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 | 南诏政权的统制与统合——以滇盐的历史发展为分析视角
摘要：汉代始置盐官管控滇盐，至南诏时期盐官久废，由此引发唐中央政府与南诏、吐蕃因滇盐而爆发战争。滇盐对南诏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民族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南诏与唐中央政府、吐蕃围绕滇盐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对于南诏的国家重构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对滇盐的后续发展及云南的经济社会进步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滇盐；南诏；唐王朝；吐蕃；博弈
张欣（1993-），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2019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境内井盐资源丰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云南人民就开始对省内的井盐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形成独特的井盐生产方式。从历史上看，滇盐对云南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南物产，锡、铜而外，当以盐为大宗。盐井遍于三迤，取用不竭，若加以人工之改进，实可以自给而有余”（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一[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43.）。关于滇盐，古时就有相关文献记载（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M].李希林，主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郭存庄，修，赵淳，等纂.(乾隆)白盐井志[Z].刻本，1758(乾隆二十三年)；参见朱霞.滇南盐法图：黑井的图形阅读与历史考证[J].云南社会科学，2010(5)：126-160.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对于滇盐盐矿的勘探、开采、汲卤、煎炼、盐法、榷税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记录，为后人研究滇盐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学者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陆续运用，滇盐研究的整体性成果开始逐渐呈现，这极大地推动了滇盐的相关研究（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陈然，谢奇筹，邱明达.中国盐业史论丛[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黄培林，钟长永.滇盐史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赵小平，肖仕华.八十年来云南盐业史研究综述[J].盐业史研究，2014(3)：140；谢本书.滇盐发展的历史特点[J].盐业史研究，1996(3)：20-23.）。与此同时，学术界围绕历代滇盐的盐政与盐法、盐税、盐工的生产生活状况、盐的生产技术及产运销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何珍如.康熙时期的云南盐政[M]//陈然，谢奇筹，邱明达.中国盐业史论丛.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501-517；何珍如.明代云南的盐政[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7(10)：85-90；刘建莉.试论清初云南盐政制度的演变[J].盐业史研究，2018(2)：35-44；杨卓如.明代云龙盐矿的开发与“改土归流”[J].大理文化，1982(1)：85-90；赵小平.略论清代盐税及其变化[J].盐业史研究，2008(4)：26-33；赵小平.清代滇盐的流通与运销市场的拓展[J].盐业史研究，2004(1)：29-33；黄培林.民国年间滇盐的产制管理[J].盐业史研究，1992(1)：47-50；苗成.民国时期云南盐工的生活状况[J].盐业史研究，1996(3)：59-61；赵小平.民国时期云南盐业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关系演变研究（1927—1937）[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14；马琦.清前中期云南盐税的定额、实征与奏销[J].盐业史研究，2018(2)：12-21.）。此外，学界对特定地区的滇盐开采及其影响方面也进行了专题研究（方国瑜对安宁一个地方性盐井的考究，窥探出滇盐盐井开发的大致情况(方国瑜.连然（安宁）盐井的盛衰[M]//方国瑜文集：第四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林文勋从诺邓井的开采、生产环节入手，深入探讨诺邓盐井的兴衰对诺邓村落发展以及以盐为中心的盐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林文勋.诺邓村：一个盐井村落的历史文化解读[J].盐业史研究，2004(4)：36-41)。赵小平认为，黑井盐文化集历史内涵、政治内涵、经济内涵、人文内涵于一体，是该地区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赵小平.云南黑井盐文化及其保护与开发[J].扬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04-111)。蒲培勇等从因盐而兴的黑井古镇入手，从历史原因追溯到黑井古镇的勃兴因滇盐的开发而出现，而古镇的衰败因滇盐绝产而引发(蒲培勇，唐柱.云南黑井古镇保护策略[C]//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2014：258-263)。胡月追溯石羊古镇勃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该地为“千年盐都”，该地产盐历史有千余年。后来，由于自身地理位置所限以及盐井数量有限，以石羊古镇为中心的白盐井始终无法与黑盐井在云南盐政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最终石羊古镇因盐而兴，也因盐而衰(胡月.白盐井与石羊古镇盐文化研究[C]//盐文化研究论丛：第十辑.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130-141)。此外，对其他盐井，学界也进行过探讨，此处不一一赘述）。虽然关于滇盐的研究在近几年成果斐然，但是，就研究时段来说，多集中于明清和民国时段，明之前的成果非常少，尤其是关于南诏时期滇盐的研究更是缺乏。我们知道，盐是事关国计民生的一项战略资源，历史上围绕滇盐，唐中央政府与南诏、吐蕃三方势力在事关财政、军事、民族关系等多方面进行过一系列博弈，并对滇盐在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南诏时期滇盐的生产及其各方势力围绕其进行的博弈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滇盐产区的分布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位于云贵高原之上，特殊的地质条件，使得该地区井盐资源非常丰富。据史料记载，云南井盐开采的历史已经长达两千五百多年，产盐历史悠久。
