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包括现状所由发展而来的历史，因此需要了解历史上的中国。了解历史上的中国，有许多途径，其中之一，是从整体上，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的角度，看看中国在历史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属于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或者说，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较，历史上的中国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现象或特色有时往往是很普通的、常识性的，时常挂在口头上而成为人们的共识的，如"地大物博人众"，“历史悠久"之类。但却不能因其普通或属于常识就认为不重要。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为人熟知，成为常识，而更反映出了中国的一些基本特点。了解这些重大现象或特点的形成，探寻它们之所由自来，也就更有助了解今天的中国。
描述某些重大的历史现象或特点并不困难，但了解它们何以形成，其深层的内涵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今天的现实，它们又给我们今天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优势、困难和问题，则需要深入的探索。本文只是描述一些重要的、普通的、常识性的历史现象或者特点，提出一点思考、发掘、探索的线索。
从国土面积看，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第三大国。大陆及岛屿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另有37万平方公里的领海和内水，主权海域约有300万平方公里），以大陆和岛屿计，次于俄罗斯（1070万平方公里）、加拿大（997万平方公里），超过美国（940万平方公里）、巴西（850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70万平方公里），是印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三倍，同具有四十几个国家的欧洲（1016万平方公里）相差无几。
上述那些当今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国家，都是近代形成的。中国则不同，从悠远的古代开始，中国在历史上始终是个大国，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国。其他一些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国，几乎都是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消逝了，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我们以统一的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依据。当然，同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国家一样，国界线不是很明确的，只能是一个政治权力管辖地区的大致的界限，而疆域内也还有些地区没有归附或没有完全归属于中央，另外，疆域也在不时变化。如果以各个王朝最大疆域与其他历史上的大国的最大疆域作比较，则如下页表（疆域面积数为约计数）：可见，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中国都是世界上有数的大国。而且在一段长时间内，即从公元前后到18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封建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国。而在两头，即公元前和18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中国是大国，但还不算是疆域最大的大国。这些近代以前的大国，都位于旧大陆中段的一条广阔的地带上。西起地中海周边，延伸到中东，再到印度和东亚，长约10000公里，其宽度大致在地中海为北纬45度到30度，中东为北纬40度到20度，印度为北纬30度到10度，东亚为北纬40度到20度，略呈一条中间向南弯曲的带弧。这条地带气候多属暖温带与亚热带，也有少部地区属冷温带和热带。其北面是西起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经黑海北岸、高加索、中亚以迄蒙古高原的草原、干旱草原和沙漠戈壁，其西北则是气候湿润、植被发达、宜于农业的西欧、中欧、东欧。这里后来是产业发达的欧洲主要地区，但在古代，这里并不发达。这条地带以南，是西起撒哈拉、中经阿拉伯半岛、再到印巴次大陆西部的沙漠和印度中部高原，然后再向东南延展到印度半岛的热带草原和东南亚的热带季风带。这条地带面积宽阔，从古代历史条件看，比南北两方的自然条件好，人口稠密，农工商业和交通发达，民族的交往和迁徙也最多。其中尼罗河，两河流域，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南端及岛屿，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伊朗高原，印度河恒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都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近代以前的大国，就都出现在这个地段上。在这个地段中部，即地中海东部、中东乃至印度半岛西北部，是所谓的欧亚大陆桥，交往便利，惟独中国处于远东，与其他地域隔着广袤高寒的青藏高原和中亚沙漠，南边又有阻隔东西的横断山脉与热带丛林，与西边各地域的交往不那么便利，再加上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面向太平洋，与其他各文明地区正好以背相向，造成了中国在这个古文明带中的特殊势态。也许这是中国文明的发展较之其他文明地区较少受到外来影响，更具独特性的一个原因。如果分析一下中国以外的近代以前的世界大国，有四个具有共同性的情况值得注意。第一，从自然条件看，这个地带可以分成相当多的地区，其中重要的是意大利半岛、埃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河恒河流域等，每个地区都可以发展农业，繁育较多的人口，都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各地区之间地形阻隔不大，交往与民族迁徙不难，商业来往亦颇频繁，因此，某一地区的力量强大起来以后，可以向其他地区扩展，乃至延伸到西北面的西欧，中部的黑海以北乃至中亚南部，一个地区兴盛起来的力量一般扩展到两个地区以上，即可以形成历史上的大国（见前表）。但是，这个地带中的任何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并不占有面积、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较大优势，因而缺乏一种能长久维系不同地区的力量。第二，这个地带民族众多、种属不一、变化多端、迁徙不已。这些不同的民族，有些是在这个地带各地区之间，如巴尔干、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之间迁徙，进入新的地段。更多的是自北方的森林草原地带、干旱草原地带南下，经过法国、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高加索、中亚南部进入这个古文明带；此外，这个地段以南的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势力也常北上西进。以致使这个地带充满了民族和文化的置换，呈现了多元化的混杂态势，就像一锅香味四溢的时刻沸腾着的什锦汤。而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民族，往往在这种复杂纷繁的交往中消失，而让位给新来的民族。这种情况，尤以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乃至波斯这一带为最。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16世纪以前世界历史的中心或枢纽在中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三，这个地带的各地文化各别，而且一般说来文化都相当发达，彼此间的交流影响可以，一方完全被消灭也可以，但完全融合则很困难。最极端的如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在中东地区历史久远，尽管一度被驱逐消灭，却扩展至全世界，最后终于又回到中东，顽强地生存下来。因此，好些地区虽在一段时期内同属一个大国，但其文化性格却是各别的，具有独立性，一旦大国统治削弱或者崩溃，这些不同文化地区就出现了分离的局面。第四，这个地带各个地区经济上的差别也很大，而且具有独立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商业，商业交往的需要成了大国征服其他地区的一种因素，然而商业的交往并非必须有统一的大国，或者换句话说，统一的大国并非必须靠商业的联系，像古代希腊地瘠人少，它的繁荣、强大和文明的先进，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希腊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与东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粮食的交易。