过，衫袖啼痕已不分。”王昶在云南深入险境，搜访碑拓，并作诗记之。《述庵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1768）：“所历楚黔诸境，搜起觅险，诗益富。”云南的元代碑刻是非常丰富的，道光《云南通志稿》附载元代碑刻三十余事，皆系它书转录，目验无多。王昶《金石萃编》只记录了十余通元代碑刻，若四十卷元碑流传至今，数量是非常可观的，《未刻稿》中的元碑，如《大理新修文庙记》《圆济兰若碑阴》《创建妙湛寺碑记》等今皆不存，王昶保存原文，非常宝贵。
围绕云南金石的寻访，王昶还与云南学者建立了联系，主要参与者如李荣陛、宋维藩等人。李荣陛曾协助王昶考证碑刻，如他在《护法明公德运碑赞》的跋语中称此碑当为南宋中叶碑，“此碑年代剥落，篇首称高量成为相国仲予之孙，则当在南宋之中叶。”王昶曾为宋瑞屏《滇游集》作序，《金石萃编》卷九十《哥舒翰纪功残碑》还记其赠王昶拓本之事：“昶官关中，德清宋维藩在陕甘制府幕中，购以见轶。”《滇行日录》等笔记中还记载陪同王昶巡游云南的官员，如太守彭理，学政于雯峻，知府张应田、知州屠可堂等人，彭理赠送王昶[康熙]《云南通志》，以了解云南概况。这部《云南通志》成为《金石萃编》辑录“南诏大理”碑刻的关键，其中山川、古迹、艺文等为王昶的云南之行提供了重要参考。
王昶入滇后，借助公务活动巡查全省，参照《云南志》《云南通志》《紫溪山志》等方志寻访文物古迹。寻访之余，亦撰写碑刻若干，如《大盈江观瀑楼记》《毘卢寺观瀑楼记》《游龙泉记》以及《鸡足山华首门偈语》等十余方碑刻。
表1 王昶所撰云南碑刻目录
王昶所撰碑志从时间上来看皆是王昶宦滇前后，而主要碑刻也是在永昌府保山、腾冲两地居多。谈起撰写碑志态度，王昶在《与沈果堂论文书》中曾言：“某为此亦有年，窃谓墓志不宜妄作。志之作，与实录、国史相表里，唯其事业焯焯可称述，及匹夫匹妇为善于乡，而当是不及闻，无由上史馆者，乃志以诏来兹，以示其子孙。”墓志的内容当“与实录、国史相表里”，并为在事业或品行方面突出的墓主撰写，所以王昶在云南留下的墓志仅有数种（《春融堂集》卷50至60收录王昶撰写的碑文若干）。《永昌王氏家庙碑》追述了以保山王宏祚为中心的王家事迹；《重建永昌杨文宪公祠堂碑》是王昶为重修杨慎祠堂而写的碑文；《进士刘君墓志》为保山进士刘銮而作。
《游龙泉记》最早收录于王昶《春融堂集》卷47，“余以己丑正月抵永昌，适有幽忧之疾，闭户却扫。”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十四，王昶抵达永昌府永平县，时奚寅、张焕、仲鹤庆等人常伴左右，《滇行日录》：“十八日，奚君寅、张君焕、仲君鹤庆来会。仲君，仪徴人，壬申科解元，与予会试同年，今为四川大邑令。张君，吴县人，庚午举人，今为湖南永绥厅同知，盖在金昌时旧相识也。奚君，武进人，乙卯举人第二，余时为同考官，故熟其名，今为湖南酃令。三君皆以辨军须来滇者。”奚寅，字鹤溪，自号芙蓉湖渔，阳湖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读书过目成诵，材武绝人。“时缅匪滋事，奉檄赴云南办差、修道路、催军装。”仲鹤庆（1723—1785），字品崇，号松岚，江苏海安人。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十九年（1754）进士，官四川大邑知县。善写兰、喜山水，著有《迨暇诗钞》《迨暇集》等。《游龙泉记》记述了王昶抵达永昌府之后，受奚、仲二君相邀同游腾越龙泉。《游鸡足山记》作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时王昶赴昆明处理缅甸投降后事，将从永昌（治所乃今之保山）撤兵，途经宾川，实现了二十年前登鸡足山的夙愿。记述了游览祥云、宾川以及大觉寺、迦叶殿、华首门、悉檀寺等地的见闻。以上是王昶所撰碑文，多是游记、公务类，王昶的金石研究主要体现在《金石萃编》所录几方云南碑刻的按语上，如《渊公塔铭》推断渊公生在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嵇肃灵峰眀帝记》考证碑立于丙午岁六月三日等。
王昶入滇后，遍访云南文物古迹，且对新建、修缮云南古迹颇为留心，王昶《又与钱冲斋书》：“今已抵昆明，见两贤郎头角峣峣然，殊慰，因以所较《史记》及《圭峰禅师碑》赠之。某此去，于滇无可措意者，独明公祠未建，颇以为惓惓……宜建公祠，奉观公音保、查公拉丰阿、珠公鲁讷等死事之臣配之，其余阵亡将士以次祔焉。”王昶在给云南迤东道钱受谷的信中提到，当时永昌地区未建纪念征缅阵亡将士的祠堂，实应建立明公祠以“崇忠节、激顽懦”。坐落于保山的明代学者杨慎祠堂，由于兵乱而年久失修，王昶曾嘱保山县知县王彝象修复，“乾隆丁亥戊子间，用兵缅甸，以祠为军装库，而其祀遂废。予时过访之，犹见游人题诗其壁，而炮石之所积，甲仗之所贮……岁丁未，予以布政使滇，遂寓书保山令王君彝象，谋所以复公祠。”王昶在《滇行日录》中记载了行程及路线，成为后世入滇的参考，王昶入滇的目的主要为了征讨缅甸，所以并未留下过多史料，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履二斋尺牍》，大部分为在云南从军时所写，以征战公文为主，限于资料，这批公文有待进一步考察。