关于滇盐，西汉时“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开……连然（今安宁），有盐官。俞元，池在南，桥水所出，东至母单入温，行千九百里。”（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01.）汉武帝时期，中央政权就开始在益州郡的连然井（安宁井）设置专门管理盐务的盐官，其更深层原因是为控制该地区盐利，进而稳固汉中央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东汉时，永昌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94.）。而当时哀牢地区就有滇盐产区——比苏县，比苏县在东汉时期的永昌郡，是滇盐的重要盐产地（李正亭.滇盐与明清社会经济述论[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2：2.）。魏晋南北朝时，“晋宁郡，本益州也……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郡土（大）平敞，（有）原田，多长松，皋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393-394.）“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399.）除安宁地区的盐井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开发外，还出现“南广县郡治，汉武帝太初元年置，有盐官（今云南盐津，唐设盐泉镇，民国设盐津县）”（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422-423.）等盐产地。总体来看，经过历朝对滇盐产区的逐步开发与管理，到唐代前夕，滇盐的开采已渐趋成熟。
唐代，滇盐的盐业资源被大量发现并开采。在这一时期，滇盐产地形成了著名的唐代六井——黑盐井、白盐井、琅盐井、丽江井、老姆井、弥沙井（赵小平.云南黑井盐文化及其保护与开发[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104.）。另据《蛮书》记载，当时“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升麻、通海已来……唯有览赕城内郎井盐洁白味美……泸南有美井盐，河赕、白崖、云南已来，供食。昆明城有大盐池……东蛮、磨些蛮诸蕃部落共食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敛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讳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4-190.）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西南地区的安宁、览赕城、泸南、龙怯河、敛寻、剑川、丽水城、长傍等地都出现了盐井。除上述几个地区外，当时滇南地区也有盐井。据樊绰的记载，“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六：云南城镇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在此地区产盐，其最著者，景谷之益香，抱母、普洱之磨黑、石膏、易武，孟腊之磨歇、磨龙、磨桂、磨酣、磨丁诸井盐区。所谓'盐井一百来所’，即在此地区。”（方国瑜.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2：487.）这说明当时整个滇南地区的盐井分布已十分广泛。
综上所述，从汉至唐，滇盐产地数量呈现逐步增多、空间范围逐步扩大的趋势，即由汉代的连然、比苏地区扩大到唐代的开南城地区，由滇中、滇西扩大到滇南地区（李清清.唐代西南地区盐的产销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D].重庆：西南大学，2010：13.）。这为历代滇盐的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滇盐的生产
滇盐因为产于特殊的地理地貌，其生产必须要经过“开井、汲卤、煎煮”等步骤。要想生产出丰富的井盐，寻找卤水丰富的地方作为开井的井址是第一步。早在远古时期，云南就是一个凹形内陆湖，随着地壳运动的变化，内陆湖不断下沉，使富含盐分的矿物质不断下沉积淀，最终形成“内陆盆地，深层卤水补给”的盐类矿床（董咸庆.云南食盐产地沿革与变迁[J].盐业史研究，1986：125.）。正是这种特殊的地质因素为滇盐的开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尤其到唐代，滇盐开采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据相关历史记载：“唐有李阿召者牧黑牛，饮于池，肥泽异常，迹之池水，皆卤泉，报蒙诏开黑井。”（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一[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44.）“蒙氏时，杨波远骑青牛，号神明大士，能知盐泉，黑井波远所开”，“天竺摩耶提国阿育王，有神明大士者，能知盐泉，王命开之，当骑青牛随一犬白色”（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M].李希林，主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22.）。关于黑盐井的形成，不同史料记载有不同的说法，但相同点是，黑井的发现都与牲畜有关，牲畜利用敏锐的嗅觉发现盐井所在地。这虽然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是一次偶然的放牧，人们便发现了黑井，证明滇盐卤水之浅。据《禄丰县志》记载：“黑盐井处于构造峡谷地带，原处于一片咸水湖，后来沉为岩盐，到远古时代盐水溢于地表，因此4000多年前的彝族人开始采食该地浅层地表盐水食用。”（云南省禄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禄丰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79.）时至唐代，“黑井已开，且有井名”（黄培林，钟长永.滇盐史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5.），黑井正式被大规模开发。而白盐井的开凿也与牲畜有关，“有羝羊石，蒙氏时有女牧羊于此，一羝舐土，驱之不去，掘地得卤泉，后讹为白盐井”（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一[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45.）。白盐井因羊而被发现，因羊而出现石羊镇之名。