但是希腊并没有去建立大的统一国家，至多是在东地中海和黑海建立一些殖民点。就连希腊半岛也是城邦林立，最大最强的也不过三四十万人。直到马其顿崛起时这种局面才一度改变。这个地带跨地区的大国的建立和维持，更多地是靠军事的征服与政治力量的统治，这类大国要维系一个很长时间是困难的。因此，这个地带近代以前虽然出现过很多大国，但并不具有统一的趋势。相反，是分离的趋势占了上风。那些历史上出现过的跨地区大国，延续时间最长的是拜占庭，约一千年。然而作为一个大国，它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其后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等到15世纪灭亡前夕，已经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仅保有不断遭到围困的君士坦丁堡和希腊半岛东南一小块土地了。此外，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延续的时间各有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不等，但真正形成跨地区的大国的时间却没有那么长，像罗马帝国，在公元后2世纪达到了它的疆域最大期，但公元3世纪中叶就趋于衰微，东西边远行省分别遭到日耳曼蛮族和波斯帝国的侵犯，到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重振了罗马，但国土被一划为二，分区治理，帝国的重心逐渐移到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交接处的君士坦丁堡，原来的核心区意大利即西罗马和都城罗马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终于在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和日耳曼蛮族的长期侵扰下灭亡了。至于马其顿帝国、大食、帖木儿帝国等，则纯粹是靠军事力量的征服在极短时间建立起来的，完全没有稳固的基础，一旦首脑死亡或某些因素作用，就立刻分崩离析了。其兴也暂，其亡也速。现在，这个地带的不具备统一趋势就更清楚了。除去印度，这个地带很难说有什么大国。反之，这里成了世界上大国争夺的地方，由于地区内的矛盾和大国的插手而纠纷不断，战火不息，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带。至于16世纪以后形成的大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英、法、俄等，那是近代资本——帝国主义掠夺与分割的产物。这是一些靠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而形成的大国。从18世纪后半叶的北美开始，特别是在19世纪，南北美洲上的欧洲移民纷纷起事，争取脱离母国而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的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国家。失去的欧洲国家虽然仍有雄厚的实力，但已不再具有大国的规模。当今世界上几个疆域辽阔的大国，像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都是这种从转化过来的以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体的国家，与近代以前的大国、以及近代的那些殖民大国都不一样了。作为历史上的和当今的世界大国，中国与上述古代的大国和近代的大国都不一样。恐怕是惟一的古代而兼现代的历史大国。第一，与上述那些古代大国不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面积广大并不断扩展。最早是在黄河中下游，夏、商、西周就是凭借这个地区成为奴隶制时期的大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核心区域开始扩展到长江流域，加上周边地区，形成了版图大大超过先秦的西汉王朝，此后又扩大到了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这个核心区域是世界上有数的大农业区，在古代，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区，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文化高度发展，并且具有共同性，民族主要是汉族。因此这个地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扩大发展而兼统一和凝聚是它的主要历史走向。第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多数分布在这个大核心区的周边。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不能同核心地区相比。中原的“花花世界”上国衣冠"，对周边民族有莫大的吸引力，形成一种向心的而不是分离的趋势。当在这个核心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力量强大时，就控制了这些周边地区，使之纳入自己的版图，从而加强了周边与核心地区的联系。当周边地区的民族（主要是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强大而适逢中原王朝衰微与发生动乱时，往往进入核心地区，并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也同样加强了核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且周边民族一旦进入中原，他们原有的经济及生活方式，往往就在先进的汉族影响下改变为中原式的农耕与生活方式，经过一段时期，这些民族及其文化就融入汉族及其文化之中，成为汉族及其文化的一部分了。第三，东亚大陆面积广阔又有一个大的核心地区，又是坐西朝东，背向亚欧非其他文化区域，比较遥远的距离和其间绵亘着的青藏高原、中亚沙漠、横断山脉和热带丛林的阻隔作用，使得东亚地区可以独立地而且少受其他地区影响发展。从西面来的军事压力绝无仅有，西来的民族运动也缺少规模。西方和南方的文化可以渗入但不致倾泻而来，因而可以使之逐渐渗透融汇在原来文化之中，不致引起破坏或发生激烈的冲突，反而使得原有文化能从中吸收营养，得到消化，成为原有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因子。第四，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周边地区的游牧经济、原始农业经济乃至采集渔猎经济与核心地区的农耕经济与手工业经济有互补作用。这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具有很大的自给性质，而贸易则具互补性质，基本需求在地区内部都可以满足。而对西方、南方的长途贸易，输出的主要是丝绸以及后来的茶叶、瓷器，输入的则是珍宝香药，当时多半具有奢侈品的特点。这种贸易在历史上很著名，但是在东亚经济、贸易总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影响也有限。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不断出现各种矛盾、战争、征服、分裂，但从总体上和历史全过程看，作为一个历史大国，中国具有稳定性、延续性和发展性，同前述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大国是不同的。这个特点，不仅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大的作用。中国今天不仅是陆地国土居世界第三的大国，而且是人口居世界第一的大国。目前人口12亿多，占世界人口22%，大大超过其他大国。如面积居世界第一的俄罗斯人口为1.481亿，第四的美国人口为2.5亿，第五的巴西人口为1.4亿，各当我国人口的11.6%到28.3%，相去甚远。至于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加拿大，人口2300万，第六的澳大利亚1600万，那就更不能相比了。惟一例外的是印度，人口9亿，约当中国的四分之三，而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比中国大。至于另外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日本、印度尼西亚，人口在1亿到2亿之间，居世界前列，但不过相当我国人口的9%到6%，国土面积就更不能同中国相比了。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比同期的其他大国的人口多，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见下表（人口为约计数）：本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人口数据科林·麦克伊佛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地图集》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从人口的分布来看，古代中国人口最密集的部分是长城以南，贺兰山、陇西川西山地、横断山脉以东的地区，即过去的明朝南北十三布政使司和两京师，清朝的本部十八省地区，即黄、淮、海、长江、东南沿海、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这片地区面积大约是412万平方公里，占今天中国总面积43%，不到一半，人口102000万（1995年），占今天中国总人口的88%。东北、内蒙古、新疆、青藏今天面积为548.8万平方公里，占今天中国总面积57%，即一半还多，人口为1425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2%。