王昶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搜集了十余通云南碑刻，收录于《金石萃编》中，分别是《王仁求碑》《韦皋纪功碑》《黄华老人诗刻》《渊公塔铭》《兴宝寺德化铭》《嵇肃灵峰明帝记》《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款》《石城碑》《崇圣寺中塔题字》《地藏寺梵字塔幢》等，这些碑刻的著录体现了王昶鲜明的金石学编纂思想。
王昶入滇后，到访了云南的名山大川，庙宇古刹，见于记录的碑刻就有几十通之多，那么王昶在选录云南碑刻时的侧重是什么呢？《滇行日录》载，王昶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元旦，登昆明五华山，途经圆通寺，记录所见吴道子画观世音像和憨山大师观世音变像二石刻⑤，两方石刻虽无文字，但在石刻周围却有《圆通寺碑记》等十余方碑刻，未见王昶记载；正月十一日，王昶抵达保山罗岷山，上有江定寺，寺中有诸葛武侯祠，间有碑刻若干；二月初六日，游太保山法明寺，寺中有玉皇阁、文昌宫、诸葛武侯祠等，亦有碑记；《游鸡足山记》载王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二十八日游览大理鸡足山，“过西斋，山茶盛开，旁有姜思睿诗石。姜，明监察御史，与僧幻空交，空有墓志，系伪隆武二年兵部观政进士曾高捷所撰。”《新纂云南通志》收录崇祯六年（1633）姜思睿撰《参罗汉壁幻空和尚》《寂光寺诗刻》《醒石诗刻》以及崇祯七年（1634）《鸡足山水月庵僧书佑为母书写华严经序》《昙华庵常住碑记》等，以上是王昶第一次入滇，寻访碑刻的剪影。由于心境的变化，第二次入滇后，王昶对碑刻的寻访、搜集、鉴赏更为留心，《雪鸿再录》记载王昶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入滇，七月初六日，抵达贵阳，寻明代《王文成公碑》“摩梭久之乃行。”之所以《金石萃编》和王昶的藏书目录不收以上碑刻，一方面碍于体例，不收元以后的碑刻，并且各地重复的碑刻，如诸葛武侯碑等基本不收（《金石萃编》仅收录两方诸葛武侯碑）。另一方面，不收录学术价值、书法价值较低的碑刻，王昶的选文突出了一时一地的代表。
王昶《金石萃编》所录云南碑文，绝大部分都是阅览[康熙]《云南通志》卷六《山川》、卷十九《古迹》所得，如《南诏德化碑》王昶按语：“今取《云南通志》所载文，补其泐字，注于旁，乃可读也。”又如《石城碑》“《云南通志》：'石城废县在曲靖府北二十余里，唐贞观四年置庄州，领县七，石城其一也。’”王昶在《金石萃编》编纂中大体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注重收录历代重大历史事件碑刻，如三国魏《受禅碑》记录黄初元年（220）汉献帝将帝位禅让于曹丕的经过。王昶广泛还利用了各类地方志文献，如《云南通志》《陕西通志》《河南府志》等，辑录其中的“古迹”“山川”“艺文”等部分的重要碑刻。如《夏日游石淙诗碑》出自《河南府志》；《大安寺铁香炉欵识》出自《江西通志》等。二是收录重要人物碑刻，如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唐《令狐德棻碑》等。据统计，《金石萃编》收录的1079通金石碑刻中，历史事件碑文（包括纪功碑、人物碑传）368通，墓志铭（包括墓志、塔铭）192 通，造像记84通，题记12通，刻石（包括诗刻）44通。可见，碑文和墓志铭占到了全书的一半以上。三是收录具有书法价值的碑刻，突出碑体风格的代表性。陆机《文赋》“碑披文以相质”，《文选》李善注为“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碑文以纪功为主，叙事当质实，又应以文采相辅。《金石萃编》的选文同时还兼顾了质实、典雅的碑体特征，注重收录书法史上有重要贡献的碑刻，如陕西略阳县出土的《郙阁颂》，方朔评价为“书法方古，有西京篆初变隶遗意。”此碑王昶参考了洪迈的《隶释》，又以汉建宁摩崖原拓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又如《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范，其书法“凝圆规整，含蓄古雅。”王昶选录的云南碑刻皆遵循了《金石萃编》的选文准则，《南诏德化碑》《石城碑》属于重大历史事件；《王仁求碑》《韦皋纪功碑》属于重要历史人物碑刻；《地藏寺梵字塔幢》体现了异域的书法风格，并且王昶的著录基本是有原碑或精拓的，从方志获得线索，如方志有目无碑，《金石萃编》基本是不收的。
