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高尚全先生

这一阵，正是江南多雨而闷热的黄梅时节，令人不爽。6月27日晚，嘉定区图书馆黄莺馆长发微信告知我：“高老今天下年3点在协和医院病逝。”那个“高老”？我一时没反映过来。然后片刻间，朋友圈中关于高尚全先生逝世的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他走了，但觉得他走得很突然。定神后，我打开手机寻找与高尚全的聊天记录，果然，在春节时互道祝贺后，一片空白，为人粗疏的我竟一点都没在意，深感遗憾。我回忆的闸门瞬间打开，与先生的交往像电影一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知道高尚全很早，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春潮奔涌的年代，又是激情燃烧的黄金岁月。高尚全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他思维敏锐，观点鲜明，见识深邃，又时独树一帜，堪称振聋发聩，他的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必须改革开放，跟上世界的节拍和潮流，才会成为强国。他自己也说：“平生只做一件事'改革’”，更可贵的是他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期间，参与了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将先进的理念付诸实践。确实，改革开放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站起来的中国，若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富起来和强起来。然而，此时我尚不知道他是我的同乡。直至九十年代初，央视推出了一档“东方之子”的专题片，一次，偶尔看到电视中正在播放高尚全的访谈录，高尚全说自己是上海嘉定人，颇感吃惊，也觉得自豪，怎么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中，除于光远先生，还有高尚全，可称为经济学界的“双子星”。

知道高尚全是个忙人，不忍打扰他，直至2000年后，因为研究和编撰地方史，才与高尚全联系上了。高尚全为人谦和热情，没有架子。与他的由电话、邮件直至微信，老人家与时俱进，玩得都很溜。我与他的交流也日见增多，关系日益亲近，彼此谈得来，用他的话说是“相见恨晚”，每有活动和新作，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发我共享，每有新作，就会寄我。后来，他让师母钱美伦也与我建了微信，关系越走越近。他给我的微信中，有三件事讲得最多：一是他出生于清寒农家，小学毕业后就舅父开的小工厂学徒糊口，舅父看他聪明能干，就资助他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二件事是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第三件事是在任正非的华为最困难的时候力挺华为，任正非聘他为顾问。

然而与他见面，则迟至2018年，嘉定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选定了40个代表人物进行采访报道，高尚全是自然第一人。当年初夏，我与区融媒体的一批年轻朋友赴京采访他。他在海淀区的简陋朴素的寓所接见了我们，知道家乡人去，他特意准备了西瓜招待，他身着整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三句话不离改革开放，采访工作十分顺利，还合了影，留下了珍贵的瞬间。也许采访触动了他的乡愁，不久，他发信问我，他的出生地在今嘉定菊园新区，那里称“昌桥”？还是“仓桥”?现在有时称仓桥，有时称昌桥，究竟那个准确？我告知他，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明代“嘉定四先生”中的唐时升曾为此写过专文，称“仓桥”；明末清初学者朱子素在记载嘉定抗清斗争的史料笔记《嘉定乙酉记事》中也称“仓桥”，而称昌桥则是近代不规范随意改动。他对我的回应很满意。

当年9月，高尚全应邀参加菊园新区的一个论坛，会后的晚上，他打我电话，要我去他所住的宾馆见面，到宾馆后老两口都在，他即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新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上下两厚册，书上签着：“陶继明同志指正，高尚全，2018年，9月10日。”他对我说，这本书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他较为满意的书。他说关于改革开放，我想说都已说了，轮下来，想写一本回忆录，我觉得这本回忆录一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极力赞同他写。我们聊了很久，我怕影响他休息，多次起身告辞，他用方言时我说：“不碍事，不碍事，难得碰头，侬再坐一会。”又聊了许久才告别，老两口一直把我送出大门，又边走边聊，意犹未尽，才依依惜别。不久，他发信给我说：“这次办公室装修，整理出一批材料，我想捐给嘉定图书馆，为家乡作点贡献，便中请你转告一下。”我即把高尚全的意愿告知给区图书馆，后来，在他家属的支持下，这批珍贵的资料全部进入区图书馆库藏。

2020年6月15日，高尚全给发了回忆录的提纲，书名是《我亲历的中国改革故事》，全书共10章。看来，他已正式动手了。书的中心仍然是改革开放，信中又对我说：“全书目录曾作过多次修改，在写作中还会调整，你的文字准确干净，又熟悉历史，我的自传完成后，想请你审校润色。”我当即回复：“承蒙先生抬爱，我必勉力为之。”

然而，之后却未收到他自传的书稿，不和是否终稿？今年开春后，仍可以在微信上看到他步行的步数，我们相互点赞，耆耄之年，每日仍可达万步，可以想见他是健康的。想不到仅数月，他就驾鹤西行，不禁令人懊丧。人固有一死，然先生不愧为教化嘉定走出来的智慧星，博学硕彦，著作等身，斯人虽逝，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