历史上东北不属核心地区，近代以来，人口增加很快，与历史上大不一样。在历史上，东北、内蒙古、新疆、青藏等边缘地区在全国总人口中比例更小，见下表（人口为约计数）：这就是说，在10世纪左右，表中地区人口总数约为700万，在全国人口数中不到10%。上述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今天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48人，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21人的两倍多点。这样大的地区有这样密集的人口，只有印度可以与之相比（平均每平方公里267人）。有些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印度还大，但面积却不能与之相比（如孟加拉国143998平方公里，1070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740人，日本37774平方公里，12278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325人）。不仅今天中国能在这样大的地域里容纳如此多的人口，而且在古代也是如此，因为这里是一个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农业区。在历史上，农业远比其他经济形式（畜牧、渔猎）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几亩地十几亩耕地可以养活一个人，而40亩草地才能养活一头羊。农业能容纳大量人口，也需要大量人口。但中国还不仅止此。中国古代的农业即传统农业有很突出的特点，可称之为大陆集约型农业，即在广大面积的土地上，把土地分成小块，以一家一户作为生产单位，进行精耕细作，投入高，产出也高。投入高，当时主要是投入更多的劳动，产出高，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种类型的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可以容纳大量的人口，因此对人口的增长是一种刺激的因素，以致在古代，中国的人口一直超出其他的大国很多。今天就更为突出了。人口多好不好，这要具体分析。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人口多，劳动力也多，生产力要集中，人占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增加人口，人口多，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在古代手工操作、简单劳动为主的农业社会尤其如此。甚至在工业社会初期也是如此，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呈波浪状，增长最快的地区从意大利逐步推向西欧、英国，即是工业生产力在不同地区先后速度不同的发展的结果。当然，到了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中，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人的数量的重要性，这种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有一种同步的趋向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然而，即使在古代国家，人口数量也不能无限止地增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国土面积、资源、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等所能供养的人口是有一个限度的。在这个限度以内，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超出这个限度，即使在古代，也会出现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中国古代国土面积广阔，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发展次序有先后。因此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区还会发生局部性的人口过剩。但是中国国土广袤，交通便利，核心地区的自然条件各处相差不多，某一地区人口过剩的压力，可使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土广人稀，开发不足的地方去。封建时期的农业的特点是农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土地）的紧密结合，而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家庭农业能使农民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生产，以维持粗劣低下水平的生活。因此，一般来说，只要还能勉强生活下去，农民是不会迁徙流动的，即所谓“安土重迁”。然而一旦外来力量冲击过大，如天灾、战乱、苛政等，农民只好被迫与土地分离，或转死于沟壑，或流散于他乡，从而对一些地区的人口过剩的压力起了疏散缓解的作用。中国文明最早在黄河中下游产生，中国的传统农业也最早在这里形成，这里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繁密的地区。从汉代起，这里就开始出现了地少人多，人口过剩的情况，有所谓“十亩共桑之迫”的说法。在灾荒、战乱、苛政的驱迫下，黄河中下游的人口一次又一次地如同浪潮般的向四外流散，主要的去向则是南方。先是到长江流域，然后是东南沿海、珠江流域、云贵高原。这种人口的迁徙，不仅缓解了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压力，也使迁徙过去的地区得到开发，从而使人口的分布趋于适当，也在更广袤的地域里发展了生产力。所以，这种局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如果从根本的、历史的全过程的角度来看，也并非全然是起消极作用。人口多，古代有些需要大量人力的事就好办些。中国历史上以兴建巨大工程、设施而著称，长城、运河、道路、水利工程，乃至宫室、陵寝，动辄征调数万、十数万、几十万甚至成百万人来兴建，而多在较短时间里完成，没有巨量人力，这些事是办不成的。战争，在古代双方技术、装备、战法差不多的情况下，往往也是人力数量的拼搏。战国时期，一场战争动员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是常事，秦赵长平之战，秦一次即坑杀赵卒40万人。王翦攻赵，一个秦国就发兵60万。汉武帝马邑之谋，在代北一地即出动兵员40万包围匈奴骑兵。肥水之战，前秦兵力号称87万。隋炀帝第一次攻高丽，发兵113万人，支援的民夫达数百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人口多也有难处。人口多，消耗也多，需要的物资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物资供人们生存的需要，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用于发展的就少了。在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品不丰富的古代，能用于发展的物资就更少了。而人口多，劳动力多的古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来说就更困难一些。像中国古代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单产是较高的，据我估算，汉唐亩产在140斤原粮左右，宋代200斤，明清250斤，近代近300斤，比起欧洲中世纪的粗放农业，汉唐亩产要超过一倍。但精耕细作的农业每个劳动力平均垦种土地面积较少，人口多了，每个劳动力平均垦种土地面积就更少了，单产高的优势被人均耕地面积少的情况所冲销，以单产X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土地面积为标志的农业（粮食）劳动生产率就不算高了，只同欧洲中世纪时亩产低、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多的粗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甚至有时还要低一些。从汉至近代，粮食亩产从140斤增到近300斤，提高到2.2倍，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亿市亩增加到解放前的14亿余市亩，即增加到3倍，二者相乘，总增约6.7倍，而人口则由汉代时6千万人增到解放前的5亿多，约达10倍。这样，尽管单产有提高，从汉到近代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粮食仍在2000斤上下徘徊，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前。在古代前期，因为中国是大国，人口多，地方也大，可耕地还多，资源、自然条件也还适应，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能适应。宋代以后，可供开发的地区少了，人口压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到了近代与现代，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人口多了，剩余产品增加的少了，能用于发展的比例不大，社会进步受到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慢，而这又翻过来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当前在生产发展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重要，生产发展不再单纯靠劳动者的数量，而更多地是看其质量素质，人口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了。