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明熲 || 序二：为君持酒劝斜阳，一襟豪情留晚照——忆谢天振

序二

为君持酒劝斜阳，一襟豪情留晚照

——忆谢天振

◎柴明熲

今天是10月25日，重阳节。我们学校一直有重阳敬老的传统，前天，学院请退休老师座谈欢聚，然而，学院的奠基人之一谢老师却不在了；也就是在同一天，我和《东方翻译》编辑部的老师一起，讨论改定了谢天振教授纪念专刊的编辑计划。昨天，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成立；今天，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和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相聚上外，共同举办2020年的年会和理事会。谢老师的照片，在屏幕上陪伴着大家。

一次次本该相聚的时刻，谢老师都已不在。我们高翻学院的年轻人，包括我们《东方翻译》的编辑们，大家都知道我的心情：谢老师逝世以后，我一直很难坐下来写有关他的回忆文章——因为回忆的过程对我来说过于痛苦；思前想后，千言万语，却又难以言表。

然而，今天经历了两个学会相聚的盛况，我心中却又为他感到由衷的欣幸。就如许钧老师所说，谢老师以他一生的奉献，奠定了我们的翻译学科，学科从当年相对比较单薄的力量，终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目睹学界他的朋友、同事、学生、后辈对他的深切缅怀，我深感有必要将我所了解的谢老师的一生，呈现给大家。

柴明熲教授于2020年重阳节追忆谢老师

我和谢老师的关系要追溯到我们的年轻时代。他进校读研究生时，我已经毕业留校，成为一名年轻教师。当时，我的指导老师要求我跟研究生一起听课，我们就从那时开始交往。虽然我后来是在国外拿的学位，但在国内时也跟着他们这批恢复高考和考研招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一起听课，我们相互切磋学习，也一起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专家的指点。

谢老师研究生毕业以后，留在学校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开始了研究工作。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建立学科梯队。我们作为年轻的梯队成员，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时有一个惯例，所有年轻老师每年都必须在学校做一次汇报，无论是在学术、教学，还是专业实践领域，任何贡献和思考，都可以汇报。我由衷希望这种传统还能继续下去，不要仅仅以期刊文章、科研项目等指标来评价年轻人的贡献，应该全方位衡量和评价一个青年教师，让他讲述自己在各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自己的思考，并通过这些思考发现新的人才。我当时就发现，每年汇报会的时候，谢老师都会拿出自己的全新想法。他从年轻时开始，一直到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奉献了他的毕生精力，在比较文学和翻译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思考，这已成为他这一生一以贯之的志业。

我和谢老师从年轻时一起走来，一直走到他生命的最后。除了在医院最后的探望，我和他的最后一次告别，是在今年放寒假之前，那天我们还在办公室交流。我们两人，还有宋炳辉教授，大概是当时碰头最多的，一起讨论他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哪些书还要出。当时已经快放寒假，很多人都不来学校了，有很多老师的家乡不在上海，都回家了。但我们还是会不时打个电话相约——

“来不来？”

“来。”

“喝咖啡吗？”

“喝咖啡。”

这是我们在高翻学院共事后形成的习惯，只要我跟谢老师在学院，每天上午10点左右，都会在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一起喝咖啡。在此我要回溯的许多事情，都是在一次次喝咖啡的过程中讨论和酝酿的。从年轻时的切磋与交往，到今年寒假前的最后一杯咖啡，我就这样见证了谢老师的一生。

回首谢老师这一生，有些事情大家知道，有些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想用8个字、从4个方面，来总结谢老师的一生。首先当然是“研究”，他一生都在研究，从未止歇。第二是“教学”，作为一位老师，他永远忘不了一名教师的职责——他要教学生、教年轻人、教下一代。第三，他不光是教学，他还“提携”，受益于谢老师的年轻人何其之多，他为大家做过什么，和大家交流过什么，他传承了怎样的思想，大家一定都铭记在心。第四就是“奉献”，他奉献了他的一生，促成了学科的发展、人才的成长，以及研究的推进。