通过上述资料的记载，发现古时滇人在选取开井位置时，在没有先进勘探设备的支持下，对于盐井位置的确定带有一定运气成分，其利用牲畜敏锐的嗅觉，确定卤水丰富的开井位置。这从侧面证明，正是云南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井盐生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因此，王守基认为：“滇蜀之盐，皆产于井。蜀井凿于人，滇井则成于天焉。”（王守基.盐法议略：云南盐务议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1：78.）
在开井位置确定后，下一步骤便是取卤。在云南地区，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云南井盐生产技术发展缓慢。在唐代之前，云南盐井的取卤方式主要还是就近挖坑积卤，以瓦罐、牛皮兜、水桶提运卤水；到唐代，据《蛮书》记载，安宁井属于直井，采用辘轳提升卤水，其余的属于斜井，用人力背运，或用竹竜汲取（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97.）。竹竜，俗名唧卤筒，每井视深浅配竜若干具，每具配竜工1名，用手拉竜杆，卤水即唧入竜内，从上端涌出，储于水套（池），再汲一竜，将水套中的卤水如法拉汲，如此各竜相接，将卤水提出井外，然后架竹、木枧槽将卤水导入卤池，再背至灶房备煎（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97.）。卤水提取后，开始进行煎盐。滇盐成盐主要
有两种方式：第一，最原始（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方法，将炭烧红，将卤水泼于炭上，蒸发水分后刮盐取食，因盐的色泽呈褐色，俗称“鸡粪盐”。第二，采用采薪砌灶的方法，以铸铁圆锅或者桶锅煎盐，成为云南特有的圆形铁锅盐和块盐（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98.）。唐代，滇盐成盐主要采取“柴薪煎盐法”。据史料记载：“昆明城有大盐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贞元十年（794）春……蛮官煮之如汉法也。”（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9.）只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依然食用最为原始的“鸡粪盐”，致使其产盐量不高，盐品质也不纯正。直到唐代末期，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的制盐工艺传入云南，滇盐生产技术才逐步得到改进。
随着煎盐技术的进步，滇盐产量开始逐步提升，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滇盐贸易范围的扩大，“升麻、通海已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惟南诏一家所食取足外……长傍诸山皆有盐井，当土诸蛮自食”（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9.）。“泸南有美井盐，河睒、白崖，云南以来供食。”（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盐务考三[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06.）产出的滇盐除供应当地民众外，还被运往西南边远少数民族聚集区，成为当地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
滇盐在当时除了满足各个民族自身需求外，还被当作一种交换标准进行货物交易。“其盐出处甚多，煎者则少。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0.）据赵小平先生考证，这是滇盐充当货币的开始，滇盐成为盐币，被当作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尤其在滇盐产区的云南地区，盐币使用较为普遍（赵小平.历史时期云南盐币流通探析[J].盐业史研究，2007(2)：13-19.）。此种说法具有一定道理。除此之外，这也是滇盐开始标准化生产的体现，以特定的重量（以颗作为交换单位）来规定交易的标准，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何尝不是一种便利的交易方式（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2)：14.）。这从侧面说明，随着唐代滇盐产量的提升，滇盐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显现，继而为后来南诏、吐蕃、唐中央政府在滇盐产区的争夺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通过对历史时期滇盐开发的梳理，在古代（尤其唐代），滇人在西南地区不断开井、汲卤、煎盐，使唐代滇盐产量较以前有很大提升。尤其唐代时期南诏对于滇南盐井的开发，是滇盐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张学君，张莉红.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续篇[J].盐业史研究，1997(3)：14.）。
因盐而引发三方势力的政治博弈