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历史上就更多了，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当然也并不是惟一的。前苏联有130多个民族和部族，现在的俄罗斯也少不了多少。印度也不少，有十几个大民族和几十个小民族，美国也有一百多个民族（几乎全是移民及其后代）。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一点，对中国历史来说很重要。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与其他的多民族国家比较起来，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汉族占全国人口91.02%，109932万人，少数民族占8.98%，10846万人（前几年的统计）。汉族集中居住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占全国面积50—60%。前苏联是多民族大国，但俄罗斯人只占一半，即52.4%，其他130多个民族部落，有的在边沿，有的在内陆。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81%强，但境内各处仍有大量其他民族，有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印度的大小几十个民族，区别颇大，印度斯坦人为主，占46.3%不到一半。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及其后裔。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陆续移入，最早的来自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爱尔兰，然后是非洲黑人、南欧、中欧、东欧、北欧人，还有日本人、华人等。以欧洲移民后裔为主体的白种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黑人占12%，拉美裔人占10.02%，亚裔3.3%，这些民族散居各地，没有形成集中的民族聚居区。至于原来的土著印第安人，不到100万，只占总人口的0.004%。这些多民族的大国的情况与中国都不一样。第二，汉族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集中居住在全国的核心地区一东部地区，包括松辽平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和云贵高原（东北历史上不在核心区内）。这块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人口密度大，经济文化发达。少数民族在这里也有相当数目，但多采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边沿地区则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广西、云南。这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一半，人口则只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其中汉族占了相当的比重，有些地方超过了少数民族的数量。全国有一个比较先进的主要的大的民族，又主要居住在一个较大的核心地区，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维系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前苏联和印度都不同，原来的印度后来分成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国。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解体了。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70年，结果很短期间就分解成了五个国家。俄、美那样的多民族大国，主要是在近代形成的。而且是殖民主义或移民的产物。至于历史上的一些多民族大国，像埃及、罗马、波斯，直到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都已在历史上消逝，这些国家中有些今天还存在，但已经不再具备大国的规模，其中有些国家如埃及，主体民族也与历史上的完全不同了。中国古代民族发展大势大概是这样的，汉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逐渐四向拓展，其形式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主要方向是朝南，先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然后再向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在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中，由于汉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融汇了当地许多少数民族，使汉族不仅活动地域越来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方向的民族则波浪式地一波一波地向南推进，与汉族接触，其中相当大的一批，或定居塞下，即蒙古高原与华北的结合部，或再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这批边沿民族终于或先或后地融汇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这也使得汉族分布的地区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以致形成了今天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地居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局面。这种民族的滚雪球式和波浪式的运动，再加上核心地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起作用的带周期性的内乱和农民大起义的结合交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时间与空间结合的脉动现象。其直接的表征即为重要王朝的更迭。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四向扩展，顶住了北面（包括西北和东北）方向少数民族的南下浪潮，彼此进行交往、战争和融合，而把自己的版图扩展到边缘地区。中原王朝衰落时，内部矛盾严重，往往爆发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这时，北方民族往往乘机越过长城进入中原，形成少数民族统治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全境的态势，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加强，融合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边沿地区当然也属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这对边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与融合也有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政权更迭与动乱中，汉族则大规模地南徙，也形成一种波浪式的南下，而又与南方的少数民族融合，也使得中国版图向南和西南方扩展。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时间和空间结合的脉动现象一扩展、收缩、再扩展，但不论是收缩还是扩展，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联系都在加强，边沿地区也正是在这种脉动中逐渐进入中国的版图，而且边沿与核心地区的关系也越来越巩固。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18世纪的清代确定的，但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这个版图已经在逐渐形成、逐渐巩固之中，并非简单地仅靠一时的战争或征服而来，实际上是各个民族多年交往、融汇的结果。这同那些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一样，同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一样。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是各民族在长时间内共同缔造的。人们常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人众，这不全对。中国地则大矣，人则众矣，但物博却不见得。中国山地多而平原少，山地约占国土的33%，高原占26%，丘陵占10%，而平原只占12%。