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张大志

关于高考，所有过来人对其是又爱又恨，爱恨两茫茫。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子弟，这是他们洗净脚上的泥巴，跳出农门走入城市的最佳选择，这其中就包括我在内。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以为高考考察了我最真实的能力，我至今也没弄清与我同场竞技的对手都是何方神圣。培云兄曾这样评价“科举制近亲”——高考：一是考察人的忍辱负重的能力；一是考察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仍有其他可被信赖的出路。由此观之，高考更像是一个国家社会与政治的整合器。

今天上午，程志理先生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关于“2017年浙江警察学院提前本科政审分数线表”的图片，我瞟了一眼，并没在意。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录取分数线的设定与往常没有任何区别，无非是按地区对考生的前途排排坐。当我再回头看群里的讨论时，我才发现，他们讨论的话题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当我再次仔细看图片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原来浙江警官学院在全省11个地市中对男女的政审分数不一样，女生的分数明显高出男生一大截。从整个浙江省来看，男生的平均分数为550.65分，女生是588.08分，相差几近40分。

这一刻，我深感自己的孤陋寡闻：我原本一直以为高考录取线是按照地区和户籍在划分数线的；我原本一直以为在分数线面前，同一个地区的男女是平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出乎我的预料，但作为一种高考录取形式，它必然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去说服千万考生。否则，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近身肉搏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别人的铺路石。

为何一直备受照顾优待的女性在此刻在分数线面前彻底实现了“女尊男卑”？为何警官学校的录取模式与普通高等院校不同，依据在哪里？很明显，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助于改变高考的录取形式，也无助于改变为女生伸张正义。但作为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这种追问却有助于我们去深思“高考中的身体”这一话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警员和军人的比例普遍偏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职业蕴含着高风险，有时候必须是用身体去制服或摧毁另外一具身体。这种建立在身体生物优势基础上的职业，对从业者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高。而从生物属性上说，从力量、速度、爆发力等最基本的身体素质来看，女性的身体都远逊于男性。所以，一般会认为女警在体力上相对弱，在和男性犯罪嫌疑人对抗的过程中较危险，女警一般从事内勤工作。从这个比例看，大概可以解释录取分数线的差别（程志理语）。录取分数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男女“体力”与警察职业匹配度的深层差异。

对于此事，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考量外，我们或可用戈夫曼的一本著作的名称进行解释——“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当然，这里的目光并非直接扫射在女性身上，而是通过教育中的话语权力投射在女性身体之上。虽说我国自民国时期就实现了男女同校，遵循同样的国家教育章程，接受同样的人才培养规格，但现实社会并没有实现学校教育与用人体制的无缝对接。男性与女性在实际求职中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说是性别歧视。这种出于对女性保护的举措，到底是对女性的优待还是男性的傲慢？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在女权运动中蕴含着浓浓的政治色彩。男女平等的生物学依据竟然是男女不平等。

与男性相比，女性一直都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出现，是被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第二性”。长期以来，这种性别偏见以“自然的”形态保持长盛不衰，人类的许多行动都可以被纳入此等范畴。“这些范畴不仅由话语创造，还通过指涉相似性与区别性的身体惯例而表现，通过我们在其中穿行的性别空间而上演，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性别物品而演示，通过穿着、注视、说话、接触和移动的性别方式而实施。在浴室、商店、汽车和生活选择中，我们仍旧持守性别之门。”无独有偶，这种性别之门在教育中仍然是半开半掩，门内外呈现出不同的身体风貌。从学校教育来看，许多专业（文秘、护士、财会、幼师等）被深深打上了女性气质的烙印，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也都认为理所当然。可以说，在两性共同编制的世界里，许多男性认为自己就是整个故事，女性只是个变量，是故事里的客体或支持角色。

高考，是现代社会对荐举制、科举制等人才遴选机制的提档升级，最终指向人才的考察与选拔，事关国家前途与个体命运，容半点马虎不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赛事中，如何构建一个不再以权力的平等而是以性别的权益为焦点的选拨机制，弱化以“男性”来代表整个教育话语系统，不仅可以不再背负涉嫌女性歧视的污名，更加可以发现与保护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