唐代，对于边远少数民族的控制，唐中央政府一般采取羁縻政策，即任用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当地主要官员。但是，在西南地区，唐中央政府一改原先的羁縻政策，不惜破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原有的友好关系，派遣流官以及军队强力渗透该地区。唐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对西南地区采取与其他边远地区不同统治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滇盐生产技术的进步，滇盐产量大幅提升，滇盐盐利在各方的财政收入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南诏、吐蕃、唐中央政府三方势力无论任何一方控制了滇盐盐业资源，其高额的盐利收入则会对其财政以及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构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故此，滇盐盐业资源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开发后，唐中央政府与南诏、吐蕃围绕滇盐展开了一系列斗争。
在唐中央政府向四周进行控制的同时，在西南地区相继兴起南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唐中央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地区，于唐武德四年（621）设立姚州，归属剑南道；麟德元年（664）唐中央政府“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6：6454.）。从历史地图上看，唐中央政府设置姚州的地理位置及姚州都督治所正处于白盐井所在地，而且治所的控制范围也将黑井和琅井囊括在内（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2)：12.）。从盐井的位置来看，这些盐井正好是南诏、吐蕃少数民族政权赖以生存的重要根基，这些盐井所带来的盐利收入事关少数民族政权的财政和民生稳定。
因此，通过唐中央政府选择姚州作为都督治所的目的来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欲控制治所周围盐井所带来的丰厚盐利，继而强化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但唐中央政府的势力范围仅仅局限于姚州治所的周围，对于盐井的控制则无法企及，重要的盐场则被南诏所控制。唐中央政府面对在西南地区进驻不利的局面，一改派遣流官和设置治所控制该地的办法，而改为派遣军队强力占据的强硬手段。
据史书记载，面对唐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进驻的不利局面，张柬之在神功元年（697）上书武则天，陈述控制西南地区对于大唐帝国进行国家重构的重要性：“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绝域荒外……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乃收其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自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则前代置郡，其利颇深。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痛惜之。”（刘昫.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939-2940.）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南地区的盐利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蜀汉政权，在国家重构过程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柬之面对西南盐利无法汇集到唐中央政府的局面而感到深深惋惜。
神功二年，张柬之再次给武则天上书道：“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嶲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悉废，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往来。增嶲府兵选，择良宰牧以统理之。臣愚将为……则天不纳。”（刘昫.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941.）张柬之请求废除姚州治所，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希望唐中央政府派遣官员以及军队直接控制该地，相应地控制该地的盐利，充实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此建议并没有被采纳。随后又有大唐官员上书：“如若每年差兵五百人募守……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请罢兵戍姚州疏[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09.）因此，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姚州治所内的白盐井和黑盐井以及其他盐井产盐之利，可供唐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所有军政开支。
时至玄宗朝，唐中央政府改变前期在西南地区的控制政策。唐天宝八年（749），“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本定疆界在安宁。”（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9.）玄宗命何履光控制安宁的重要原因在于“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上：南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70.）。而当时南诏也主要依靠安宁城内的井盐来控制境内以及周边民众，因此，唐中央政府想要进驻西南地区，首先必须制服南诏，制服南诏的首要条件便是控制其境内上关国计、下系民生的盐业资源。因此，“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上：南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70.）。而唐中央政府对安宁及周围盐业资源的争夺，引起了南诏的恐慌。安宁井对南诏非常重要，“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9.）。其所产的盐以及盐利，事关南诏境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政权稳定。据《南诏德化碑》记载，“安宁雄镇，诸爨要冲……盐池鞅掌，利及牂牁……”（南诏德化碑[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08.）。因此，唐中央政府对安宁的进占引发了南诏的强烈不满，南诏面对唐中央政府的军事压力，立即作出军事回应。