耕地20亿亩，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4%，而沙漠、戈壁及沙漠化土地达149.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5.5%。至于气候条件，处于东亚季风区的地方气候较好，但降水量分布不匀，只有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量较充裕，而且比较稳定，黄河流域年降水量少，偏旱。西北地区则是干旱区。黄淮海河流域及东北、西北地区占全国耕地面积63.7%，人口占46%，年经流量仅占17%。东南、西南、华南耕地占全国的36.3%，人口占54%，年经流量则占73%，很不平衡。而且，水资源与农业供需时间相差很大。黄河海河每年各期水量大小之比常差14—16倍，而最小水量时又是农作物需水期。春季农作物出苗初长的时候，水量小，加上这时华北气候易旱，干热风又使土壤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因此易形成春旱。华北的雨量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正是作物孕籽成熟期，这本对作物生长有利，但降水量各年不平衡，易于形成水、旱灾。东北地区雨季正值作物收割期，很影响产量。总之，中国东部虽有广大的连片的农业区，但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算特别好，尤其是天灾对农业的影响至大。中国森林的覆被率为13.92%（1995年），为世界平均覆被率的22%。草原面积广大，四大草原中，内蒙古草原草质最好，北疆次之，青藏高原高寒区草质很差，总的载畜率都不高。森林覆被率不高，草原草质差，加上滥垦滥伐，大大影响水土保持，影响了农业。矿产品多种多样，有的蕴藏量居世界前列。煤藏丰富，但集中在内蒙古、陕西、山西，距缺煤而又需煤的南方较远，运输是一大问题。铁矿多数品位低，以致需从国外输入大量优质矿石。石油在建国以后有重大发现，但目前已探明储量尚不足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已有产量也嫌不足，需要进口，新发现的新疆油田，开发后也有个运输问题。水力蕴藏量最大的地区是西南，而需电地区在东、北部，也有个电力输送问题。总之，中国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尚称丰厚，但并非特别优越。更大的问题在于众多的人口，再丰富的自然资源，分之于众多的人口，也就失去了优势。以综合国力而论，据说我国居世界第八（一说第六或第七），但人均收入却落到了世界100位以下，13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属倒数第（1992年），人均470美元。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总数不到10%，却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印度国土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8亿（80年代），人口密度比中国大，但耕地面积为26亿亩。人均耕地3.27亩（中国现为1.68亩），都比中国多。其他自然资源如以人均计，就不算多了，而且分布不均匀，好些是在交通不便、开发困难的地方。如水资源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人均2700立方米，排在世界第109位（一说84位），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社会的作用，古代与今天是不一样的。第—，在古代，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工业的作用不像今天。第二，人口总量和密度比今天小，人均国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比今天大。然而，在核心地区一些人口众多密度较大的地方，人口的压力已经显现出来，先是黄河中下游，然后是长江中下游，到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已遍及核心区各地。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在古代世界各国中仍是较突出的。第三是生态平衡问题比现在好一些，森林覆被率比现在高，水土流失情况比现在好，但黄河流域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至少从汉朝开始就是一个问题了，水旱灾之频仍，其严重程度在古代世界也是少见的。至于土壤、气候等，与今天基本上差不多，耕地相对不甚充裕，这使我国古代农业基本上面临着与今天同样的问题。作为工业重要原料的矿藏，在古代需要量远比现在为少，基本上够用。也许金银的产量有不足之处，这也许是中国古代不像其他地方一样，以贵金属金银作为铸币使用，而长期以铜钱作为主币的原因之一。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应该说，有不利的一面，但同样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成为对历史发展的有利的一面。作为一个大国，自然条件在各地不一样，影响到历史，就会出现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有的地方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发展，有的地方自然条件较差，发展便受到影响。在古代，社会的发展常以农业的发展程度为依归。气候、地形、土壤、水文等往往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山地、高原、沙漠、戈壁地带的发展当然不如平原，水量少的地带不如水量多的地带，交通不方便的地带也不如交通方便的地方，这就给中国各地的历史发展带来不平衡，发展有先后。一直到今天，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发展不平衡，仍旧可以看到。各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不一所带来的差别使各地发展进度不一，既有它影响整个社会发展速度的一面，但它也带来经济上的分工（如农、林、牧、渔、工、矿等），有利于各地的交流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古代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不同，产业有别，彼此交流，起着互补的作用，无需过多地依赖境外，也不好依赖境外，因为中国地理位置居于东亚，地形又与西方相背，与境外的经济交流，路途远、交通不便。而境内广大地区却有充分发展的余地，而又具备一个大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并且充分地吸引着周边地区，形成古代一个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自给性而多少有些封闭性的经济大国。直到鸦片战争前，欧洲已经开始产业革命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在对外贸易上也一直居于出超地位。中国人之所以长期形成了“中土”“中国””中朝””天朝”这类观念，似乎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处于中心、发展最高的国家，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而又略带封闭性的经济大国。乾隆要来华要求通使通商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交给英王的敕谕充分说明了这种观念：“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
自然条件不利与自然资源不够丰厚对社会发展起不利作用只是相对而言。自然条件极差如北极，确实不利发展；自然条件有利，自然资源丰富，但如果缺乏多样性，或交往不便，如热带的某些地区或某些中南太平洋诸岛，也会由于人们过分倚赖丰饶的自然界或缺少分工与交往而影响发展。相反，像中国这样处于温带的大国，多样化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往往有利于促进分工和交往。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和自然资源的不甚丰厚与分布不平均又往往能促使人们努力进取，刺激人们以自己辛勤劳动和发挥自己的智慧，克服不利条件，征服自然，以创造较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传统的形成，恐怕与这种不利的自然因素与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努力有相当关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不甚丰厚的自然资源反而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因水量不足与旱涝时生而大力发展水利、灌溉等等工程，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行防灾救灾，就是一例。早在先秦，人们对于水利及水灾就有一套办法。“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后各代更有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细致的做法。传统农业则是另外一例，人多地少是中国古代核心地区的某些地带以及以后整个核心地区的现实。