对于谢老师的学术研究，大家都较为熟悉；从年轻时的科研汇报会，到长期共事以后的“咖啡时间”，老谢所有的研究工作，我更是清清楚楚。但他有一项“研究”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就是他在我的帮助下学会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发现计算机输入文字比较方便，就想购置当时比较流行的80286的机器。因为我在国外留学时曾经学过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他就向我请教。我说，你必须要学会用计算机，不过不要用286，要用386的机器。这样，我为他组合了一台很好的386电脑。但是，在学习输入法时，谢老师又遇到了困难，因为他讲话时浙江口音很重，普通话讲得不太好，所以不能使用拼音输入法。那他怎么办呢？我替他装上了五笔字型的输入法。谢老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研究和学习五笔字型，终于非常熟练了。到后来，他的计算机输入比我还快，因为他熟练使用五笔字型，可以简化输入。直到最后，他所有的输入都是用五笔字型。所以，谢老师不仅专注于研究学问，对于学术研究所需的辅助工具和技能，他同样研究很深，而且非常有毅力，只要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就会一生坚持。

在教学方面，谢老师推动了很多大事的进程。大家都知道，翻译学科的建立，离不开谢老师的大力倡导和推动。谢老师最早指导博士生是在复旦大学，那时，我们学校没有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博士点。谢老师希望有更多的学生从事翻译研究，就想建立一个专业教学实体。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上外高翻学院的创始人，其实高翻学院的最早雏形是谢老师构想和提出的。1998年，谢老师就向学校提出建立高翻学院。当时已经开始了筹建的进程，他把我吸纳进筹建组的专家班子，我们进行了好多讨论。但非常可惜，因为学校领导的人事变动等原因，谢老师的这次筹建没有成功。后来，整整过了5年，到了2002年，这时谢老师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不能再牵头建立高翻学院，但我们志同道合，还是想推进此事，就进行了第二次讨论和筹建。2003年，上外高翻学院终于建成，这其中仍有很多谢老师的贡献，他是高翻学院最早的创始成员之一。

2003年建立高翻学院，是否我们就达到了最高目标？显然不是，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事业还在不断往前推进。首先是学术方面的推进，我们要在更广阔的空间交流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除了推动大陆学术界的交流，还想要建构两岸三地的学术讨论平台。2005年，上外高翻召开了首届“两岸三地中华译学论坛”，会议由谢老师主持。当时谢老师召集了很多学者参会——今天活跃在我们各大译学交流平台的很多学者，都曾出席当时的论坛；而有些学者已经离开了我们，比如浸会大学的张佩瑶教授。

正是在2005年的两岸三地译学论坛上，时任广外高翻学院院长的仲伟合教授提出了建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的计划。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一构想，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定全力推进这一构想的实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启动了MTI的相关工作。经过2006年整整一年的努力，经历了多次设置论证会，国务院学位办于2007年批准设置了MTI专业。

就在紧张论证和申办MTI的进程之中，另一件大事也被提上了日程。2006年，在上海进行的口译服务标准审核工作结束后，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设宴款待审核组专家，主宾为唐闻生，参加者有黄友义、姜永刚、戴炜栋、曹德明和我。我在席上向王部长提出，上海历来为翻译和文化交流的重镇，但缺乏翻译研究、宣传和行业交流的平台，除了由《上海科技翻译》发展而来的《上海翻译》，还应另有一份立意高远、覆盖面宽广、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期刊，发挥上述交流平台作用。唐闻生对此非常认可。王仲伟也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当即提出期刊可命名为《东方翻译》。我回学院后马上和谢老师商量，就此开始了《东方翻译》的创刊筹备工作。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也为刊物提出了建议，如《口译》（Interpreting）杂志的波赫哈克（Franz Pochhacker），他很认同我初拟的刊物英文名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心。中、英文刊名确定后，我和谢老师就开始了更为具体的讨论。