天宝九年（750），“阁罗凤袭云南王……因发兵反攻，攻围虔陀，杀之……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嶲州……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十二年，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宓复败于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昭蛮[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0-5281.）“安宁遂没于南诏。”（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一[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44.）南诏通过一系列军事反击，将唐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驱逐出安宁以及周围地区。到代宗广德二年（764），“东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汉城……安宁镇，去柘东城西一日程，连然县故地也”（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六：云南城镇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6.）。南诏将安宁这一产盐重镇牢牢控制在其手中。
南诏通过与唐中央政府一系列的军事斗争，最终将唐中央政府势力驱逐出姚州都督治所的控制范围，重新将安宁及周围的产盐重镇控制在其手中。而南诏与唐中央政府之所以围绕安宁进行重点争夺，是因当时云南整个产盐区有“盐井四十余所，惟姚州白井、威雄黑井最佳”（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史部：地理类[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84.）。而当时白盐井以及黑井都在安宁的控制范围，控制了安宁则控制了云南境内主要的盐产区。因而，通过南诏与唐中央政府在安宁以及周围的军事博弈，侧面证明了滇盐对于双方在西南地区进行统治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唐中央政府在该地区改变原有的统治政策，不惜通过军事斗争与南诏争夺盐产地的重要原因。
在与南诏争夺安宁盐产区失利之后，唐中央政府又转向与吐蕃争夺滇西北盐井。唐中央政府汲取与南诏军事斗争的教训，不与吐蕃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玄宗开始利用南诏与吐蕃之间在盐井问题上的冲突，想要坐收渔利。唐中央政府“以夷制夷”的思想在玄宗颁发给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的敕书中显现无疑：“吐蕃于蛮，拟行报复；又嶲州盐井，本属国家，中间被其内侵，近日始复收得。卿彼蕃落，亦应具知。吐蕃唯利是贪，数论盐井……今知其将兵拟侵蛮部，兼拟取盐井，事似不虚……嶲州相去，道里稍远，若有惊急，复须为援……卿于国尽诚，在边为捍，委寄得所，朕复何忧。”（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25.）唐中央政府希望借助南诏牵制吐蕃，在南诏与吐蕃争夺滇西北盐产区两败俱伤时，唐中央政府便可趁机掌握滇西北的盐业资源，并借助滇西北的盐业资源步步为营，逐渐与南诏、吐蕃在西南地区展开下一轮博弈。但面对滇西北丰厚的盐利资源，南诏意识到该地区盐业资源对其向北进行势力扩张的重要性。“贞元十年（794）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9.）滇西北的盐业资源反而被南诏牢牢控制。
由此可见，在唐中央政府、南诏、吐蕃三方势力围绕盐井所进行的军事博弈中，南诏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南诏通过各种策略几乎整合了滇中、滇东、滇西北的全部盐业资源。南诏大范围控制滇盐，激起吐蕃的强烈不满，南诏借助滇盐日益强盛，吐蕃更加意识到控制滇盐对于压制南诏的重要性。因此，吐蕃“欲悉师出西山、剑山、嶲州以绝南诏”（六诏第三[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5.）。而剑山、嶲州正是滇盐出产的重要地域，尤其是嶲州，因为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更是双方再次争夺的重点。
因此，唐中央政府、南诏、吐蕃三方势力在西南地区不断进行争夺，而争夺的地域正是滇盐重要的产出地。总之，在最终角逐中，南诏趁机整合滇中、滇南、滇西北盐产地，借助滇盐进一步强化对辖区内民众和周边民族的控制，南诏政权由此开始逐步走向强盛。
因盐而日益强大的南诏政权
在南诏整合滇中、滇南、滇西北的盐业资源后，对内进行国家构建，对外进行国际贸易，国力逐步走向强盛。
南诏控制滇盐产地后，滇盐的生产进入全新时代。南诏开始重视各盐产区的盐井，甚至投入力量保护盐井不受破坏而影响生产，与此同时，加大对滇盐的垄断：“南诏览睑井产盐，最鲜白，惟王得食，取足辄灭灶，缄闭其井”（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盐务考三[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06.）。
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在南诏垄断滇盐的生产与分配后，周边民众想要获取食盐，必须向南诏臣服或者与其进行贸易。借此资源，南诏在进行外交或者贸易之时，将会掌握绝对话语权。当时“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0.），而安宁地区的井盐被南诏所掌握，诸爨蛮为获取食盐，不得不臣服于南诏，南诏借助滇盐掌握对周边民族的政治话语权，并开始逐渐控制周边民族与疆域。“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六：云南城镇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南诏牢牢控制境内的盐井，通过在有盐井的地方设置城市，甚至派遣管理人员。而这些因盐设置的城市成为南诏控制周围少数民族的重要据点，并通过一个个因盐设置的城市，南诏逐渐控制城市所能辐射的疆域：如南诏通过其控制的“乌德井”（今属老挝）向周围的哈尼族、基诺族和傣族供应食盐（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2)：14.）。南诏通过掌控食盐而控制周边民族与疆域。