中国的传统农业的基本目标是在较少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力以提高单产的办法来保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说，用高投入高产出的办法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并维持其供应。而具体做法则是精耕细作，或者说是走集约型农业的道路。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技术是以抗旱保墙为主，并力争有条件的地方实施灌溉。长江流域的水稻区则以灌溉排水为主。各种技术包括深耕多耕，起垄培畦，密植、移苗栽秧、中耕耨苗、除草，施有机肥、治虫病、灌溉、排水，细收细打，家庭圈养牲畜利用厩肥等，田地不但不休耕，反而用轮作、连作、间作等方法提高复种指数。在汉代，有的地方已是“四年而五获”，即复种指数达125%。今天，全国范围内的复种指数在160%以上，即一亩地能当1.6亩地用。适应这种耕作方式的农具多是小型而专门化，分工很细。而适应这种耕作方式的经济单位则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独立从事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这种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它以高的单产，较少的土地养活了大量人口，支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直到今天，我国仍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传统农业所带来的成就。当然，这种农业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本身有其脆弱性，尤其经不起灾变。中国历史上的变乱往往与天灾相连，造成极大的破坏与苦难，与这种传统农业的脆弱性有关。中国历来重农、重民食；“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士农工商，农居第二，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传统农业的发展有其限度，一定技术水平下的农业所能供养的人口，也有其限度。今天的农业，必须改造，那也是无庸置疑的。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上最悠长的大国。
中国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目前可以追溯到约20万年前，这就是1985—1980年发现的巫山猿人（四川巫山县士庙区龙骨坡）化石。与东非发现的猿人化石年代相差不多。而且从同时发现的同一地质年代层的巨猿化石来看，正是处于猿人分化时期，可以说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以后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和遗迹在各处都有发现（如河北原阳小长梁、云南元谋、陕西兰田、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期遗址几乎遍布全国。似乎可以说，古代人类遗址从起源的西南地区逐渐辐射到全国各地。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约在4000年前（夏），虽比埃及近东、印度的古代国家形成时间晚一些（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印度的达毗罗人的国家形成于5500年前），但那些古代国家并没有延续下来，而后来形成的一些大国，像亚述、波斯、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等，历史都中断了，或者分崩离析，即使今天还存在，有的已经换了民族，文化也改变了（如埃及），也不再具备大国的规模如伊朗、土耳其）。至于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在4000年前已达到鼎盛期，3600年前被来自伊朗的游牧民族即所谓的雅利安人毁灭，这种早期文明在印度河流域消失了（还保存在南部地区），此后又迭经变乱，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和3世纪的笈多王朝在印度北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建立统一国家，但为期短暂，此后又分裂。到16世纪莫卧儿王朝再度把印巴次大陆纳入自己统治之下，但莫卧儿王朝势力来自西境以外，建立的则是伊斯兰帝国。随后印度成了英国的，最后又分成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几个国家。总之，印度并非长期处于统一状态，民族文化等变化极大，同中国历史的情况大不一样。至于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历史都不算长，大多是近代形成的，美国建国220多年，俄罗斯较长，从基辅罗斯（9世纪）是1000年多点，从伊凡雷帝摆脱鞑靼人压迫后建立统一的俄罗斯集权国家算起（15世纪末）是500年多点，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世界上古老而又一直延续下来的大国，只有中国了。为什么中国是惟一的一个古老而又能延续下来的大国，值得探讨，下面所说的三点可能是应当考虑的。其中有些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第一，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数众多的主要民族一汉族，和一个与汉族主要聚居区重合的大的核心地区。这个汉族聚居区与核心地区在不断扩大，后来大致即清朝本部十八省的地方，占全部国土面积43%，人口的88%，经济力量的绝大部分。并且长期处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比周边地区更为先进发达的地位，而且在古代亚洲乃至世界都处在先进地位。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那些世界历史上的大国，经济文化很难说都超过了中国，国力一般也没有超过中国的，内部凝聚力也没有超过中国的。
从表即可看出古代中国核心地区的面积与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与世界其他古代大国相比所处的地位了。至于有些古代大国，如马其顿、大食、帖木儿帝国，其核心地区及人口的比重都很小。如马其顿帝国，核心地区是希腊，面积10—15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只当马其顿帝国面积700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的2%和5%。亚历山大死后，这个短促的帝国立即一分为四，分别控制了埃及、希腊、中东和波斯，恢复了亚历山大以前的政治态势。至于帖木儿帝国，很难说有什么核心地区，也是随帖木儿之死而消灭。这种大国纯属短期军事征服的产物，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军事政治集合，因而也就倏起倏灭，无法长久存在下去。古代中国具有这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政治文化先进而又人口众多的广大核心地区，对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不是起发散、排拒的作用。这是古代中国周边的地区和民族能够逐渐地长期地参加到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来，而且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原因。当然这中间也有军事的征服与民族的压迫的因素，但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军事的征服和民族的压迫。仅靠征服和压迫是不能长久维系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在古代，中国以外的大国带，其民族的和政治军事力量的迁徙、扩展和转移既有南北方向，也有东西方向，使得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政治变化出现了错综复杂、形势多变的格局。古代中国则有所不同，民族关系主要呈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的民族迁徙、交往乃至战争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的关系，而非军事的、政治的征服、统治。中国处于古代大国带或文明带的最东端，与西方的文明世界与历史大国间阻隔了难于通行的青藏高原和辽阔的中亚沙漠、草原。直接处于中国西方的民族比较分散，而且不大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东亚大陆北面由蒙古高原北部经阿尔泰山、萨彦岭以北的草原带及由准噶尔盆地向西是一条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的通道，但它离欧亚非大国带或文明带距离颇远，而且历史上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的走向多是自东而西，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而绝少自西而东。对古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天山以南的通道较近大国带，但只宜商队和少量人员往来。因此大国带的国家东向不易，至多至中亚而止。在历史上，中国与古代西方大国直接交战只有一次，那就是751年唐与大食及中亚联军的战争——怛罗斯之战。此战唐军失败，唐的势力退出中亚。