《塾南书库目录初编》（以下简称“《目录》”）作为王昶的藏书目录，不为世人所重。是编卷五、卷六收录历代金石目录761种，《目录》虽然没有单列南诏大理碑刻，但在唐代部分将《崇圣寺陀罗尼咒》等列入其中。通过碑目的对比，可以得出《目录》奠定了《金石萃编》选文基本框架的结论，其中目录所收84 种元代碑刻也与《金石萃编未刻稿》有关。《目录》所收的碑刻大都为王昶家藏拓本，这方面王昶在《金石萃编》按语中多次提到，如卷五《王稚子二石阙》：“按二阙已亡其一，昶家藏旧拓本《先灵》一阙。”卷十二《沛相杨统碑》：“按此即昶所藏宋拓杨氏四碑之一。”卷九十三《颜鲁公与郭仆射书》：“昶藏本南宋时搨。”
《目录》在每一目之下标记年代、作者、书体等信息，有些还会加以按语，但是目录按语与《金石萃编》的按语有一定差距，可见《金石萃编》的修订痕迹。如汉代《仓颉庙碑》，《目录》著录为“《仓颉庙碑并阴两侧》，有永寿二年、延熹四年，字隶书”，《金石萃编》卷10《仓颉庙碑》著录为“延熹五年，有阴有两侧并额题字”。《书目》在宋代部分又著录了另一版本的《仓颉庙碑》，“开宝八年大吕月韩从训撰文，韩文正行书。又墓记并七言诗，无年号，字迹与此碑相近。”《仓颉庙碑》立于东汉延熹五年（162），宋人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就有著录，但限于当时条件，仅记录了碑印与碑侧的文字；清初学者吴玉搢最早判定此碑年代，乃延熹五年东汉桓帝时刻；但此碑向无善本，时王昶在西安“闻其横卧土中，虑其日久断毁。因嘱署县顾令以牛车撵置学宫。”然而，由于此碑长年暴露田野，风蚀日残，不易锤拓，王昶所得拓本仅存二百三十余字。毕沅《关中金石记》以碑中有“永寿”年号，遂认为此碑刻于永寿年间；并且毕沅还引录了韩从训撰文《仓颉庙碑》，可见，早期的《目录》著录受到毕沅的影响。但在《金石萃编》定稿时，不但将此碑定为东汉延熹五年刻，还删去了韩从训撰文的《仓颉庙碑》。综上，《塾南书库目录初编》奠定了王昶《金石萃编》收录的范围与规模，而且王昶在编纂《金石萃编》时，还对碑刻进行了年代、作者、真伪的考辨，使之更为准确可靠。
王昶金石学思想的形成，一方面受到当时乾嘉学术的深刻影响，“纂辑前人成果，汇为一编”成为当时金石学研究的热点。王昶《与钱辛楣》：“窃意墨刻之书，须仿洪丞相《隶释》例，备载全文。然后将古今作者，如《集古录》《金石录》《铁纲珊瑚》《金薤琳琅》《石墨镌华》诸书所有考证、辨论悉行采入，附于各通之后，始为墨刻集成。”王昶以洪适《隶释》为范本，先采录前辈金石学家考证之文，再加以考证，最终形成了“目录、存文、集释、考证”的体例风格，开启了新的金石学学术传统。另一方面，王昶在五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不断积累拓本资料，及时更新拓本目录，参稽众说，辨伪存真，形成了选文规范。然在《金石萃编》中没有明确的《凡例》，如收录时限、范围、重点等，但在一千多通碑文中，却可以做出总结：收录夏至元代碑刻，侧重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碑刻，突出碑体风格的代表性碑刻。《金石萃编》注重碑刻的类型，墓志、碑碣、塔铭、题记、刻石、刻图等皆有涉及，且每一类均选录代表性碑刻。
王昶宦滇期间搜集和考证的碑刻为后世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云南金石学史上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和考证。云南金石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乾隆中叶学者才注意云南的金石文献。一方面，云南自古较为封闭，又因路途险阻，山高水深，金石文献不易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云南少数民族居多，其汉文碑刻往往为人所忽视，又因文化水平的限制，清以前的碑刻较少被学者利用，而清人的金石著作往往不收明代以来的碑刻，这就使得云南碑刻更少被学者利用。
通过王昶云南行迹及其金石活动的考察，本文不但梳理了王昶两次入滇的路线及宦游情况，还以王昶云南金石的搜集与研究为中心总结了《金石萃编》在编纂时的选文特点。过去学者仅以《金石萃编》序跋为中心，未能结合王昶藏书目录考察《金石萃编》的编纂情况。此书编纂时利用了大量拓片，当然作者也删除了不少材料，通过已收、未收文献的对比，王昶的金石学思想方能显现。
赵成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金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