滇盐在南诏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张学君、张莉红考证：唐代滇盐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产品，滇盐的发展成为构建南方丝绸之路上川滇食盐贸易的重要推手，尤其在7—12世纪，滇盐能够较快发展，一个原因在于四川食盐因人口长期持续增加而出现短缺，故在唐代除了江淮盐、河东盐输入四川之外，滇盐也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川南一些地区（张学君，张莉红.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续编[J].盐业史研究，1997(3)：15-16.）。另一原因则在于，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食盐税收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滇盐的自由贸易，为滇盐入川提供了外部条件。当时南诏对于境内广大滇盐盐井“敛寻西北有若邪井、讳溺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盐务考三[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06.），采取“未经榷税”（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盐务考三[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06.）的政策。
在“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大背景下，唐王朝在“平叛”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无疑成为第一要务。在田赋、商税因战乱而遭受破坏之时，作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盐，成为唐王朝下一步征税的主要对象，通过“榷盐”征收盐税成为唐王朝重要的财政支撑，出现“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第五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17.）的现象。因此，第五琦在唐王朝控制的盐区实行榷盐法，采取官运官销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吉成名.论刘晏盐法改革[J].盐业史研究，2002(4)：26.）。
但在西南地区，南诏对境内的井盐采取“大都循用税法，听民自煎自卖”（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盐务考三[M].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14.）的政策，滇盐在南诏政权的庇护之下逐渐发展。在唐王朝将“榷盐”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实行时，西南地区的滇盐当然也成为其想要控制的资源，因此在西南地区相继与南诏、吐蕃针对滇盐产地发生一系列斗争。但从更深层次去看，唐中央政府对于滇盐产地的争夺是想要通过控制滇盐盐利，一步步蚕食掉南诏对于云南地区的食盐销售网络，进而控制整个云南地区（张海超.试论南诏大理国的盐业与国家整合[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2)：13.），从而削弱南诏，并将唐中央势力扩展至西南，逐步重振昔日的“大唐雄风”。但事与愿违，由于南诏在军事博弈中占据优势，控制大量滇盐产地，并采取“与民共享”的食盐政策，相比于唐中央政府的“榷盐”，南诏政权赢得了下层民众的支持，这成为南诏政权得以强盛的民众根基。
在南诏针对滇盐实行“听民自煎”的政策之后，民众开始依盐而生。由于南诏时期，滇盐的生产主要采取“柴薪煎盐法”，此种煎盐法促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新的行业分工，有因煎盐而形成的煎盐工，有因专门提供柴薪而出现的采樵工（赵小平，张惠，余劲松.盐与云南市镇发展关系研究[C]//盐文化研究论丛：第十辑.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42.）。在滇盐产地出现“无地不盐烟，无民不樵薪”（周慎.全蜀艺文志：卷十：云安监劝学诗[M].刘琳，点校.北京：线装书局，2003：109.），“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杜甫.负薪行[M]//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2335.）等现象。由于滇盐的开采，云南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出现“皆煮卤代耕，男不耒耜，女不杼轴；富者出资，贫者食力，胥仰食于井”（滇南志略[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37.），“男不耕女不织，饮食日用视其井水煮盐，上以输课，下以资身”（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M].李希林，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115.）的景象。
与此同时，伴随南诏时期滇盐的开发，兴起一批因盐而勃兴的市镇。在南诏对于滇盐进行开发之前，在西南地区较大的城市多是羁縻州府治所所在地。但随着民众对滇盐的开采、提炼以及运销，在西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因盐而成名的城市，“安宁雄镇……盐池鞅掌……城邑绵延……势连戎、爨。乃置城监，用辑携离。远近因依，闾阎栉比……次昆川，审形势……十四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南诏德化碑[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80-381.）由此可知，安宁、昆明城的繁盛都与滇盐在南诏时期的大力开发有着密切关系。
结语
滇盐在唐代成为南诏、吐蕃、唐中央政府三方势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博弈资源。盐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第五[M].长沙：岳麓书社，2002：131.）哪方势力控制了盐，内则可以控制民众，统合与控制该地区；外则可以与其他政权分庭抗礼。因此，在西南地区，由于南诏最终控制了滇盐，对该政权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是南诏时期对于滇盐的开发利用，伴随滇盐开发而出现的盐币、滇盐的入川、因盐而设城的安宁、昆明城等，对南诏的国家整合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云南后来的文明进程埋下了伏笔，同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元、明、清以至于民国时期滇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