这并不是一次涉及国家存亡的大战，而只是争夺中亚的局部战争，双方军队并没有出动主力，大食更是大量利用了中亚一些小国和民族的武装力量，这次战争对以后唐和大食的关系也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次没有打成，即1405年（明成祖永乐五年），兴起于中亚、征服了波斯、伊拉克及部分俄罗斯与印度的帖木儿，起兵20万拟从中亚进攻中国，途中病死未果，没有改变东西方这种政治大势的格局。至于南北方向的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与斗争、融汇，如前所述，影响中国历史至钜，与东西方向的民族关系不能相比。但这是一种周边地区与核心地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它是这个历史上逐渐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这和东西方向的那条大国带上民族关系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区与周边地区正因为民族的关系、交往乃至斗争而加强了联系，而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近代欧洲殖民者的世界征服，造成了一些殖民大国，也消灭了和瓦解了好些地区的国家，包括一些历史上的大国，如印度、奥斯曼帝国。近代以前建立的大国，惟一没有被征服或瓦解的就是中国了。这原因，一是中国距欧洲较远，西方殖民者从欧洲由海路向东，先向非洲、中东、印度、东南亚，然后才到中国，所达也是中国沿海边境，如澳门、台湾，从边疆进向内陆，已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了。另一个殖民者沙皇俄国从陆路来，其路线是越乌拉尔山脉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北再东向达鄂霍次克海，即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外，然后再南下进入贝加尔湖以南及黑龙江，与中国接触，历时二三百年，向中国东北及外蒙古进入也是1世纪后半期的事了。二是中国很大，一时灭亡不了，瓜分又因互相牵制，也不大容易。三是中国的抵抗虽然屡屡失败，但很强烈，而且越来越强烈，任何一个殖民国家，都难于一下子征服中国，这与印度的情况有些不同。19世纪末以后，日本成为对中国的最大侵略者，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发动了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侵略战争，不仅占领沿海，而且侵入腹地。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地区大部分沦陷了，中国损失之惨重是空前的，死伤3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7%上下，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即使如此，中国还是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一起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和中国是一个具有汉族为主体的广大的核心地区而又与周边地区关系紧密，结为一体的世界大国的格局不是没有关系的。第二，中国不仅有一个面积很大、人口众多、力量雄厚的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一直呈现一种凝聚与扩大发散的趋势。凝聚与扩大发散看来似乎有矛盾，但在历史上这二者却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凝聚与扩大发散的趋势的结合，其具体表现，一是核心地区的逐渐扩大，二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日趋紧密，三是在古代中国统一的趋势长期占着上风。地中海、中东的那些历史上的大国，核心地区面积相对地不大，要成为大国，需要保持两个以上的地区。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相当发达，但各区之间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的差异也比较大，不易融合，并不具备长久统一的趋势，而且北方一线长大宽广，草原游牧民族从各处均可南下，进入那条大国带，一旦进入某一地区，那里立刻会有很大改变。因此，从一个核心地区扩展到其他地区是形成一个大国的必要条件，但扩展开去，所控制的区域越大，原核心地区的影响及控制力就相对地减弱。在民族林立，政治经济文化各异的各地区间，原核心地区并不占优势，矛盾越来越多，从北方草原来的威胁也越大。在这带地区，各地凝聚力并不强，分散的趋势却很明显，统一往往只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文化交往的必然趋势。一旦形势有变，这些历史上统一的大国就会突然消失或者逐渐分崩离析，核心地区扩展的权力只能回到原来的地区，广大的统治地区也不再回归。换句话说，这些历史上的大国的统一，主要靠的是军事的、政治的力量，带有强加的性质，然后才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联系，自然，有些时候，一个地区的文化借助军事政治的力量扩散到其他地方去，使那些地方深深打上它的烙印，像马其顿帝国带来了一个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影响遍及东地中海、中近东，一直到印度河流域。此后，阿拉伯人的扩展也使伊斯兰文化遍及北非、东非、西非、西班牙，一直到中亚、印度、东南亚。但这种文化的传布只是开时借助大国的征服，大国消失衰落，文化反而更快速地深入地扩展，它借大国的兴起而扩展，但它的扩展并不只是倚赖大国。而且，这种文化的影响不管如何巨大深远，它也没能根本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基本格局，也没有促成过这些地区的再度统一。历史上的这些大国，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长的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拜占庭），但始终都不能在其控制地区内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始终未能做到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换句话说，即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可靠纽带把各地区结合起来，即使像罗马帝国那样一种世界性的帝国，其与边沿地区的联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奴隶的掠夺，罗马帝国正是靠它而繁荣与运转的，这种掠夺奴隶的行为与争战对各个地区的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并不是维系各地区的好手段，反而不时激起反抗，一旦奴隶来源趋于枯竭，各地分裂趋势加强，而意大利本土也出现危机，罗马帝国就衰落了。至于那些不稳定的军事征服形成的大国，寿命就更其短促了。直到今天，东地中海、巴尔干、中近东分散的民族与国家间的纠纷还是不少，延续时间也最长，还是世界上纠纷的热点。这个地带的历史大势不是凝聚而是分散，不是统一而是分立。那些历史上的大国形成的或长或短的统一，并不反映这个地带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具备着统一的趋势，这是凝聚和扩大发散两种作用结合的结果。这种统一的趋势，首先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以及民族关系上，然后才形成在政治与军事上。先看汉族聚居的核心地区，两千多年来，形成于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不断扩展，从黄河而长江，而东南沿海与珠江，再加上西北、西南和东北，不断地与当地民族融汇，在地区与人口上不断扩大，即属于滚雪球式的运动，而北方民族与东北民族不断南下，形成波浪式的运动，与中原汉族融汇，又促使汉族南下，二者结合，即出现中国历史上的脉动现象。发散的另一面是凝聚，汉族越来越大，本身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大，对周边各族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扩大发散与凝聚的结果，就出现了以核心地区为中心的统一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汉族，也表现于周边各族特别是入主中原乃至全国的那些民族，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异国异类，认为自己也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统治者也以“正统”自居，同样认为统治中国是“天命所归”。这个地区也有分裂的时候，先秦不说，秦汉以来的2200年，统一的时间约占一千四百多年，即三分之二。政治上分立的时期约占三分之一，不到八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夏金）。这种分立有核心地区内部的原因，也有民族斗争的原因，往往二者交织，但这种分裂只是政治上的分立，经济的联系始终不断，而文化上的割裂则从未有过。即使在这样的分立时期，人们的心态可能有正统和僭伪之别，但从来没有认为分裂是正常的，也从来没有自认为处于中国之外。人们总之力求统一，最后也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趋势，越到后来越强烈，最后600年的元、明、清三朝，尽管改朝换代，但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分立的局面了。