《东方翻译》于2007年申报，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在2009年得到新闻出版署的批复。这期间，谢老师曾去北京的301医院，看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创始人季羡林先生，并请季羡林先生为即将创刊的《东方翻译》杂志题写刊名，这也是季羡林在世所题的最后一个刊名。谢老师承诺他，我们《东方翻译》的第一本创刊号肯定会赠给他。但非常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批复时间较晚，我们在2009年9月创刊，季羡林先生在7月份已经离开了我们。谢老师对此一直感到非常惋惜。然而，许多事情，并非人力可以掌控。

上述会议的召开、期刊的创建，归根结底，是谢老师希望为翻译学界的年轻人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这就讲到了谢老师一生的第三个方面——“提携”。谢老师一直在提携年轻人，比如今天召开理事会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就是谢老师创建的。学会创建时间是1994年，也就是北外译训部转为高翻学院、北外高翻正式成立的那一年。那时，翻译学界出现了许多标志性事件，预示着学科将来的大发展。谢老师成立翻译研究会的初心，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志于翻译研究的年轻人有一个平台可以做学术交流。因此，最早参加会议的，许多是谢老师的学生，后来渐渐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参会。

如今活跃在翻译研究界的优秀学者，许多都是谢老师的学生，或者曾向他请教；有很多人也听过我的课，是我和老谢两人共同的学生。我们两人喝咖啡时无话不谈，其中有一项永无止境的讨论，就是找出每个年轻人的长处，发挥他们最大的优势。大家都知道，谢老师非常了解不同年轻人的特长、特点。因为我长期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当时是上外高翻学院院长，他很希望我能找到一些人、物色一些人，把他们提拔起来，共同推进我们的事业。为此他提出过很多建议，我也都非常赞同。谢老师这种提携后学的拳拳之心，一直都未曾改变，相信许多年轻人都对此深有体会，也铭感在心。今天会议上，在明建校长播放谢老师照片幻灯时，我已经听到了哭泣的声音。但我想，今天不是我们哭泣的时候，我们要继承谢老师的遗志，多思考怎样推动专业的发展，为我们的专业服务，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关于谢老师，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奉献”，他的研究、教学、提携，其实无一不是奉献。而特别令我敬佩的，是谢老师在退休之后，还做出了一生中最后的奉献。自2015年开始，谢老师在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讲席教授。广西民大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持对象，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点，包含了所有东盟语言的教学。谢老师为了响应国家战略需要来到这里，全力帮助他们提升翻译学学科的质量。此时，谢老师已经年逾古稀，虽然他感觉身体很好，但实际已非常劳累。我们坐飞机都是经济舱，以谢老师的年纪来说，乘飞机到广西，一次行程就是3个小时，其实相当辛苦。还好由于乘飞机较多，谢老师持有东航的银卡，每次出行可以在机场贵宾室稍作休息，否则真会疲惫不堪。事实上，当他从广西回到上海，有时会说，“还是感觉有些疲劳的”。谢老师身体底子好，意志力特强，他说出这句话，就说明他已经很疲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为了整个翻译学学科的推进，奉献了他的一生。

许多人不理解谢老师，认为他晚年这样奔波，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但我想说，只要了解他的人就会明白，就个人的发展而言，他已别无所求；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对个人名利已无所求，只盼望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能得到蓬勃的发展。他正是为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他毕生的贡献。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装车、装货的人，又是一个推车的人。用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革命话语来描述，“淮海战争的胜利，是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今天的翻译学科，也是因为有那么多推车的人，把它推向了前沿，使我们的翻译学科有了今天。我衷心希望，明天靠我们年轻一代的推车人，能把它推到更高的一个学术平台、专业平台。

谢老师生前最后担任的工作，也包括《东方翻译》的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他为《东方翻译》的发展殚精竭虑，付出了许多心血。编辑部全体老师对谢老师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以这本纪念专刊追忆谢老师，向他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2020年重阳节

◎柴明熲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东方翻译》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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