统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有利还是不利，是一种起积极作用的因素还是一种起消极作用的因素，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欧洲不统一，分成几十个国家，调动了各地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春秋战国，出现了各国争雄、竞相发展、社会变革、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不管怎样，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今天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就是继承自历史上的统一的中国的遗产，特别是元、明、清的遗产。虽然由于近代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已经比18世纪乾隆时奠定的版图少了300多万平方公里了。这种统一的趋势，可以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反映出来。先看经济。以海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为主体的东亚大陆东部地区的经济有共同性，这里主要是平原、丘陵和部分山地，是个大农业区，地形不算险阻，交往方便，各地又有若干分工，逐渐形成一个大经济区，有时政治上南北分立，但经济上差别不大，往来也未断绝。这个经济区有巨大的实力，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比较繁荣、先进。这个地区的发展不仅相对地比较稳定，而且有发展余地，不仅支撑了国家政权，也有条件向外扩展，并且也吸引了周边地区和民族。再看文化。人口众多的汉族有共同的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举几个例子：祖先崇拜家族制度与浓厚的家土乡国观念，使汉族在时间上与地域上维系起来。汉字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单音独体，形音义有机结合，起源很早，一直延续使用下来，“书同文"对维系汉族的联系有巨大作用。西方拼音文字，看看就能拼读，这是它的优点，但也有问题，欧洲罗马以后的共同文字是拉丁文，与各地语言有别，各地语言用拉丁字母拼写出来，就成了各地各族的不同文字。结果跟中国差不多大小的欧洲有几十种文字，甚至一国之内，也使用几种文字，有的民族语言其实是方言，一拼音写出就成了一种文字。像早期的斯拉夫文是一种，把各地方言分别拼出来，就成了十种文字，再加上或用拉丁字母，或用西里尔字母，或用希腊字母，就更其复杂了。中国各地方言有时差别也不小，别处人听起来困难或者简直不懂，但写下来却全是一样的。成千成万的人语音虽然不一，但文字却完全能沟通，这对各地的联系与统一的趋势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儒家思想居于主流的地位，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形成了汉族主要的行为、关系的规范。儒家思想里当然也有排斥、独占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统一、宽容、和谐、启迪、协调的思想，而且用和平的、教化的手段来宣扬；儒家思想中也有消极、落后、反动的成分，历史上人们也往往是各取所需。统治者尤其如此。对儒家思想及其历史作用还须多作研究和深入分析，但是就其总的方面而言，这种思想是统一趋势的反映，也促进了统一趋势的发展。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究竟起什么作用可以讨论。但它是统一趋势下的产物，又有利于统一的形成与维系，应当是没有疑问的。第三，有丰富深厚的历史传统、积淀，但又具有并非停滞的发展趋势。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一下。长期的没有中断的历史，使中国的历史积淀非常沉厚。中国古代历史在这样沉厚的历史积淀中运转，量的累积较易实现，质的飞跃却比较困难。这使得中国历史发展呈现缓慢、甚至出现重复、循环等等表征。历史中的各种因素，经济的、阶级关系的、民族的以及其他一些矛盾着的因素，都有一种循环式的表现，而且往往在交互作用下同步或近乎同步，结果就形成了前述的那种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的脉动现象，其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重要王朝如秦汉、隋唐、明清的兴替。这种看似重复与循环的历史运动绝非是单纯的重复与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表面上似乎回到原来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发展、前进了。这里可从前面说过的情况中举几个例子。人口：从汉朝的6千万经过多次反复，上升到清朝的4亿。疆域：从汉朝的1100万平方公里经过多次反复，到清朝的1300万平方公里。核心地区：从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东南沿海以及西北、东北、西南。粮食亩产：从汉朝的140斤左右上升到清朝的250斤左右。商品经济：汉朝除了奢侈品外，只有少数日用品（如盐、铁）在大的地区范围内流通。政府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极强。唐宋时，日用品大的地方市场已经形成，政府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已经松弛。明清时，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全国性市场开始萌芽，政府对手工业商业的管制基本上取消，江南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族：汉代主要是在边疆地区与匈奴的关系。两晋南北朝时北方、东北和西部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权，但大多短暂而不稳定。宋时，北方建立了相对稳定而为时较长的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随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更统一了全国。从总的趋势看，中国的历史是发展的，不间断的。这与其他一些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它们有的已经消逝，有的全变了样，如古埃及之于今埃及、古希腊之于今希腊，古罗马之于今意大利，古两河流域之于今阿拉伯国家，古拜占庭、奥斯曼之于今巴尔干、土耳其，等等。这种历史的悠久传统、深厚积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的是根基深厚，源远流长，发展有所依傍，能承受重大的打击。不好的可能是陈陈相因，垃圾太多，积重难返，变革不易。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不是没有道理的。像美国，建国才二百二十多年，与中国相比，几乎没有历史，外来移民带来的是欧洲文化，凭借北美丰厚的自然条件，迅速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的惟一的超级大国，历史的包袱小，也许是一个因素。因此，我们应当为我国悠长的历史、古远的文化而骄傲，充分吸收其中优秀的精华，作为我们现代化的基础、出发点和材料，但又绝不应该把它当成包袱背上，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这里只说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些感性的、常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如果大体上能成立的话，我们还可以问：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这些关系的主从、层次、形式、交互作用又是怎样的？这些现象及关系之下，还有没有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这里所说的现象和关系，是不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的或特殊的一种表现？附记：这是一份讲稿，讲于1987年至1996年间。文中所用数据仅代表撰文时候的情况。摘自：《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95—229。宁可，1928年出生，1947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至2014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历史、史学理论、敦煌学、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担任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等社会兼职。著有《宁可史学论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和《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等。在《历史研究》《红旗》《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